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罗奇（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欧洲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体育与全球化：奥运电视和“地球村”
当代的体育大事可以被定义为“新闻媒介事件”，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堪称两个典型，因为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卫星转播出现以后，它们就被固定地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数以千万乃至亿万观众现场直播。正是如此，它们至少给一代人灌输了一个十分形象并且众所周知的概念：“地球村”。
奥林匹克精神涉及和平与教育的普世理想。不管公众对此标准的普世精神是否接受，在媒介化奥运会这一体育大事中，世界范围同时收看奥运赛事这一每4年出现一次的周期性社会现实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空间，并且产生了突破空间和时间距离、增进一种短暂而可重复性的“单一世界”意识（这一全球性的意识是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空间上、政治上分离的地区）的得天独厚的机会。在传统国际政治机构那里，没有类似通过电视再现“单一世界”而庆祝喝彩的机会。或许这正是最近几年来联合国热衷于与奥运会发生积极联系的动因。
奥运赛事的电视转播和国际广播，至少在最近20年毋庸置疑地产生了周期性的“地球村”现象。在地球村里，奥运会这项全世界共同观看的游戏在全球几乎所有公共场合进行着。奥运电视，作为一个世界新闻媒介事件，可以说是对全球化各要素的体现。首先，赛事一方面传播奥运价值，另一方面增进了文化的标准化，直接地（比如国际体育组织利用“体育文化的普及”）和间接地（利用商业化），通过市场机器提供世界名牌和消费文化。其次，对奥运新闻媒介事件的全球广播造成了时空的压缩，就是说，整个世界在同一时间观看同一种东西，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同时（媒介化的时间）同处（媒介化的空间）的交流，即一种全球的“此时此地”。
奥运会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奥运电视传播的内容，已经明显地呈现出重复和惯常的特点。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和颁奖仪式被国际奥委会和赞助方严格限制。它们被视为文化符号和适应电视传送的舞台艺术。虽然每届奥运会本身是一个独特的赛事，但主办国家和城市会以其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和表现其中的规范化因素。全世界大部分人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在观看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现场直播（估计有约１０亿人观看了１９８８年汉城奥运会和１９９２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约２０亿人观看了１９９６年亚特兰大奥运会，３５亿人观看了２０００悉尼奥运会）。这唤起了一种集体记忆的历史感以及国家和世界宏大叙事的交织感。
国际时间与奥运电视：共在与历史
随着电视直播的发展和当代不断加强的观赏体育的传媒化趋势，对我们的时间和历史经验有重大影响的奥运会，具有特别的时间距离化和时间结构化的特征。
1.媒体形成奥运赛事中的“共在”
媒体对奥运会的传播路线的典型风格是无视常例，它包括“强制”报道和访谈，包括“历史见证者”的价值观和评论视角，而不同于那些普通新闻或娱乐体裁。这给与电视前的观众不同的观点和信息，要比在体育场的观众所看见和了解的多得多。还有就是人们私人空间融入了当代公共空间，以致由家人、朋友构成的家庭观看环境，都变成特殊的社会场合，它具有一些与在现场众多观众中的公共性格一致的特点，同时也有它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媒介和传播技术在很多方面的大大进步，使得观众能获得更多复杂赛事的经验，因为电视提供了除了身临其境的普通体验外的不计其数的全部信息。
从现场观众的经验来看，大型场馆银幕的出现提供了一些获得电视视野和电视图像的机会，并且那些有效信息（包括选手资料，争议部分的慢动作回放，赛后访谈和其他电视信息）已使现场经验向更为复杂的传媒化的“在那里”和“在现场”的模式转变。场馆观众也意识到电视摄像头的存在，知道人们的反应能被镜头摄入现场赛事的报道以渲染比赛氛围，如果他们被拍进镜头还能使他们上电视。另一方面，置身场馆外的电视观众的情况，也已变得更加不同和复杂。
