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１９７８年似乎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页非凡。当年春天，沉睡一冬的大地便迎来一场好雨，淅淅沥沥地下了将近一天一夜。把灰蒙蒙的天空洗蓝了，把黄秃秃的土地浇绿了，人们都说，就等着秋天收获大米白面吧。
当年夏天，又一个不期而至的事情发生了，让人惊喜，也让人发懵。它不像春雨似的温温柔柔，而是关乎思想解放和国家前途的是非之争。这就是由《光明日报》刊发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的出现立即引爆一场全民大讨论。文章的观点无疑是表达着亿万大众的民意，但它太敏感了。它颠覆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遵循”；颠覆了“最高指示”才是验证一切的唯一准则；颠覆了几十年来树立起的千秋万代都不可置疑的威权和一统，还号召人们遇事要独立思考。这等于在思想认识领域把判断事物真伪的权利，由书本向实践，由唯上向人民的一次转移。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没高兴几天就大小运动不断，而运动就是整人，整的结果就是今天倒一批，后天倒一群，幸免一劫的也都像惊弓之鸟，噤若寒蝉。所以我对这篇文章心情是比较复杂的，内心里欣喜若狂，又残存着历次运动的后遗症，讨论会上只好采取避实就虚的态度。
当年冬天，直接关系中国历史航程的大事再度发生，它让国人欢呼雀跃，让世界瞩目震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同时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和三中全会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把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转变到以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为此要打破精神枷锁，批判教条主义，彻底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放宽政策对内搞活，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要怕犯错误等等，句句振聋发聩。
至此才如梦方醒，原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竟是为历史的伟大变革作理论准备的。历经半年多的大讨论，人们已经逐渐进入趋变的状态，因而在新的使命面前非但不再疑虑，反而兴奋异常。其欣喜程度丝毫不亚于１９４９年的革命胜利和１９７６年的粉碎四人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意味着不顾中国仍然贫穷落后，把经济建设放到一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专门以阶级斗争为乐事的年代终将过去了；长期以来文化上闭关锁国，全面封堵，实际是拒绝接受人类文明的愚昧之策，真的应该摒弃了；从假想出发日以继夜地“灭资兴无”、“反修防修”的徒劳之举，终该画上句号了；对文艺界永无休止的扫荡式的思想整肃，批判自己还要刺刀见红的辱没行径，也该寿终正寝了……社会一但荡尽邪恶走上正途，国家中兴，民族奋起，必将指日可待。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构成，社会前进，时风一新，包括舞蹈艺术在内的文化事业还能踯躅不前吗？从眼下看，１９７８年军内并没有出现特别值得记忆的舞蹈（因为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当年年底才做出的）；从长远看，改革开放却会为无数特别值得记忆的舞蹈，开辟出无限广阔的空间，这已为后来的发展所证明。忆宗追远，饮水思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不首先谈舞蹈本身，而不厌其烦地大谈当年社会背景的用意。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召开的，全会甫毕便进入了１９７９年的春天。于是一个个春天的故事在长城内外唱响，一幅幅春天的画卷在大江南北展开。那么军内舞蹈的东风第一枝何时爆蕾，在哪里吐艳，谁又将是诱发它们的主人呢？舞蹈史上公认的说法是，时任总政歌舞团舞蹈编导并以《战马嘶鸣》名世的蒋华轩。此公年轻，一向以敢想、敢说、敢为、敢担当著称。１９７９年为国庆３０周年献礼演出中，最为轰动的两个双人舞皆出自他手。一个是刘敏、郑一鸣表演的《刑场上的婚礼》，一个是刘敏、夏春菊表演的《割不断的琴弦》。前者是表现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周文雍、陈铁军被国民党残暴枪杀，临刑前的刹那结为连理的浪漫故事；后者是根据文化大革命中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因坚持真理不向暴政低头，先被残忍地割断喉管再被枪杀的当下事实创作的。不同时代，都是英雄。周文雍、陈铁军死于敌人的枪口，临刑前了却了他们人生中最后一项心愿——结为夫妻，留给后人的是死而无憾，还有一缕余温的幽情可品。而张志新死于时下，四人帮为断其正义之声，先割咽喉再行枪绝，其恐怖，其令人发指，其惨绝人寰，实乃匪夷所思……
