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注定是一个世事纷繁的年份。

    年初南方的大雪，让整个中国的神经都系在了滚滚的车轮之上。几亿人流的迁徙，原本就令所有的地球人都倒吸一口气。但这意想不到却又接连不断的大雪，冲毁道路，切断交通，竟把年关之关——那数亿返乡者的梦，真的变成了难以穿越的天堑，变作世道人心的关隘。在这后面深隐着的一年一度年关交通的老问题，被大雪冰寒的严酷冷冻，转换成了对于流动人群，尤其是城乡劳工流动人群寄予同情和关怀的社会问题。大年夜明盏下团聚的人们，心头存着同一件事：对于那些异乡的流徙者的挂牵。这份挂牵又持续地延展为对于他们的生活和感情的关注。南方的大雪，突如其来，把一个庞大的交通问题，酿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怀和生存关怀。

    关注城市的移动人群，几乎是我们策划本届上海双年展从一开始就重视的命题。历届双年展，以上海作为城市的母体，从城市特性到城市营造、从影像化生存到过度的设计生活，进行了一场场思考城市历史和文化的视觉演习。历届主题的背后隐着的核心都是城市人。城市人是城市生命的本质，是城市如此这般地变化着的主体。如何切入这一主体，正面地揭示城市的内涵，恰是本届双年展策划的思路。上海是中国乃至东方最大的移民城市，在她的母腹中涌动着数以千万计的各类流动人群，有的是务商者，有的是求学者，有的是打工者，有的是游览者。他们跟随着这个迅疾变化的城市，调整自己原先的生存节奏，并承受着这城这市的深刻塑造。关注他们，就是关注上海，就是关注城市。“快城快客”的主题就这样呼之而出。当这个主题遭遇南方的大雪，她所寄予的社会关怀和生存关怀，被前所未有地、强力地刺激出来。“快城快客”披着年关的雪，早早地驶进城市的核心，驶入全球的城市历史和文化关怀的视野之中。

    上海之“客”

    “快城快客”，以城市列车隐喻涌动在城市中的人流。“快客”既是城市的快速列车，又是迅速地进进出出的城市之客。“快城”则一方面蕴涵现代都市迅疾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又指向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历史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性。

    上海，中国长江三角洲的最前沿。以江之南北的浦地分称上、下海浦而得其名。在她开埠之前，这里只是中国江南的一个普通县城。她那独有的襟江带海、连湖通河的地理优势，从一开始就标示着一个未来港城的命运。鸦片战争后，这种优势诱引着西方列强，迅速开辟了沿浦江而筑的租界。租界以列强殖民的方式，强行享有特殊的“治外法权”，利用港口交易的便利，聚敛起大量的财力，同时又以其独特的方式，吸引着整个南方甚至全国的财力，吸引着全球的各类移民，催生起近代工业经济和金融体制。一个延绵的十里洋场，一个华洋杂处的新城市，从老上海的北面，以外滩为发端，像芦荡一般扩展开来。在中国内陆大概没有一座城市像上海这样与中西方的建造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如此独特的移民性历史。如果从１８４２年上海道台在洋泾浜建立江海北关算起，短短的１００多年，上海一跃成为世界性的重要港口城市，成为造就众多中国和东方第一的现代巨城。创造这个旷世奇观的，正是这百多年间形形色色的各类移民，他们的历史和命运正是打开这城市奇迹的钥匙。

