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到文化部艺术司工作后，涉猎面明显拓宽。我的书写主要在两个方面得到延展：一是属于演艺生产包括演艺团体体制改革方面，二是属于其他舞台表演艺术主要是戏剧戏曲艺术研究方面。这两个方面可以旁通于“舞蹈书写”的主要有以下篇章（均发表于《中国文化报》）：1、《在艺术的精彩呈现与观众的文化需求之间寻找最佳切线》（03.7.17）；2、《舞台表演艺术的产业运作与市场培育》（03.10.25）；3、《舞台表演艺术“观赏性”摭论》（04.1.31）；4、《舞台剧题材选择掇思》（04.3.6）；5、《“非物质遗产”与文化生态保护》（04.7.10）；6、《舞台剧艺术本体掇思》（05.2.5）；7、《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舞台剧创作》（05.5.21/5.28/6.4）；8、《关于国家扶持重点表演艺术院团的若干思考》（05.7.16）；9、《大型主题晚会构成形态六说》（05.10.8/10.20）；10、《京、津、沪京剧院团调研感思》（05.12.10/12.17）；11、《演艺团体的城镇依托与都市布局》（06.4.15）；12、《从“精品工程”看当前舞台表演艺术创作态势》（06.5.13）；13、《芬芳的泥土清香的花——百年越剧的几点启示》（06.2.18）；14、《思想的雷电精神的光——百年话剧的几点启示》（07.3.24）；15、《音乐是戏曲的灵魂——戏曲音乐的历史范型及其创造性转换》（06.7.8）；16、《以人为本，以物为用——关于戏曲艺术舞美设计的若干思考》（07.5.12）；17、《强化杂技审美的舞蹈设计》（04.10.30）；18、《杂技艺术的本体发生、历史演进与形态分类》（06.7.1）等等。列出以上主要篇目，并非要告诉舞蹈界我在“舞蹈书写”之外还写了什么。想要告诉读者的是：一、舞台表演艺术各门类多有相通，去寻找共同规律是一件有益也有趣的工作。二、正是上述书写涉猎面的拓宽，才使得我的“舞蹈书写”呈现新的气象。三、其中许多篇目（例如《大型主题晚会构成形态六说》、《音乐是戏曲的灵魂》、《强化杂技审美的舞蹈设计》等）不仅得到各省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亦得业内专家的高度首肯。

    16.即使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主要是有太多的业务要学习），我也并没有放弃“舞蹈书写”。只是这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的注意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重要的论题，二是关注有多部舞剧创作的编导。这样一来，我的“舞蹈书写”往往较长，直逼《舞蹈》刊物文章字数的上限；同时，因难得有整块时间写作，以至于在每段前都标上阿拉伯数字，这种“跳跃”的思路和写法显得活泼松弛。这类文章主要发表在《舞蹈》杂志上，关注重要论题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舞剧结构层次论》（2001年第4期）、《舞剧结构的本体转换》（2002年第5期）、《现代舞、当代舞及其他》（2002年第12期）、《舞剧结构模式的定型、变异及其更新》（2004年第8、9期）、《舞蹈织体摭论》（2005年第4期）、《需要自省的舞蹈创作观念》（2005年第6期）、《群舞的指称、叙述、思维与意蕴》（2005年第9期）、《“原生态”价值取向与民间舞“善本再造”》（2005年第12期）、《民族属性与艺术本体——关于当代舞蹈文化发展的一点思考》（2006年第1期）、《价值学视野中的舞蹈批评》（2006年第11、12期）、《面对诘难的舞蹈批评》（2008年第2期）等。对于多部舞剧创作的编导的关注，我用了一个模式化的标题“从XXX到XXX”，书写了张继钢（《从〈八桂大歌〉到〈一把酸枣〉》2006年第3期）、赵明（《从〈闪闪的红星〉到〈红楼梦〉》2006年第5期）、高度（《从〈红河谷〉到〈黄道婆〉》2007年第1期）、陈惠芬（《从〈星星河〉到〈天边的红云〉》2007年第3期）、王玫（《从“看见河岸”到〈天鹅湖记〉》2007年第6期）、邵小眉（《从〈畲山风〉到〈瓯江谣〉》2007年第8期）、苏时进（《从〈瓷魂〉到〈天道〉》2007年第10期）、陈维亚（《从〈大梦敦煌〉到“悲情圆明”》2007年第11期）和门文元（《从〈阿炳〉到〈西施〉》2007年第12期）等。后面这一部分的“舞蹈书写”得到了舞界的关注，《舞蹈》执行副主编杜晓青也认为这类文章增强了读者的阅读深度。而我自己知道，没有一个广阔的视野和深度的积累，这类文章从选题确定就不易公允，更不用说去进行跨时空的评说了。

