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古籍列为人类主要自然灾害的有洪水（又称水潦）、冰雪（恒寒）、地震、沛雨（恒阴）、蝗蝻、雷电、旱涸（恒旸）、风火（风祸火灾）、山崩（山颓）、冬燠（冬热）等十类，在史籍编目上统归五行之属。

    史志五行，始自汉书，后代史官因循而下，大同小异。因为自然灾害关系国计民生，小灾一州一地遭殃，大灾九州四野惶恐，弄不好，灾民聚啸如潮，砸户抢米、举旗造反、烧衙戮官，会扩大事态，演成大乱，故历代朝廷于此一般不敢掉以轻心。尽管混水摸鱼、乘乱发财的奸佞墨吏什么时候都在所难免，但灾报的规章和程序，以及赈灾的措施和范围，例如伤亡统计的方法和发放粥汤的投米量等历代都明文立法，不但要求“依之行事，随之核查”，而且灾后考察官吏业绩，清廉者论功行赏，贪邪者核罪重罚，大面子上皆必须说得过去。

    十类自然灾害中，通常以前五类为最。譬如地震，古代虽然也有民间监测，但防灾意识差，加之科学技术手段和监测仪器落后，监测点之间信息传递迟缓，往往贻误大事。面对鸟鱼惶恐、蛇蟹登堂、山河异声、树伏地裂等反常的奇相怪状，即使饱读典籍的文化人，也不一定警觉，往往以政风人事附会之，或曰瑞象即现，或曰异端在朝，臆断虚妄。只有少数的聪明人，能趁机借题发挥，利用皇上畏惧自然灾害的威慑力，进谏忠言，以期意外之效。

    说“异端在朝”的，多半是别有用心，趁机投井下石，想排除对手。例如明代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南京夜逢雷电，谨身殿着大火，漫及奉天殿和华盖殿，火势难抑，奉天诸门皆毁烧殆尽。御史吕昌与守备李贤有隙，遂劾奏逮治李贤等，幸好明英宗那天没犯糊涂，居然不信吕昌的异象谗言，饶恕了李贤。是年八月虽有英宗被瓦剌军俘获，官军死伤十万的巨厄之变，但新即位的郕王（朱祁钰，即景帝代宗）依旧不信“异端”，诏“凡有灾异，有司及时奏闻，言祥瑞谄谀者罪之”，一时杜绝谗口，也免去灾事添乱。

    以政风人事附会的，大都将灾害发生前的一些异常现象故意炫耀成吉相瑞象，恭维圣上贤德动天；此皆谄媚奸小所为，捧晕了圣上，乘便加官晋爵，只想肥私利己，然而耽误了防范，一旦灾害降临，遭罪受苦的就多是黎民百姓了。

    上述南京火灾后两年，即景泰二年（1451），国事稍安，百官奉迎。南京太常寺罗辅呈报在坛井汲水，发现水黄冒气，“闻酒气芳洌”，以为“醴泉”，当是大瑞（编造由头，只为献媚）。会兵部尚书王骥往坛井取得酒来（应是精心设计），荐奉先殿。礼部遂报奉代宗（步步为营），没想到，代宗“不为伪瑞所惑”，拒绝瑞酒，本是苍生之幸，然而是年，在江南兴修水利二十年的工部尚书周忱（1381－1453，字恂如，善行书，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任过南畿巡抚）忽然遭受弹劾，被代宗罢官。第二年（1452）即黄河决堤，徐州和济宁平地水高一丈，南畿河南陕西俱成洪水汪洋。

    虽然清官、贪吏都主宰不了大灾降临，但警觉后及时防范治理，普救苍生，至少可以减除灾害伤亡。郕王能将“言祥瑞谄谀者”一并论罪，而且拒绝瑞酒，“不为伪瑞所惑”，清警非常，谁知龙椅上没坐两年就开始犯晕。可见天下陷阱多多，不为伪瑞所惑，或为奸邪谗构，果真成了“天害难预，人害难逃”，那就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了。

    面对灾害，敢于进谏皇上的清官中有一位必须提及的大书法家，是唐代虞世南（558－638，字伯施）。

    据《旧唐书》载，贞观八年（634年）七月七日，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唐太宗李世民十分奇怪，问秘书监虞世南曰：“是何灾异？”虞世南虽然解释不了大地震前的异常征兆，但灵机一动，立即以四件类同的史事借机进谏太宗尊礼修德。

    其一，“春秋时梁山崩，晋侯召伯宗而问”，伯宗劝其尊礼，晋侯从之，最后安然无害。其二，汉文帝（刘恒）九年（175年）时，齐、楚地域二十九座山同日发生山崩。于是文帝出令，免去郡国岁献，施惠于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其三，后汉灵帝（刘宏）时，青蛇现于御座，社稷亦无大害。其四，晋惠帝（司马衷）时，大蛇长三百步，公然经市入庙，亦坐定二十年皇位。最后说，“今蛇见（即现）山泽，盖深山大泽，实生龙蛇，亦不足怪也。唯修德可以消变”，希望皇上能修德消灾，安定天下。四证凿凿，勿庸置疑，唐太宗闻之有理，便赞同了虞世南的“蛇象说”。