    城市的命脉在于城市的工商经济及其业态。１００多年来，十里洋场既是商业中心，又是工业重镇，大量的人流，从江南、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络绎不绝地涌向上海。尤其在２０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到上海去”，几乎成为各种人群渴望变迁和发展的梦。到上海寻梦的有西方的涉险家，有作为殖民统治一部分的来自印度、越南等东方殖民地的受雇侨民，有带着天南地北的财富在上海滩图谋发展的创业者，有手提一只皮箱来闯世界、碰运气的年轻人，更有背井离乡、作为最廉价劳力的农村谋生者。如此不同身份的人群汇聚在一起，本身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一大奇观。他们带来异样的活力，同时也带出各种身份层次之间、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抗争。今日上海的居民，他们的先人都是这样或早或迟踏上城市的快车，成为这个庞大运转的巨城中的世代居住者的。上世纪６０年代，在支援“三线”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远赴边疆的运动中，上海又经历了一回社会性的“出城”的大迁徙，这场逆向迁徙给众多上海的家庭带来伤痕。弥合这道伤痕所付出的代价，几乎是一代知青们的青春和那些内迁者们的家庭震动。改革开放以来，和全国所有其他城市一样，上海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急速恢复了东方国际大都市的身份。全球化的背景，将上海作为突出的城市形态置于国际经济链中的重要节点，各种人群复又涌向这个都市。就业移民、商务移民、求学移民、打工移民，雪花般融入这个创业谋生的温床。全国流动务工人员近１/４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上海就有千万人众以上。这相当于西方一个小国的人众，在都市中如候鸟般穿梭，在城市化的巨锅中讨着自己的饭碗和奇迹的迷汤。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边界向外拓展，蜗居在市中心的人们开始远迁到郊外新城，而老城却成了新近入城觅梦者的栖居“村庄”。城市本身的这种“离城市”和“再城市”的运动，使新老居民人人都成为乔迁中的群落。如此庞大而动荡的迁移性人群，酿造着城市日日鲜活的生动局面，也不断地续写着城市骤然凝聚而渐渐疏离的人居灵魂。

    近代上海就如同一架巨大的文明机器，搅扰着传统的秩序，造就了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所承诺的自由和便利、选择和机遇，提供了多元文化的温床。一批批中国的社会精英汇集于此，中国式的新都市文化在“海上”诞生。这个讲效率的“快城”一方面用“万国”风格的巨厦高楼营造新都市形象，让世界上最新的技术发明——汽车、电车、电梯（最新的是磁悬浮）——在明灯亮盏的乐园中亮相，让世界众多的文化，从这里登陆亚洲的大陆，移植在东方城市的大舞台上；另一方面又以开放多元的都市气息，借助城市的出版、教育、新闻的平台，将新的文学、戏曲、电影的形式植入这个曾经充满传统诗意、后来在旧梦与新园间徘徊依恋的文化母体之中，活化而为具有独特都市品格的上海文化。这种文化既展示了生活化的一面，生动揭示了这座东方都市的人间世态，传播着新的文化和知识，又显露出娱乐化的一面，吸引着都市大众，构成国人心中的“海派”神话。据统计２０世纪初，全国出版的中译西书有８０％出自上海，上海的报纸、期刊占全国总量一半以上。在２０世纪到来以前，上海已有２０多所各类型的新式学校，几乎所有的向往新学、渴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以上海为发展的基地。上海始终既是吸收和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平台，又是现当代中国文化潮流中最为壮阔的激流。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摩登文化和文艺青年的激进生活，互相砥砺，已经构成了某种世界文化的征候。

    “快城”正是这样迅速移动的历史镜头，它使我们重新审视诸如上海这样的都城的过去与今天。“快客”又是一道闸门，它打开曾经蕴藏着我们身份秘密的往昔记忆。我们由此来关注移民的历史性问题，从城市当下流动人口的迁徙和关怀来切入城市与人的宏大思考，从而揭示现代都市中移民性城市历史、迁移性城市人群、移植性城市文化的多层命题。

    面对一座城市，任何居者都只是“客”。对于所处的空间而言，我们可以是城外的人，也可以是城里的人。对于所持有的身份而言，我们可以是移民，即外来的移居者；也可以是市民，即原生的世居者。对于家园而言，我们可以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也可以是认同城市文化、视城市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宿所的归宿者。在上述的３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标示着“客”的位置，第二个层次标示着“客”的身份，第三个层次标示着“客”的文化与家园认同。由“客”我们想到每一个人自己，想到大街广场之上的每个行客，想到他们在城市变迁中“客”位的不断转换。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究竟要穿越多少“客”界，才能抵达自己的家园？

    海派文化及其“后”

    一提到上海，人们总先想起这个“海”，这个海边之城的地缘和脉络，这因海而得以广纳世界的态势，这具有海风海潮海韵的海派文化。上世纪３０年代，在京派海派文化之争时，鲁迅曾指出：“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先生的批评颇为辛辣，但的确点到海派文化的某些特质，某些与商、与消费相关联的、后来被批评家们称为城市大众文化生产的特质。

