中央美院美术馆（原名中央美院陈列馆）为北京市最繁华的商业地区增添了一笔浓重的文化色彩，显示了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重。它曾两次险些遭遇砸毁、拆除的噩运，直到最近才被有关部门明令作为有文化价值的建筑物保存。其上的浮雕带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于同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雕塑艺术的代表性作品，却被当代美术史所忽略。

    浮雕带出自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雕塑家之手，作者们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雕塑界前辈，但社会上对这件作品的作者却有些误传，有的将其归之于某些与此并不相干的雕塑家名下。历史有澄清之必要。

    54年前，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班在毕业前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要为中国美协新建造的美术展览馆大楼上部塑造一条两米多高的浮雕带，浮雕的主题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这第一座美术展览馆占用了北京王府井帅府园地区——原中央美院操场的一部分，该馆的设计者是当时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张开济，他同时也在设计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

    而中央美院这届雕塑系研究生班是1950年入学的新中国第一批雕塑系学生，入学时有27人，由留学法国归来的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3位教授主持教学，教师中还有傅天仇、司徒杰等人。1953年毕业后，少数学生参加了社会工作，留下的20余人分别升入两个研究生班，学制两年。

    他们在学习期间，打下了非常好的专业基础，1955年研究生班毕业后，大部分人留在中央美院雕塑创作研究室，即后来的中国雕塑创作研究所。随后他们集体完成了多项国内外大型纪念碑雕塑、城市环境雕塑以及自己的架上雕塑作品，反映了新中国雕塑艺术成就的一个侧面。

    这届研究生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女雕塑家占很大比例。入学时，27名学生中有7名是女生，她们后来都升入研究生班，一直坚持至今。据文慧中、赵瑞英、张润垲、张德蒂等人回忆，当年参加浮雕带创作的人员有7位女作者：时宜、丁洁因、文慧中、赵瑞英、张德蒂、张德华（已故）、史美英；男作者有：张润垲、张照旭、李行健、李守仁、郭嘉瑞、张维彬、高云龙、林家长（已故）、刘志福、线天长、夏乙乔、孙善宽、吴介琴。

    浮雕创作的任务是由司徒杰先生带领大家做的，他设计并具体指导浮雕创作，从构思构图、人物安排、浮雕的层次，到起位升降、光影处理，成功地解决了观者处于仰视角度的观赏效果。

    浮雕创作的工作场所就在中央美院Ｕ字楼往北的大教室内，浮雕体量巨大，每个人物与真人等大。此外还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装饰浮雕，安置在侧门上部。

    大浮雕围绕“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题，设计了5组题材，以工农兵为中心，向两翼展开，右边是建筑艺术、绘画艺术，左边是工艺美术门类的纺织艺术、陶瓷艺术。在创作中，大家分组工作，大致的分工是每个人完成一个形象，至于具体情况，参与者们已记不清楚了，大体记得是李守仁、赵瑞英分在建筑组；文慧中、张润垲、吴介琴分在绘画组；张德蒂、张德华、张维彬分在工农兵组。泥稿完成后，用最高标号的白水泥翻制，美观而且耐久，这次创作是研究生班学生们雕塑事业的重要开端，也是新中国雕塑史的一个重要新起点。

    中央美院美术馆建成后，蔡若虹、华君武、张谔等就在三楼的中国美协机关办公，在中国美术馆建成之前，这里是当时最好的展览场所，前后举办过多次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画展，也成为中央美院专业教学的第二课堂。惜乎作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个美术馆、建国后创作的第一块大型浮雕作品，它们的意义和价值，长期未进入美术史家的视野而失载。

    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建成12年后的1966年“文革”风暴中，红卫兵发誓要砸烂这块“封资修”的象征物，他们从楼顶上挂下绳索，悬空作业，举起铁锤，叮叮当当砸了大半天，只把浮雕表面砸坏了一点，终于灰溜溜地撤兵，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事隔半个世纪，在中央美院迁走数年之后，又有风声传出，要把这座美术馆连同浮雕一起拆掉。时任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的汤沛（已故）忧心如焚，四处奔走呼吁，说明其文物价值和拆毁不得的理由。

    事情终于出现转机，北京市规划局和文物部门在2007年12月20日公布了北京市地区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文革”之前第一批应保留的近现代优秀建筑名单，中央美院美术馆也位列其中。

    （此文作者为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