    大书法家虞世南面临自然灾害沉著机警，抓住机会进谏太宗，不管能起多大的作用，这事干得漂亮，让太宗尊礼修德，对天下百姓来说，总是有利无害。另外，能即席联想四件类同的史事，若无满腹经纶，焉得援史据典，张嘴就来？

    虞世南书法得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传授，入门正，又勤于学，又恰在雄志恢宏的初唐，书艺自成气象不难。世以虞、欧（欧阳询）并誉，称为“虞欧”；《宣和书谱》评曰“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破的中肯，堪称明眼。若以上述进谏太宗事参佐其“内含刚柔”的书法，弥觉“书如其人”、“君子藏器，以虞为优”，俱言之不虚。

    （2008年5月22日）

    禹，乃上古帝王，史称大禹、神禹。禹本黄帝的曾孙，姓姒氏，名文命。古代称名之前冠以“大”字，敬称，表示至崇的敬重。其父鲧治水无功被诛，禹继承父业，平水土，开九州，治水之功惠被千秋。封夏伯，故又称伯禹、夏后氏。以功继舜位，后东巡至会稽而死。其子启继位，创立夏朝。《史记》卷二有《夏本纪》。《会稽志》云“三月五日俗传神禹生日”，又苏轼《上巳游涂山荆山》自注“淮南人谓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数万人会山上。虽传记不载，然相传如此”，故禹生日有二说。

    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敢与大自然较量的最早的伟大记录。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评价舜身边二十二位功臣时说“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此功，等同开天辟地，就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旷世大工程。与其父相比，小子有胆有识，以疏导泄通的方法治水，胜过其父的息壤之术，功德无量，最终成了吾国最早最伟大的治水英雄；这一点，无人不晓，古今无疑，但说大禹还是名著中国书法史上的大书法家，就会让今天很多人着实感到意外了。

    唐代韩愈的《岣嵝山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拏虎螭。”提到过岣嵝山颠有奇特古文字的《神禹碑》，同朝的刘禹锡在《寄吕衡州诗》中亦曰：“尝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回忆曾经耳闻过的《神禹铭》，也评其“秘文螭虎形”，神奇得难以言表。

    二诗中提及的《神禹碑》，又称《神禹铭》，就是史称衡山岣嵝峰的《神禹治水碑》。此碑可为夏文化的见证，也是治水英雄大禹作为大书法家的书法历史痕迹。相传大禹导水通渎，每治理一处，常刻石画壁，以为标志。然而，此碑早已不存，有南宋嘉定（1208－1224）碑记并楷书“右帝禹刻”（南宋何致书）四字的是岳麓山《禹王碑》。明代杨慎《法帖神品目》卷一记录最详。依杨慎当时所录，九州大禹的书碑大约存有数种：其一，“衡山岣嵝峰《神禹治水碑》，在长沙，凡七十七字”。其二，“小孤山禹刻，在扬子江中”。其三，“庐山洞中禹刻，在庐山上霄峰，七十二字，仅‘有鸿荒漾’等六字可辨”。其它，又“阳明洞禹书。《淳化阁帖》禹书十二字”。

    另外，书史传曰大禹始创钟鼎书，亦可姑存一说。

    钟鼎书，是仿钟鼎之形的一种象形文字。唐韦续《墨薮·五十六种书》曰：“夏后氏象锺（钟）鼎形为篆，作锺鼎书。” 宋陈思《书小史》亦承此说，曰：“禹因九牧贡金，铸鼎象物，故作锺鼎书，象锺鼎篆。”关于钟鼎篆的解释，用明代顾璘《息园存稿》的说法，则是“古者书法之兴，皆取象山水虫鱼草木之类”，因为“禹精于水”，故“今篆体皆有流水（之）形”。不管此书实用与否，观物采象，象形书契，传之即是文字文化，大禹创辟亦属有功。

    但是，让今人最感意外的是，大禹本西川道汶川地区的羌人。

    关于大禹的祖籍，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西汉陆贾的《新语·术事》和范晔的《后汉书·戴叔鸾传》皆从司马迁说；西汉扬雄的《蜀记》更加具体，认为“禹本汶川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曰：“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基本上与《蜀记》同。按广柔县，汉置，故城在今汶川县西北，有石纽村。

    今夏汶川地区特大地震之后，熟悉历史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西羌大禹；治理堰塞湖最终选定泄洪疏导方案时，更让人缅怀那位因功被千秋而不朽的西羌大禹。鲧禹父子两代的顽强，令千秋肃然。或许，正是父亲“息壤”的失败才成全了大禹“泄导”的成功。就这样，从历经过太多灾害的西羌和无数次与苦难抗争的磨砺中崛起，大禹成了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抗灾英雄。

    历史无言，但步履沉重地行过，中华的子孙都能听得到那浩荡的回声。

    （2008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