２０００年悉尼奥运会期间，大银幕被设置在市中心周围出现的许多所谓的“指定直播现场”，除了大银幕，在许多体育酒吧也有现场直播。对于观看现场直播的人们来说，他们在比赛期间有了一种特殊的“到场感”和“参与感”，既不同于现场观看也不同于在家的电视收看，而具有它自己的接近性、可靠性和纪念性。这种对远距离比赛的传播，提供了一种集身临其境感、众人参与感和类似进入场馆本身的时空感的综合模式，这改变了对现场观众和“缺席现场”的观众的二分法，从而使奥运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在场观看的图景。
2.以体育摆脱时间与历史的符号化
伴随交通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加快的社会生活节奏，给现代人的当下体验带来潜在的消极信号。定期的世界性媒介化体育大事，如奥运会，则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些文化资源，来应对现在及其关于过去和将来的人际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可怕削弱，来帮助人们暂时摆脱时间和历史的人为化和符号化。
从奥运会等体育大事的意义和经验来看，在参与当代重大赛事和体育文化的媒介化世界中，人们观赏了非同寻常的魅力四射的比赛，它包括获得与众不同的刺激性和激动人心的经历、活动和表演的机会。在重大赛事和体育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筹办等待期和后续影响期之间的差异的体验。而在这一时期，媒介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普遍特征。通过体育事件以及更广泛的体育文化的策划，能够使人们形成和培养出关于传统性和未来性的长期经验。
更确切地讲，当从文化的宏观历史的视角审视时，对普通人而言，重大赛事（如奥运会）扮演着集体的、国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角色。
国际社会空间与奥运会：城市和世界地区
1.世界性城市与世界区域化
国际奥委会授权不同的城市主办奥运会，无疑，其中有对主办城市国家机关公开比赛情况的长期性要求，对政府在财政上保证主办城市在比赛及其基础设施上的开销的要求，最后还有一个事实，许多夏季赛事（如帆船比赛）往往还会牵涉到一个地区而非仅仅一个城市。作为全球化的范例，奥运会及其产生的电视奥运在某些方面似乎与基本全球化的特征相一致，即要求全球的标准化，包括控制每项比赛及其电视转播的运行和内容符合国际奥委会章程。这种标准化给奥运电视节目带来了诸如奥林匹克理想的传统普世主义和类似可口可乐等赞助方的“世界品牌”商业性消费普世主义。不过，也有某些来自每场比赛及其电视转播的更为复杂和矛盾的方面，使其更加不同、特别，更世界区域化了。从历史看，每届奥运会在很多方面都独一无二，尤其是令人难忘的冠军得主和明星选手及其值得回味的竞技与获胜画面更是如此。每届奥运会的独特之处都导致一种独特的奥运历史叙事的建构，一种来自世界文化叙事一部分的划时代的与史无前例的叙事，即“我们时代的故事”，或称为“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这个世纪”的故事。
全球化可以说是部分地通过“世界区域化”来推进的，即以制造不同地区（常常是不同地区的比赛）的方式，从而在一种新型“异化”时尚中，把这些不同地区整合进世界秩序。要如此操作，一是要发展旅游业，一是要借助体育电视的力量。后者包括对奥运城市价值形象的重建。这些如今某种意义上称之为“世界性城市”的都市正是新闻媒介事件产生的大本营。
2.世界区域性与全球体育文化
与许多其他国际性政治文化组织不同，国际体育组织，尽管其国家性和世界性最强，却往往包含一种鲜明的地区性或洲际性。就著名的国际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在其美洲、非洲、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委员会而言，这种情况从二战后以来长期存在。值得注意的事，在这种背景下，公认的广泛适用于奥运标志和旗帜中的五环图案，是１９２０年安特卫普奥运会的国际协调产物之一。它旨在代表各大洲各地区的世界联合，以显示奥运理想在世界各地取得全球支持。
在此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两项分别来自１９８８汉城奥运会和１９９２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著名奥运电视研究发现，国与国之间对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奥运电视报道，在制作和播发过程中存在某些严重的不平衡。显然，这类不公平反映了长期的南北分化、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不平衡在全世界的发展。国际奥委会需要尽量关注在奥运电视，尤其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体育以及循环赛事中存在的这些地区性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