    “海派”一词，肇端于“海上画派”，之后延展到剧院与文坛，并渐渐地形成一整套市民通俗文化的模式。随着它的不断蔓生衍异，海派渐成一种扑朔迷离的现象。有人说海派是可资严格界定的流派种类，有的说海派是一种包罗甚广的风格。实质上，海派文化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它在面对各类不同的移民群体——那涌动在城市之中的活生生的人流——而建立起来的市民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离不开上海滩风起云涌的中西文化的撞击，也离不开随着各类移民纷至沓来的不同人才，更离不开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重实效的商业特性。所有这些都提供了某种与当时中国多数地方十分不同的城市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了某种新的文化生产的方式。２０世纪初上海的大众传媒，那南腔北调、五方杂处的世情民俗，那浓郁的石库门与里弄百态，那激进青年浪漫而简朴的生活方式和改良愿望，都交织而为具有现代城市征候的文化景象，但在这些生活和文化方式的最深处，包含了某种对于时尚风潮的倾慕，对于平等、自由竞争的大众理想，以及由此而孕生的工业时代萌芽之时所特有的价值观。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包裹在海派文化糖衣的核心中，滋养着广大的市民阶层，塑造为一种浓厚的城市色彩。从那里边，有时会发出新文化、新思想的呐喊，有时会传来对旧有文化诗意的眷恋；有时会标举冲破禁锢、融汇出奇的新篇，有时会风行鸳鸯蝴蝶派的艳声。但在根蒂之处，跳出中西古今、雅俗文质之争，海派文化的确触及到了现代城市文化生产的基本方式：一种与商品交流相关的文化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让不确定的消费对象——那十分不同的移民阶层——还原在一种似是而非的符号系统之中，根据消费群体的差异来提出改良的措施，而最终浮上历史的洋面的就是那些时尚的意义系统，那些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海派文化。

    今天，上海人口已然突破２０００万，其中将近４０％是外来的流动人口。更重要的是，上海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经济开放体，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正被日益城市化的全球经济视为与之对话的重要一环。２０１０年，以“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为题的世博会将在上海黄浦江畔召开，这是世博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上海又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亘古难觅的机遇，面向庞大的多向度的移民潮流，重组一次历史性的人才集聚，进而重新实现大众文化生产的飞跃，创造鲜活的时代特色和地缘场所感紧密结合的公共性话语，创建一个具有更新意义的“后海派文化”，应该说，正当其时。

    大众文化研究与策略

    上世纪末，大众文化研究在全球兴起。阿多诺所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现存制度的社会水泥”，其批判态度的锋芒可见一斑。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当代技术、经济和行政力量集中运行的一个机制，其文化产品是为大众的消费而生产的。这是一个自上而下、施向大众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消费者的需求并非来自短缺——就如今天我们衣柜中的衬衣之多并非由于缺少——而是来自于某种消费行为的恐慌，某种被时尚操纵所刺激起来的欲望。文化工业通过对于消费者的许诺，不断地订制各类产品，最后兑现而为娱乐与取悦的泛滥现象。在这里，阿多诺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所谓大众文化背后的赢利动机，指出这种被市场和文化工业所操纵的大众文化，是通过制造所谓“人的休闲”来制造文化消费的机会，是通过制造图式化的欲望来制造文化的表象化需求。

    与阿多诺批判立场不同的是鲍德里亚等人所代表的结构主义消费文化观。在鲍德里亚那里，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产品的意义不在于实用价值，而在于它的“沟通者”的角色——文化正是这种沟通的意义符号。因此文化消费行为就是一种符号消费，文化消费系统就成为预先设定消费者的意义需求来编码的一个差异系统。就如今天人们上馆子，冲的是馆子的品牌符号，点的是编了号的菜系，饭馆的消费完全取决于街头流行菜系诱引之下的差异系统。在这里，人们是根据谱系的品牌意义来认知饭馆的消费，或者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饭菜的实际营养及其口味价值，而是菜系和饭馆的品牌意义及其时尚程度。更重要的是，与这种饭馆消费的生产机制——甚至是全球连锁生产的那类速成饮食的生长机制——相一致，消费文化正在沦为麦当劳和必胜客，以及对于它们的诸如香辣鸡翅这类所谓新品——人们首先在广告上看到、随后又在与肯德基的原创官司纠纷中反复听到——的可怜的期待。