且不说这两个作品在构成上已经很不传统（有人甚至把它们划在现代舞里），仅其题材和内容跟一年前比即有隔世之感。周、陈二人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农兵，对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般是只能虚写，不宜实名，此乃一忌。其次，按当时奉为一尊的创作方法，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烈士就义前，只应像洪常青那样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如有所想，也是想到革命洪流排山倒海，革命红旗漫天飞扬，革命江山飘红万代，而绝不该温情脉脉，儿女情长。至于《割不断的琴弦》，题材本身即为大忌，因为对英雄歌颂的另一面，就是暴露和哭诉。暴露，暴露谁呢？哭诉，哭诉谁呢？回答当然是四人帮。然而人民大众是有思想的，你可以不许他们说，但无法不让他们想。即使从投鼠忌器的角度，也属绝对的表现禁区。
当时的情形是，“两个凡是”被推倒了，三中全会制定的总方针也有了，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尚未召开，具体的文艺政策还不完全清晰。因而有的人还在观望，有的人欲干不敢，有的人采取宁左勿右的保险系数，沿着习惯的轻车熟路往前走。身着戎装的蒋华轩不愧是位临渊试水、敢于冒险的血性人物，结果他成功了。两个作品不仅成了当年的舞蹈宠儿，还分别荣获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一、二等奖，以及总政授予的解放军文艺奖。事实给同行们一个无可置疑的证明，改革开放的路线是英明的，实事求是的许诺是可信的，艺术上创新求变的精神是被鼓励的；艺术家非但不应继续徘徊，倒是到了自己给自己松绑的时候了。
三
政策的伟大，不在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这种效应在１９８０年可以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显示。那年夏天，文化部在海滨城市大连，破天荒地举办了全国单、双、三人舞蹈比赛。部队舞蹈家中的先知先觉者无不倾情以赴，尽显峥嵘，结果是风风光光，不负全军将士的寄托和厚望。当时全军有２０几个歌舞团体，参赛单位只有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空军政治部歌舞团以及兰州、福州、武汉军区歌舞团。最为夺目的作品是《再见吧，妈妈》、《希望》、《醉剑》、《金山战鼓》、《无声的歌》、《送别》、《敦煌彩塑》、《送哥出征》以及《农夫与蛇》、《战友》、《猎归》。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获一、二等奖，获三等奖的是个别，然而这只是思想解放后部队舞蹈创作的小试锋芒。目的是审视自己对改革开放究竟领悟到什么程度；也审视改革开放带给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自由度到底有多大。结果证明题材内容不再设限，创作手法各展其才。尤其令全国同行意想不到的是，由前线歌舞团王天保、华超编导，并由华超表演的独舞《希望》，是个典型的现代舞。而现代舞一直被污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产物，是洪水猛兽，是封杀和围剿的对象。不要说创作表演，凡曾学过现代舞如舞蹈大师吴晓邦、郭明达等都曾倍受批判并打入冷宫。而《希望》受到充分肯定，不仅是对一个舞种的拨乱反正，还意味着百花齐放不再是个美丽的口号和标榜。这里要特别谈谈《再见吧，妈妈》给军事题材舞蹈带来的启示。该作品也是出自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由著名舞蹈家尉迟剑明和初出茅庐的新秀苏时进，根据当时正在南疆进行的那场局部战争的战斗生活创作的。要说这类题材不易讨好，而它不仅让广大官兵百看不厌，被全国青年学生广泛学演，连老外也鼓掌称赞，其舞台生命延续十几年。究其原因确实不能不归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艺术家的精神解放。
首先，它一反给文艺下的“工具论”、“武器论”、“助手论”的非艺术化定位，让舞蹈回归舞蹈本体，用本体应有之义描绘人、感化人、征服人。其次，它一反人际间只有阶级属性，连母子、夫妻、兄弟、姊妹也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的论调，恢复了人的本原属性——人性。故而作品中妈是应有之义的妈，儿是应有之义的儿，都是血肉和情感的自在之物。所以妈妈爱儿子的感情细节，如把儿子背包当襁褓呵护，跟童年时代的儿子捉迷藏，给长大的儿子讲他童年的故事等等，极为生动；儿子恋母亲的感情细节如撒娇、如调皮、如为妈妈捶背、如英雄幻想等等，也生动至极；整个作品让人感到温馨而甜美。其三，爱国情素与英雄心结是军人普遍的品质，但对《再见吧，妈妈》中的小战士又赋予了另一层心灵含意。他一举一动都流露着个性的觉醒和自我意识，一举一动都在对自己的生命价值进行追问：生命可贵，青春弥珍，但当战争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奉献，在个人与祖国的天平上，价值的分量孰重孰轻？因而最后他一边高呼“再见吧妈妈”，一边毅然点燃自己的生命，从而实现生命的崇高与辉煌。它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个性化的英雄，而不是某种伟大的抽象概念。其四，作品结构和表达方式创造了中国舞蹈史上的前所未有，第一次把时空关系运用得如此鲜活与娴熟。整个舞蹈不过５分钟左右，却把几乎是一部舞剧的含量，洗炼而精致地表现出来，且笔笔生辉，处处精彩……
如果说建国之初部队舞蹈是迅速地创建和普及，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到文革之前是全面地大发展大提高，那么伴随改革开放的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则是部队舞蹈在创作思维和编导理念上的一次革命，其影响之大直至今天。而对于军事题材舞蹈来说，《再见吧，妈妈》打破僵局的作用，以及它所提供的丰富经验，弥足珍贵。今天的形势远非昔比，但不能不铭记３０年前那次由政治变革引发的舞蹈创作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