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奥林匹克宣言》首席翻译）
奥林匹克运动自诞生之日就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也有复杂的人文背景。2008北京奥运会更是提出了“人文奥运”的口号。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奥运会的人文内涵？解读100多年前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的《奥林匹克宣言》或者会给我们带来些许启示。
上世纪90年代初，法国资深外交分析专家达马侯爵经过多年艰难、执着的寻找，在瑞士一位银行家、收藏家的手中，看到了一件令他激动万分的珍贵手稿，那就是顾拜旦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２５日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所做演讲的手稿。在这次演讲中，顾拜旦首次提出了在当时极为超前的呼吁，要求“复兴奥林匹克运动”。这次演讲是法国田径运动联盟成立五周年大会上的总结性发言，年仅２９岁的顾拜旦是该联盟的秘书长。达马侯爵作为发现人，成为该手稿的全球传播权利人。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在认真审视了该手稿之后，欣然与达马侯爵一起，将之命名为《奥林匹克宣言》，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派专家对手稿内容进行辨认，并提供了相应的英语译文。从２００７年起，该手稿的影印件与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的藏品一道，在中国巡回展览。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正值顾拜旦１４５周年诞辰之际，《文明》杂志在北京体育大学举办此宣言的中、英、法三种语言的盛大首发仪式，中国读者终于得以与奥林匹克之父的思想源头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本人有幸，成为该宣言的首席翻译。长达三年之久的阅读、翻译、资料查阅工作，加上与手稿发现者达马侯爵的多次直接交流，以及与之伴随的团队修改、集思广益的工作，使我对《奥林匹克宣言》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奥林匹克宣言》一经面世，便成为理解顾拜旦思想体系的重要文献，被视为整个现代奥林匹克机制的基石。一位研究体育文献几十年的专家激动地说，《奥林匹克宣言》的重现人间与出版发行，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乃至整个体育史上的重大意义，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可以说，这样一个宣言的出版，为理解奥林匹克运动，为理解当今的体育运动，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工具。
今天，“人文奥运”成为本届奥运会最根本的价值诉求。而作为现代奥运会最宝贵的思想资源的《奥林匹克宣言》无疑也是集人文思想种种表述之大成，于字里行间体现着人文思想的意蕴。综合《奥林匹克宣言》中的内容，可以把顾拜旦从中体现出来的人文思想简述为以下四点。
摒弃战争 向往和平
１８７０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我国读者熟知的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很好地描写了当时法国人民的心态。年轻的顾拜旦的心中，充满了爱国之情。他像我国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因甲午战争失败而震惊并开始孜孜不倦地谋求强国之路的仁人志士们一样，开始分析法国失败、德意志帝国得以胜利的原因。他发现，德国的体操训练，从小开始，就具有军国主义的一面，从而将学生训练为战争机器。但顾拜旦觉得，德国式的体操尽管充满力度，却缺少真正的灵魂。他预感到，一种缺乏灵魂的体育必将衰落，转而让位于一种能够承载道德价值的体育。他相信，德国的军事体操行将“衰落并且消失”。
同时，由于战败国往往会有较强的复仇心理，顾拜旦超前地看到，如果听任冤冤相报，将青年人送上战场，只会给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带来无穷的灾难。所以，与当时许多狭隘的复仇主义者不同，他高瞻远瞩地看到，真正强大的前途，在于和平。在《奥林匹克宣言》中，他提出，通过体育运动，让青年人的热血得到合理的疏通，并通过运动员在全世界各地的比赛，在各个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让“击剑运动员、桨手、赛跑运动员”和其他田径运动员们成为一股带来和平的力量。
融入教育 振奋精神
作为和平主义者，顾拜旦对战争的危害深有警惕；作为爱国青年，顾拜旦的心中渴望法国的强大、人民体质的增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改革在他看来缺乏想象力、已经过时的教育制度。而且，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要停止无休止的战争的恶性循环、终结复仇情绪、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解，这些都需要通过全新的教育形式来实行。他的教育计划非常全面，他在教育方面的建议非常丰富：诸如成立工人大学，进行职业教育，加强技术实习，等等。但是他最深信的，还是体育的教育作用。对他来说，革新的要义之一在于在学校开展体育教育。在这方面，他从英国人那里获益匪浅。