    显然，无论是阿多诺的激烈批判，或者是鲍德里亚的冷静的结构分析，他们所指向的大众文化研究都重在都市文化产品与其生产机制之间的关系。阿多诺窥透了其中的赤裸裸的商业利益，鲍德里亚则以积极的姿态，构建起某种符号化的意义系统，并以这种意义系统返身来重新谈论消费文化。阿多诺和鲍德里亚的研究都站在不同的批评立场来剖析他们所面对的城市大众文化。那么，今天在上海这样一个曾经造就了富有特色的城市市民文化的东方文化母体之上，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本土性与国际性兼具的城市文化研究策略，进而形成具有全球影响的意义取向呢？从这方面说，上海双年展的策展思路正是在这样一种方向上的持续不断的努力。

    《易·系辞上》说：“物相杂，故曰文。”《易·系辞下》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在人类变化发展的亏蔽系统之中，通变的存留谓之“文”。这种“文”又返身化成包含了趣味和价值观念的生活，这一生活的极其丰富的表现方式，遂又成为人间社会之“象”。文与象互相演化，综象通变谓文，因文尽数为象。在文与象之间所真正达成沟通的是整个社会的庞大的日常生活系统，首先是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要实现这种日常生活实践的沟通作用，就要让大众积极地参与文化活动，引导他们将文化产品的解读带向他们自身的生活，并以日常生活经验来返身参与大众文化的创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化的成功，正在于这种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被深深地激活，甚至那些青年创作者自身并未充分地职业化、体制化，而保持了源于百姓生活的能力。历届双年展的主题也都是以某个侧面切入都市大众熟悉而牵挂的命题，来超越某个既成的艺术品类和先定的创作群体，进而激活整个城市的日常生活经验，形成一个活泼的、带着都市生活本体的前瞻信息的世界性平台。就这样一个尺度而言，上海双年展并不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简单切分之下的产物，它始终是面向大众、面向国际来激活城市文化气息和文化生产机制的牵引性的重要场所。

    今天，我们强调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建设，不要将这种平台狭隘地理解为硬体的建造，也不要仅仅理解为某种制度的预构，而是更要建立起城市大众所共同拥有的公共性话语。这种公共性话语不是某种口号，也不是自上而下的一类规训。公共性牵连的是城市的文化特征及其特定场所。场所不是一个均值化的空间概念，我们说的“场所”，所要指称的“场所”那里肯定发生过什么。我们将这个发生的相关因素——视觉的、历史的、自然的、人群的——之总和称为场所境域。因此，公共性包含着城市所特有的场所感以及这种场所感被日常生活本身一再激活的可能性，包含着城市各类人群“在”这一类场所中的普遍而日常的生活祈求，包含了这一公共场所或话语所共享的历史与当下的种种关联。就像我们闭目静思，想到的每一座城市都是以其生动而实实在在的场所、以其文化创造中的形象话语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显然，对于这样的场所或话语，最为活跃的一定是大众，因为他们与这种境域没有距离，他们本身就活在这个境域之中。上海双年展历届策展都十分重视那些有着根源意味、又有上海城市场所感的话语空间的建造：第三届的上海精神、第四届的“营造”策略、第五届的“影”之思考、第六届的“超设计”批判，包括本届的关于流动人口、关于快客与家园的思考，都是相关话语建构中传统与当下、本土与全球、符号与批判的一回回公共文化修辞的努力。

    这种公共性话语建构，实质上是一场广泛的文化更新的运动。这种文化更新，一方面是吸引全球视觉文化思考的力量，对于旧上海遗留下来的文化产品和生产机制进行全方位的检讨，由此来重塑某种代表当代文化发展前途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应直面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市民大众的文化需求，警惕各类文化工业所带来的操纵倾向以及符号消费的浅表处理，将人的文化烙印和生存迁徙统一而为一种家园境域的体认，从而将城市文化根植在境域化的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上海双年展一届届不同的命题，犹如不同的船，带着我们考察上海这片汪洋的壮阔和深邃，并捕捞出异彩纷呈的片羽鳞光。所有这些都构成文化更新的一个个活的现场，在其深处，牵连着城市远航者对于家园的守望，并传递出整个世界的某些共在的深沉信息；向着造化之链“返乡”，并在那里重新实现自己。

    （本文作者为2008第七届上海双年展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