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体育文学的发展
http://www.cflac.org.cn    2008-08-07    作者:陈微    来源:中国艺术报

    一、“冠军文学”打造“红光亮”的世界(1978年-1984年)

    体育文学是伴随着文学和体育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从诞生之日起,人的运动是文学的一道自古不变的主题。文学能够将体育运动中的瞬间辉煌,转变为永恒之美,不仅能抒发出自由体育运动激发的情感,而且能揭示体育与社会更深刻更复杂的联系。

    《荷马史诗》中有许多关于古希腊人举行葬礼竞技的描写,中国古代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出商周时期中国人的体育生活,中国历代的笔记、小说乃至史书中,都有不少反映体育生活的记载,如文学名著《水浒传》中,对宋代蹴鞠、相扑等就有细致的描述。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体育文学作品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出版的一些体育刊物上偶尔会刊登一些体育题材的小说。1934年,联华影业公司还拍摄了一部以女短跑运动员的运动经历为素材的影片《体育皇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国体育文学创作也迅速繁荣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文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代歌颂型体育文学创作异军突起,作家们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以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塑造了一系列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和教练形象。这一阶段的体育文学与拨乱反正的思想运动处于共时状态,体育文学的叙事目的还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形象的论证,提供精神动力。

    经过“为文艺正名”讨论之后,新时期的文学逐渐走出政治附庸的误区,打开了新的一页。“文革”中经历的是高压下的窒息和沉默,那么进入新时期,呼喊便成为生命复苏的第一需要。这一时期的文学,包括体育文学,尚未完全脱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传统格局,所不同的是“政治”的性质已转到正确的改革开放道路上,作品无不同当时的时代需求以及人民群众强烈的理想情感息息相通。在这个万马齐鸣的时代,体育文学也用自己的方式感应着时代,而体育报告文学正是这一时期中的佼佼者。

    当栾菊杰获得第一个女子击剑世界冠军后,1978年5月理由发表的《扬眉剑出鞘》,成为体育题材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随后,被文学界称为“冠军文学”的体育报告文学应运而生。国家体委借助举办全国运动会之机进行征文、评奖活动,更极大地促进了一批歌颂型体育报告文学的出现,如李修玲的体育报告文学集《足球教练的婚姻》中就收录了她4年间的14篇作品,李超的《好汉刘小光》,罗达成的《奇迹是这样创造的—一记著名棋手胡荣华》,赵丽宏的《新的高度,属于中国》,朱巾芳的《羽球情》,鲁光的《东方的爱》、《强将手下》、《敬你一杯酒》,陈祖芬的《美》等,鲁光的《中国姑娘》更是其中的扛鼎之作。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体育诗歌,如胡乔木《中国女排之歌》、周涛《驯马者》、周达《长跑者之歌》等。

    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时代呼唤着各条战线的英雄。这个时期的体育文学创作有两项突出的主题:一是歌颂英雄,二是爱国主义。如果我们检阅一些这个时期的体育文学作品就可以看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以描述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和教练员形象为主。这些人物形象有着统一的概念化的脸谱特征:姿态正派,始终洋溢着为国争光、奋勇拼搏的爱国热情和昂扬斗志。比如《扬眉剑出鞘》里手负重伤、体力下降的女剑客心里重复的是:“只要能把五星红旗升上去,让我去死也干。拼,拼了!”在《中国姑娘》中,作者沿着中国女排的足迹,记录了她们遭受挫折时的苦闷,夺得胜利后的欢乐和激荡,以及她们心中对祖国、人民的挚爱,“女排精神”也因此被发现。从1981年到1986年的5年,中国女排像图腾一样高踞世界女排的神坛上,崇高而朴实的“女排精神”激荡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它带给国人的精神激励和示范效应已经远远超越了体育的范畴,成为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奋斗激情的集中体现。胡乔木为歌颂“女排精神”,在《中国女排之歌》中写到:“我们的春潮是怎样涨落/春苗是怎样开花结果/滚翻,弹跳,举重,爬坡/人倒了,球救了,腰伤了,别管我/前面是对手,后面是祖国/人生啊,能有几回拼搏/可拼搏的队伍是流不尽的长河……”不可否认,“冠军文学”抓住了饱受外来侵略和欺凌的中华民族梦想期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时代主旋律,通过作品中淋漓尽致的渲染,激发了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运动员和教练员顽强拼搏的意志和品德,成为了我国人民奋发图强的一支强大精神动力。此时的作家们都怀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几乎所有的体育文学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关注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和体育发展的光明前景。正如批评家陈晓明在《无边的挑战》中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构成了“时代集体精神镜像”,“它们从历史本身的情势中涌溢而出,它们就是历史的实在之物。80年代的中国文化,创造了它的历史主体,一些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化英雄,他们的叙述意识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意识,就是社会整体的无意识,就是这个民族自我意识的巨型寓言。”