    17.上述两个方面的“舞蹈书写”追求的文风不同（有理论化和散文化之分），但“书写”的指向大多是舞剧。这当然不仅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的研究，还因为我在学院任教时开设过《舞蹈形态学》的课程（出过内部教材），曾为《舞蹈》写过《从舞蹈的本体到舞蹈的形态分析》一文（1994年第4期），认为舞蹈理论应更多地关注一些“形而下”的问题。我写到：“舞蹈的形态分析不仅是对一种人生自我展开方式的分析，也是对一种人类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的分析。舞蹈形态不仅是舞蹈艺术的审美中介，而且是舞蹈家把握世界图景的‘图式’。”印象中自9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初，《舞蹈》一个自发讨论、见仁见智的论题是“舞剧和舞蹈诗”的问题。在我看来，“舞蹈诗”问题的提出，不是“舞蹈”是否具有“诗”之属性问题，它其实是大型舞蹈创作实践为求“正名”而产生的题。曾有研究生向我请教硕士论文课题，我说“舞剧和舞蹈诗的形态学研究”是值得去做的。其一，这个课题来自实践，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是范东凯和张建民第一次在自己的毕业作品《长城》中冠以了“舞蹈诗”的指称，那一年是1989年。但其实《长城》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原定四个诗章只编了两个。但由此而引发了舞剧“诗化”的潮流，这个潮流的实质是由“交响编舞”理念去淡化舞剧情节的结果。其二，这个课题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我粗略翻捡了一下《舞蹈》杂志，有隆荫培的《关于舞剧、舞蹈诗的两则思考》（1999年第5期），冯双白的《关于舞蹈诗创作中结构问题的思考》（1999年第6期），杨少莆《“诗”的兴盛与“剧”的无奈》（2000年第2期），聂乾先的《“剧”与“诗”的究竟》（2000年第4期），吕艺生的《论舞蹈诗》（2000年第6期），房进激的《舞蹈诗：中国舞蹈艺术的新发展新创造》（2001年第3期）等。我写了一篇《诗歌意象与戏剧行动——舞蹈诗与舞剧的形态学研究》（《舞蹈》1998年第5期）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文章的结尾处我写道：“一个是‘诗歌意象’，一个是‘戏剧行动’，这是舞蹈诗与舞剧形态区分的基点。对于舞蹈诗而言，值得研究的是‘意象’与人类精神的关联和超越‘语言公式’的组合方式；对于舞剧而言，值得研究的则是‘行动’的性格内涵和戏剧冲突。当代舞剧创作中的‘诗化’倾向，在我看来一是舞蹈艺术自身特性中本身具有‘诗意’的追求，二是当下的艺术审美活动更追求‘诗意’的联想而轻忽‘戏剧性’的张力。不过我以为，舞剧仍然是舞蹈艺术中最能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时代的样式，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把握具有时代高度的‘戏剧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舞剧形态的独特性”。

    18.许多舞界和非舞界的朋友问，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文章结为集子？说实在的，在为纪念北京舞蹈学院建院50周年我选择部分论文结集《高教舞蹈综论》之前，的确没有这个念头。一者，我认为有不少文章是在特定时间为特定事件而写，时过境迁难免让人看着有“昨日黄花”之憾。二者，我认为自己的“书写”仍处“现在进行时”状态，一结文集似乎就给自己的思考画上了句号。三者，我认为与其“结集”来显得自己思考和行文的厚重，莫如就直接写出厚重的“专著”。需要说明的是，《高教舞蹈综论》的结集，一是为着纪念北京舞蹈学院50周年院庆，二是认为可以将那13年在舞蹈高教中所写并且是书写高教舞蹈的文章画一句号。因为在新的岗位上将思考新的问题，即使“舞蹈书写”也会有不同的视点和视角。除《中国现当代舞蹈发展史》之外，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的《中外舞蹈思想概论》；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我的《舞蹈文化与审美》。需要说明的是，我很少为写书而写书。《中外舞蹈思想概论》原本是为准备《舞蹈形态学》授课而搜集、撰写的背景材料，谁知授课的正式教材未出，背景材料倒自成体系并成书面世。《舞蹈文化与审美》吸收了《舞蹈形态学》授课的部分内容，是真正关于“舞蹈”的文化和审美理论，因而颇受高校教师、学生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将此书放入“高校美育丛书”和“写给大家的人文丛书”两套丛书中出版，当然我也双倍地收到了稿酬。自2004年4月任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以来，工作的确出奇地忙，但我也确实在思考不辍、书写不辍。那些“非舞蹈”的书写，在有空暇的时候，我想选择一部分结集成书，书名打算就叫《舞台艺术散论》。而近30年写作沉淀下来的文字，一是要以串写和选文（选自己书写之文）的方式著一部《中国舞蹈的原始发生和历史建构》，二是想在众多舞剧研究论文的基础上写一部《舞剧艺术概论》。当然，如果有可能，还想在《舞蹈写作教程》和《舞蹈评论教程》的修订中将更好的文章编入。那么《舞蹈形态学》呢？这是我夫人徐正萍也常常催促的话题，“等什么时候不忙了再说吧”——突然觉得，这句话作为“舞蹈书写的轨迹”之结语也蛮合适。那么就此打住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