顾拜旦在20岁以后就进行了数次国外旅行，深信英国式体育的优越性。他认为：“在世界上，对于年轻人，没有比现在英国的教育体系更加细腻、更加优雅、更加温情。”在英国，体育是教人生活的学科，是强健身体、锤炼性格的首要教育手段。早在１８８６年，他就发表了一些关于英国教育的文章；１８８８年，他创立了一个“体育运动推广委员会”；１８８９年，他主持了一次同一议题的国际大会。可以说，他对体育运动重要性的理解，来自当时英国的两位先驱人物：金斯利和阿诺德。这两位人物，一个是牧师，一个是神学家、历史学家，但他们都首先是教育家，都认为体育能够带来青年人的自律能力和自尊，可以带来秩序与对团体精神的领悟。托马斯·阿诺德在拉格比公学担任校长期间，将体育摆在了教育的优先位置，从而让这个毫无纪律性可言的机构焕发了新生，重新燃起学生的进取精神。托马斯·阿诺德的教育方法超前，建立起了一种典范，很快传遍了所有的公立学校，进而对英国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由于当时英国在全世界拥有许多殖民地，在澳大利亚、印度，乃至香港，阿诺德和金斯利的学说都大行其道，田径运动掀起了“热潮”，在全世界普及。周游世界的顾拜旦从中感到了它巨大的教育力量。
战胜自我 挑战艰难
理智的顾拜旦清醒地看到，青年人的血液在流淌，他们的精力与力量需要找到突破口，需要将青年人的满腔热血进行良好的疏导。在德国的军国主义体操之外，他看到了瑞典的林格体操。他形象地将这一体操比喻为田园交响曲，而将德国的军国主义体操比喻为英雄交响曲。这一体操与我国的“导引”原理有些相似，动作缓慢，力度不大，从小深受风湿之苦的林格在自己亲身尝试了这类体操后，深受其益，决定将之发扬光大，从而与皇家体操学院合作，将这一体操改良后传遍全国。顾拜旦在深入考察了这一体操后，在接受这一体操良好的治病效果的基础上，发现了这一体操的致命弱点：它适合身体羸弱之人，适合孩子与老人。应该说，顾拜旦并没有否定瑞典体操，林格的训练方法，还有滑冰运动，在他看来，都带来了为人熟知的瑞典人的“良好健康”、“身心的美妙平衡”以及“安宁的心境”。但是，他认为这种运动过于温和，其实是一种医疗体操、保健方法：它“关注小孩儿，……病人……和老年人……，这一切都很好”，但他更强调指出，人类的天性之一是超越，包括自我超越和超越别人。在他看来，体魄健全的年轻运动员们所需要的，是力量与竞争，而这正是瑞典体操所排斥的。
最后，在德国式体育和瑞典式体育之间，他找到了一种更加博大、真正符合人性的体育基础，正是这一基础，使他进一步感受到了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必要性。自我超越，挑战困难，这是顾拜旦心目中的人性。《奥林匹克宣言》中自始至终贯彻的，就是这样一种对人性的认识。他高度概括地指出：（德国人）能想到战争，当然很崇高、很壮丽，（瑞典人）想到卫生、保健，当然值得称颂，然而，无私地崇尚努力，喜爱艰难事业，因为艰难而勇于去挑战它们，才是更为人性的。
立足现代 复兴奥运
顾拜旦承上启下，在承接奥林匹克之源的同时看到了现代人的全新需求。他预见了某种程度上的世界的大同倾向，看到了世界正在形成某种初级意义上的全球化。体育可以起到一种难以置信的作用，为现代社会带来全新的气息。这种现代感，体现在几个地方：宗教（基督教）力量的削弱；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民主、大众的威力和国际化的未来；媒体力量的上升。
１９世纪末是科技开始高度发展的时代。顾拜旦敏锐地意识到，电报、铁路、电话等科技发明正在改变世界，而且人们越来越热衷于一些全新的现代人文组织形式，如大型的国际会议和大型博览会、展览。顾拜旦认识到，随着这些科技手段与新的人文交流形式的出现，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统一，国际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所以，他前瞻性地提出未来体育运动的方向：大众化（民主化）和国际化。
与以前相比，他发觉一股正在上升的新兴力量——媒体的力量：“一种关心帮助体育界的专业刊物诞生了，无数报刊应运而生。”与以往都不同的是，一场比赛，“其结果都可以传遍全世界，占据《泰晤士报》的重要版面”。由于媒体的力量，体育进一步成为人们身边的事情，“在一些重大赛事的日子里，生意停止了，办公室空了，人们像从前古希腊人那样停止手中的工作，朝着从身边跑过的青年人鼓劲加油”。正是这样一种考察结果，使得这位现代奥运之父借一个简单普通的汇报总结之机，在演讲的最后，发出了强烈的宣告：“我会坚持不懈地追求，实现一个以现代生活条件为基础的、伟大而有益的事业：复兴奥林匹克运动”。
我们看到，顾拜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既是一名纯洁的人文理想主义者，同时又绝非空想家。对于人性，他有深刻的剖析，从未勾勒一个没有心理、生理、文化基础的抽象的人的概念。他喜欢用特有的一种语式，基本意思就是：“幻想……是不现实的，但要求……是可以做到的。”这个语式在两个地方的运用，尤其充分体现了顾拜旦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一处是：“如果有人说，战争将消失，你们会认为他是空想主义者，你们的想法不全错；但另外一些人相信战争的可能性在逐渐减少，我认为这就不是空想。”他相信，通过体育减少战争，是可能的，但体育又不是万能的。另一处出现在了顾拜旦的另一份文献中：“希望人人互爱，只是一种幼稚的想法，然而，要求他们互相尊重，则并非空想。”在整个演讲中，没有任何空洞的言语或口号，整个《奥林匹克宣言》所展示的，是顾拜旦对历史和当时的地缘政治的深刻理解和对现代人文需求的高度前瞻性的预测。正是基于这种对现实的了解，以及对人性和现代社会的高度把握，使得他那先知般的理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得到了人们的真正重视，并在短短的几年内真正付诸了实施。
奥林匹克之火，在《奥林匹克宣言》中，得到了人文的火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