    然而,对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的脸谱化表现却形成一种套路,这种简单化了的“典型化”创作方法、所塑造的“典型”人物与“典型”作品,很快地成为了一种空洞的类型化的形象与类型化的情感表达的模式。从反映对象的选择上,无论是从击剑队员到排球队员、从运动员到教练员、从冠军到浪子足球队员,还是从中国的“铁榔头”郎平到外国的拳王阿里,从作品中能看到的都是他们“高、大、全”的类型化人物的形象。

    这种类型化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都以情节编织为结构特色,求取情节的相对完整,都以具象的(心理、场景、行动)再现性描述为其基本方法,如吴新民《“二传手”的故事》中对沈富麟带病参加巴塞罗那男子排球预选赛的场面描写,鲁光《中国男子汉》对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中美女排争夺冠军惊心动魄的一幕的描写等大量作品中都采用了具象描写的方法,描绘我国运动员在一个又一个国际大赛中争金夺银的激烈场面,这也就是“冠军文学”的一大特点。然而,这类“冠军文学”创作,在思想感情的表达上却是相当僵硬的,除了那些起鼓动、激发、振奋、教育作用的情感外,其他一切个人的情感表达在这儿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或隐藏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创作题材与主题表达上的狭隘和思想感情上的虚伪。

    体育文学作家们用千篇一律的类型化图像和单调的风格叙述为我们打造了一个“红光亮”的世界。

    二、“反思文学”开拓文化的空间(1985年-1989年)

    1985年,在文化热等因素的影响下,以文化开掘为目标的文艺思潮形成了较大的发展声势,体育文学创作也以高度的自觉走向了文化。从这段时间的创作情况可以确认:一批作家,如阿城、赵瑜、冯骥才、罗达成等等,都是深刻认识到了文化的意义,认识到了体育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及其巨大作用,推出了一大批诸如《中国体育界》、《兵败汉城》、《神鞭》、《棋王》等文化意识突出的体育“问题报告文学”。

    随着经济改革的初见成效,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会的审美要求进入了多样化选择的时期,个性化审美意识的增强逐渐瓦解了体育文学“赛场文学”、“冠军文学”创作的一体化结构。著名作家刘心武和理由分别创作的《5·19长镜头》和《倾斜的足球场》则在1985年“5·19事件”之后出炉(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小组赛中1:2输给香港队,引发观众骚乱),长镜头摄下了“5·19”香港足球赛及赛后“骚乱事件”的始末,买黄牛票、掀汽车、被捕等活动,透视出当时中国社会风貌和社会心态。体育界的思考性文章从此发端。不过,这些只是围绕一场关键性足球比赛失利的创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国际体育比赛中接连兵败,以此为题材形成了大量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针对政府主导型的体育管理模式、竞技体育为核心的体育体制、支配体育行为的非体育观念等体育问题表达了强烈的改革意识。同时,新一代体育报告文学作家队伍的集体崛起、国外批判性报告文学的大量译介也促进了这一时期此类报告文学的大量出现。《强国梦》正是真正从体育本体观念,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展开思路,并触及深层话题的体育报告文学作品。

    1988年,6万字的《强国梦》经《当代》杂志第二期一经刊出,就洛阳纸贵——八一体工队正在天津比赛,队员闻讯排队抢购。作家出版社闻风而动,迅即出版了《强国梦》单行本。单行本中的副标题为“中国体育的内幕”,封底的内容提要则是:本书作者把触角直接伸向了一个体制改革中热闹而冷清的死角——中国体育界,揭开了它神秘的内幕。“由于过去强调上一届奥运会拿了15块金牌,金牌的光焰掩盖了许多问题、许多矛盾,比如说东欧几个体育强国在当时抵制美国举办的奥运会,没有参加。但他们的竞技水平并不低,有些项目如果他们参赛的话,我们就拿不到那块金牌。所以我分析,中国当时的竞技体育水平可能就是四五块金牌。”这是赵瑜在报告文学《强国梦》中,针对1988年奥运会作出的一个大胆预测。

    1988年的《兵败汉城》则以一个生动的个案对《强国梦》做了圆满的回应。与竞技体育打交道时间还不长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竞技体育“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规律,第一反应普遍是难以接受。作家张石山《我们有权参与》的文章代表了这种心声:10亿人口大国,区区5枚金牌!

