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情撼５·１２西安中国画院大型美术作品展”时，友人对我说：“这次画展可能让很多所谓的主流评论家集体失语……”看了王西京的《守望生命》后，我基本认同了他的观点。石涛说“起于一画”，“一画”就是无法之法，而无法之法恰恰是以条条框框讨生活的理论家最难以落笔之处，所以面对“一画”的失语就不言而喻了。对于国画创作来讲，“一画”是立意也不是立意，是构图也不是构图，是笔墨也不是笔墨，而是深刻的精神内涵藉由绘画语言喷薄而出的人格之美，它既是一种“大机大用”的生命共振，也是“启人高志，发人浩气”的宇宙大美。而当今画坛在“支支末末”上作文章的大有人在，而能进入“一画”境地修为的人少之又少，至高的艺术之美在于以“出世心入世”方能达到。而当今主流艺术评论家所推崇的恰恰多是无关痛痒的“小资情调”，以这样的条条框框来规量诸如《守望生命》的艺术创作，不失语才是怪事呢！

    说王西京的《守望生命》是以出世心完成的入世之事，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出世心”指的是王西京在笔墨的提高上发力，而不是寻求笔墨的所谓“创新”，这样就进入了“出世心”的命题。王西京从他迈入画界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后来的创作中逐步显露。从上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王西京在“出世心”上下功夫这一条主线是十分清晰的。王西京在中国画坛可以说是最具备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画家之一，这也成为很多同行不解的最大原因。而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整个社会福祉连接在一起无疑需要博大的济世情怀，这一点虽然说是曲高和寡，但要趋于中国传统艺术的至高境界，却往往需要从此处着手。通过王西京的从艺之路来看，他应算是生而知之的那一类人，所以对于艺术所要求的“出世”之心，在他身上是不用担心的。对于国画创作来讲，“出世心”是“起于一画”的核心所在，一个利欲熏心的从艺者，他的艺术创作必然是品位低下的；一个具备“出世心”的艺术家，一定会把小我置身度外，所以他的心境必然是高蹈的。中国画品位的提高在于笔墨水平无止境地提升，而笔墨的提升就来源于画家所具备的高蹈心境，这种心境恰恰来自艺术家的“出世心”，而“出世心”的直接反映就是艺术家具备博大的济世情怀。这一思路正是王西京在冥冥之中所遵循的为艺底线，所以说笔墨语言的大幅提升是王西京在《守望生命》中的直接体现。正如程大利先生所讲：“国画不只是在画画，是借笔墨抒写心灵，是画家精神境界的剖白、人格的彰显、学识的记录。”用这一段话来注解王西京《守望生命》的言说方式，我觉得恰如其分。

    在美术史上所有惊世之作无不由这样几个因素促成：一是剧烈的社会大变动，二是宽松、健全的人文环境，三是具备崇高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创造者。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反观《守望生命》的创作背景：首先，“５·１２”汶川大地震是中华大地上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极大地震撼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其次，21世纪今天的中国大地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空前盛世，人文思想高度发达，所以温总理在第一时间亲赴抗震一线的感人事迹顺理成章地发生了；第三，王西京以高蹈的心境、忘我的精神感受到了总理在抗震一线极具人文色彩的人性之美，所以说《守望生命》是主客观在精神上产生共鸣之后的绝唱之作。以精神的高度为牵引，使艺术创作的一切逻辑环节得到弱化，感性成分成为驾驭绘画言说方式的主线。这样不经意间创作出的饱含感情的艺术精品就喷薄而出了，散发出灿烂的人性光辉。

    在《守望生命》中，以精神和情感为统领，让人看到了东西方文化在至高境界相通的极大可能性。虽然画面中也传达了西方结构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痕迹，但却显得天衣无缝，这也就表明了东西方艺术上的交融必须用精神的高度作为指引才能圆满完成。而东西方文化中共有的普世精神让这种文化上的相通成为了唯一的可能，从这一点来讲，王西京在《守望生命》中从观念上使艺术创作得到了拓进。

    从王西京的《远去的足音》、《阿Ｑ画押》、《春潮》……再到“５·１２”主题创作《守望生命》，都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艺术规律：中国画不仅仅是视觉的形式和技术的规范，它主要是在精神的未知空间辛勤耕耘、努力修正的直接产物。从这一点来讲，王西京的艺术创作之路值得中国画界进行梳理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