    而《兵败汉城》并未对24届奥运会中国队仅以可怜的5枚金牌兵败汉城的现场作全景记录,开篇便以大量数据将中国与日本儿童的身体素质进行对比,结论是,“中国青少年的身体状况比起1979年那次联合国调查的结果,有更加恶化的趋势”。文中对奥运军团归国后的追踪采访,通过描述汉城一个记者营中诸多令人不快的事件、李宁等体操队员内心“无边的压抑”、国家体委官员与中青年体育理论工作者赛后的不同想法与冲突,证实了《强国梦》中对中国体育现状及危机的中肯分析,它“警醒人民抑制非体育观念,弘扬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是当务之急”。

    10年之后,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写出了一个创造辉煌的传奇体育军团,由于观念上、行为方式上的落后不得不承受命运的悲怆。

    由此我们也知道了:体育文学可以这样深沉与厚重。

    此外,同期还出现了反映中国体育事业现状的罗达成的《中国体育界》,悲愤控诉不平、鞭挞官僚主义的缪晖的《他走了,留下……》,反映中小学体育教育问题的郭东的《谁在忧伤》等等。还有一大批描绘普普通通小人物的体育情结的作品,如《壮哉,八十年代的青年》、《冒险、志气、浩歌》、《万里壮游》、《蔚蓝色的畅想曲》等,这里有车迷、飞行迷、航海迷……他们之中有人获得了成功,有人的苦苦追求成了一场梦,然而失败并不影响他们生活的辉煌,也并不减弱他们生命的意义。或许正是这些小人物的追求和经历,才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体育的真义,也为体育的本质作了一个个小小的注解。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文化热等因素的影响下,以文化开掘为目标的文艺思潮形成了较大的发展声势。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小说家们也转而向文化“寻根”。作家认识和反映生活的视野迅速扩大,文化意识逐步成为不少作家创作审美思维活动中重要的思理机制。阿城的《棋王》描写了特殊环境中人的逃避。王一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在整天高唱“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又食不果腹的年代,王一生们只好借象棋之类求得一丝安宁:“……我迷象棋,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呆在棋里舒服。就是没有棋盘,棋子儿,我在心里就能下,碍谁的事儿啦?”运动员出身的冯骥才在中篇小说《神鞭》中,则寄托了作者对历史和文化发展更深刻的思考。《神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旧时代天津卫的世情传奇,用象征性的笔法,说这条辫子(即“神鞭”)是所向无敌的,犹如“国宝”,但到了新的社会变革时期,却顶不上一个洋枪子儿,辫子断了。小说当然并不是在说武术的进步,而是借“神鞭”终于被剪去的故事传递一个道理,那就是再好的传统也不能一味死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只有实现了价值重构和创新发展才能呈现出一种新的势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此外,还有反映体育体制因步自规、呼唤改革春风的《羌笛怨》,科技造福体育的《空中足球场》,理由的《“迷路的孩子”》,冯骥才的《献你一束花》等。作家在对民族的重新认识过程中,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剖析了传统体育文化的构成。

    这时期的体育诗歌作品数量不多,优秀作品更是凤毛麟角。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此时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成为通过思想解放回归到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如张德强《守门员之死》、易殿选《对弈》、佟伟《为了这蓝天》、谢君远《恋情》等等。

    在这个体育文学与文化共舞的时期,体育文学的内涵与外景发生了全新的转型。从外在的形态可以显见,体育文学的结构由微小转至宏大,这表征了作家观照世界已从微观走向宏观。从作品的内涵看,作家们已不再仅从金牌、赛场一端看取体育,而是摄取更广阔的生活面,容纳更多的信息,与社会、文化、心理等等广结良缘,将体育运动与历史、人性、生命本体、社会存在联系起来进行重新思考、认识、观照和感悟,使体育的价值在不同的意义上被显现。体育文学作品通过综合(问题的综合、专业的综合、社会性与文学性的综合)解剖急需解剖的体育问题和矛盾,使体育在不同的价值层面上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于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作品的每一步“文化化”,都伴随着作者的文化思索和文化解剖。体育文学也由此从“赛场文学”、“冠军文学”中脱离出来,走向“反思文学”,开始立足于文化的思考,有深度地来表现体育,开辟出更广阔的文化空间,给人以整体的文化感觉。

    三、“休闲文学”在网络时代轻舞飞扬(1990年至今)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注重休闲已经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以写休闲并以供读者休闲为旨趣的“休闲文学”便突显价值。其中体育文学更是借助于网络这种开放的“第四媒体”异军突起,在写作思维、风格、表达手法上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文学迅速边缘化的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休闲功能反倒急剧膨胀起来,体育文学也日益走向休闲。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在迅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步入一个传播媒体左右人们的思想情感与生活方式的时代。以网络为载体的“第四媒体”的出现使写作工具不再只是纸和笔,而变成了键盘和鼠标。一切写作信息的发出,不再需要印刷出版这类中介。于是,写作思维可以直接表达,写作意图可以立即表现,写作情感可以瞬间外化,写作目的可以快速实现。

    体育文学与网络也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职业足球联赛的兴起,传统样式的体育文学开始走向衰退,大量的体育网络文学写手及作品出现,在这一时期,除了赵瑜的《马家军调查》、王崇理的《中国体坛热点写真》和《五环人世相》、罗达成的《中国足球青年近卫军》、谢红的《流金岁月——中国女足档案》等少量具有文化批评意味的作品外,代之而起的是杂文式的体育评论和日益繁荣的网络原创体育文学。在众多的体育网络文学作品中也不乏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如杨杰创作的中国第一部“长篇足球小说”《假球》,2000年6月8日在《羊城体育》报首家连载。小说写了一个完全该写、完全不好写的题材,向我们提出体育产业市场化以后需要注意的重大问题,提醒各方面人士,在玩体育市场时,保持市场公平的游戏规则多么重要,它旗帜鲜明地反映了作为体育受众人们都在看什么、想什么、为什么不满意、为什么要求在体育界也来一次反腐倡廉。作品在新浪网发表后,受到广泛关注,被文学界和体育界专家称为“足球文学的开山凿河之作”,“一部鬼斧神工的足球故事”。他还在“5·19球迷骚乱事件”17周年来临之际,创作了中篇小说《足球流氓》,对这种特殊文化现象进行了特殊纪念,深刻呈现当今中国足球文化的真实形态,塑造出球迷秦华山和以网站BBS网民为代表的新时期球迷形象。同时,小说围绕和借助足球事件,意味深长地展开了关于“流氓文化”的多角度观察与思考。此外,董路创作的40万字的长篇小说《临门一吻》,是国内首部以职业足球联赛为背景的都市题材言情小说。作者依据多年采访国内职业联赛的亲身经历,真实地刻画了职业球员、专业足球记者的生活、事业与情感世界;同时也揭示了现代都市年轻人在追求爱情、维系友情、体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所体会到的种种艰难、困惑、矛盾、彷徨以及希望。

    体育网络文学更多的是一些散文、随笔和评论。如李寻欢的《足球男人》、《女足五题》,黄健翔《我心目中的最佳阵容》,白岩松《笑到最后才是幸福的》,朱又红的《咱是球星咱怕谁》、《中国足球与英雄无敌》,逸鸿《中国球迷的品位》,徐坤《期望爆出冷门》,叼得一《甲A恩仇录》、《大连问题》、《回归足球》,红油顺风《说说中国队》、《一位南方体育记者的崩溃》,韦一笑《尴尬时代的中国足球》、《笑看体坛》……

    体育网络文学的选择更加多元,呈现出与以往体育文学全然不同的一种轻松、调侃甚至戏谑色彩的风格。例如当迭戈·马拉多纳带着博卡青年队风尘仆仆来到京城,女作家徐坤顺势炮制了一篇小说《狗日的足球》,“……马拉多纳,马拉多纳,哪个马拉多纳?难道真是那个被她崇拜得至高无上、满脑袋都是羊毛黑卷儿(中间还夹杂着一小撮精心染制的黄毛),小矮个儿,大脚模丫子,每一个脚趾头上都长着眼睛,传球永远准确到位,中场起动时风驰电掣,带球过起人来虎虎生风,从不黏黏糊糊逮机会抽冷子就射的那个长得卷毛狮子狗似的足球巨星马拉多纳?!”亦悲亦喜、亦庄亦谐之间,尽情地刻薄了男性足球文化的不无荒谬的表演性之后,骤然进入了当代狂欢节上女性所遭到的“文化强暴”与绝对失语的现实。“我年轻的时候看球,觉得他们个个都是高大威猛的偶像,那一连串响亮光辉的名字,频频闪烁在我少女怀春的梦里;而今我中年的时候看球,却见绿茵场上奔驰的,个个都是大孩子,他们眼神中满是纯真、无辜和善良:马拉多纳腆着小肚寻隙滋事,坎多纳爆踢球迷后痛哭流涕、追悔莫及……”(《女球迷》,1998年)“去看教练,看球员,看前锋,看后卫。看他们的脸,看他们的脚。脖子以下和大腿根以上的部位,在球场上,就临时省略,遮蔽在球衣和短裤的衬里内部。明晃晃的灯光球场,谁光着身子,都不好看。……”(《君子好逑女子好球》,1998年)徐坤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使用这种语言描述体育的作家,在网络体坛中,这种文风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写手们根据自己的情感意志而创作,为了个体情感的宣泄而表达,从评论世界体坛大事、鸡毛蒜皮到互相人身攻击,无奇不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无所顾忌。

    2004年以来,体育网络小说的创作更是风起云涌。林海听涛《我们是冠军》红透了半边天,带动了体育类小说写作的热潮。此后大秦的《校园篮球风云》也在起点掀起一股热浪。据说“校园”最热的时候,刚发完一章节,回贴数目就多达500多个,“校园”更新多半在晚上2点,这个时刻也被称之为:校园疯狂时刻。此外,八戒的《飞翔篮球梦》堪称中国网络上最火爆的篮球题材长篇小说;《篮球之梦》、《篮球之王牌后卫》等都是描写篮球的小说;足球类小说有《宇皇星首部曲——足球之恋》、《求索》、《足球神话》、《天生废柴》等不胜枚举;围棋类小说则以陈峰的《棋士》和木三的《棋定今生》为代表。

    体坛网站、体育论坛共同建立了一个“体育文化圈子”,培养了都市心态下广大体育爱好者灰色而幽默的温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各自平凡卑微的角色,三缄其口,而内心深处却洋溢着对体育话语表达的急切渴望,并且只有当面对网络这个无限虚幻的美丽新世界时,他们蓄谋已久的体育热情才会像烟花一般热烈绽放开来。网易体育、新浪体育、南方体育、球迷一家、榕树下、黄金书屋、清韵书屋……都记录着他们语言诙谐幽默、粗放草率、自由挥洒的体育网络文学作品。在述说对体育的痛与爱,在现实的酸楚里表达激情与反叛中发掘体育中的每一丝乐趣。在尘埃弥漫的市井生活中它们更能让人们走出“市场”,轻松的“休闲”,在茶余饭后或睡眠之前跟随它们一起轻舞飞扬,接受精神按摩的最高理想。这就是在E时代走向“休闲文学”的体育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脚步的临近,全国各地作家纷纷“投身奥运、铸造名篇”,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宣传奥运精神、反映全民奥运中的感人事迹。我们看到了大批知名作家在用他们的笔来书写奥运,感受奥运。一批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文学作品也陆续与读者见面,给读者们贡献了一餐关于“阅读奥运”的饕餮大宴。

    徐坤历时4年采访、创作完成的《八月狂想曲》以一座虚构的奥运协办城市为背景,以奥运场馆建设为主要线索构架故事,塑造了一代年轻的城市管理者和建筑设计师的形象。是目前为止全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北京奥运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魏纪中新著《我的体育生涯》以作者50多年的体育人生经历为主线,从第一届全运会到“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从女排连夺五连冠到拿下首块跆拳道金牌,从重返奥运大家庭到两度申奥……再现了新中国体育半个世纪的清晰脉络。

    肖复兴,曾经的体育记者中的一个“另类”,他的视角,他的优美,打动了一代杂志的读者,其新作《其实奥运会已经开始》日前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感性地记录了他对一些著名运动员的采访,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体育30年来的发展轮廓。

    由孙晶岩创作的中国首部全景式记录2008年北京奥运的长篇报告文学《五环旗下的中国》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作品以开阔的视野、激情的笔调、丰富的内容,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筹办北京奥运的历程,是中国文学界为北京奥运会奉献的一份厚礼。

    此外,还有《何振梁申奥日记》、《我爱女排》、《杨澜奥运高端访谈:揭开奥运核心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等等名家名篇问世。伴随各地奥运征文大赛的开展,一大批体育散文作品也应运而生:《同一片祥云 同一个梦想》、《奥运的中国色》、《编织五环迎奥运》、《感受奥运》、《梦奥运》等等。体育文学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各个角落都变换着面目出场。现在体育诗歌的最佳载体不是诗刊、诗集和杂志,而是流行体育歌曲的歌词,从《亚洲雄风》、《实现梦想》到北京申奥歌曲《向奥林匹克进发》,这些歌词被广泛引用来表现体育健儿的拼搏精神。由此,我们欣喜地看到执着于艺术探索的耕耘者翻新出奇,为我们展示了体育文学发展的种种新的可能,体育文学正借奥运的东风,重新启航。

    体育不仅需要肉体,还需要精神,于是,体育就必须升华为一种艺术形态,同时还必须与其他艺术种类进行密切的交流和补充。我国新时期的体育文学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新时期体育文学历经30年的发展、流变至现今,体育文学进入到了另一个新的文化状态,体育文学的时代也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属于过去,它的真正“黄金时代”还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