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教学要兼顾“场上”与“案头”——访中国戏曲学院教授钮镖
本刊记者 张悦
钮镖先生是满族旗人后裔，也是位戏曲界的“奇人”，他一专多能，上场能演，下场能排，开坛能讲，落笔能文，是位值得后辈戏曲人敬仰和学习的师者。钮镖先生曾任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有着教授、编审双职称，是一位集京剧史专家和京剧丑角名家二者于一身的学者型艺术家，与夫人沈世华共同被誉为“剧坛师表”。钮镖先生培养过不少戏曲史论与表演的研究生，在戏曲教育问题上有自己独道的见解，为此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您自身的人生经历说起，您经历了从演员到导演，到编审再到教授的过程，也经历了从旧式科班教育到新中国戏校学习的过程，可以简要介绍您从求学到教学的这个过程吗？
钮镖（以下简称“钮”）：新中国建立前夕的１９４８年，我正值１５岁，迫于当时情势，家里面更趋向于让我学习一门专业技能，出于从小对戏曲的爱好，我考入了田汉主持的四维戏剧学校学习京剧表演，1950年，这个学校转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后为中国戏曲学校）。在学校里，我先工老旦，后习文丑。在校学习期间，当时的王瑶卿、史若虚等学校领导十分重视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邀请各路名家为学生们教授文化课。所以我们还听到周贻白、黄芝冈、阿甲等诸先生主讲的戏曲史、戏曲表导演理论等课程。当时正在着力选拔培养戏曲史专业的青年教师，周贻白曾希望我能够去他所在的中央戏剧学院攻读戏曲史，但因为我要留校任教而作罢。青年时期得到一些名师的指点，应该说为我在京昆表演和文化素养两方面都打下扎实基础。１９５４年，中国戏曲学院第一班学生成立了实习剧团。记得当时总结盖叫天舞台艺术经验的《粉墨春秋》和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两本著作先后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良好的反响，因此文化部就决定各单位都要为硕果仅存的老艺术家记录舞台经验，我成为老一辈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萧长华先生的专职助教。之后我又任学院学报《戏曲艺术》主编、研究所所长、编审、教授，担任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同时不脱离课堂教学，为学生开设剧目课，还参加了国家各级集体科研项目的编纂，主编了京剧剧目教材30余种，并为学校培养硕士生。
记：您作为一位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当代学人，转益多师但自成一家，对戏曲美学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尤其是您的夫人沈世华老师，还是新中国第一位昆剧教授，除京剧外，您对昆剧表演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问题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吧？
钮：近年来，由于昆曲艺术被列入首批世界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昆曲似乎又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全国各地的昆剧团组织了多次大型演出。我认为最容易失传的是历代昆曲剧本中所承载的表演艺术家所创造、积累的丰富的表演技艺成果，是依附在人身上的文化形式，这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可以说，昆剧的传承，首要的是传承表演艺术，因此，光在场面豪华、服饰亮丽上投入是不够的。应该注重培养这种精神范畴内的对这门艺术的感情，并传递给观众。
记：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您强调“场上”与“案头”融为一体，可以具体谈谈吗？
钮：“场上人”（戏曲演员出身）要能演能教能写能论，“案头人”（文科专业出身）要有舞台艺术知识，这样才能避免说外行话。我要求学生在平时的治学中要做到“五勤”：勤读书，广博地涉猎，疑而后思，思而后得；勤看戏，搞戏曲研究必须多看戏，而且上乘的、平庸的都要看，作优劣作品的比较，锻炼鉴赏眼力；勤问学，向经历过的当事人取得第一手材料，也就是“口述历史”，勤于调查研究；勤动笔，重视有闻即录，不能全靠记忆力；勤思考，只有思考才能发现问题。
记：“京剧进课堂”的问题近来非常受关注，现在部分试点学校已经开始教学，您作为京剧教育界的专家，又有很多年的教育经验，您对“京剧进课堂”有什么建议吗？
钮：我认为京剧进课堂，受益的将不仅仅是京剧，对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振兴，都将有深刻的作用。对于戏曲教学，包括教材的选编以及剧目的选择还是应该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公布的１５个剧目中，有９个是现代戏，传统戏的比例偏小，这曾引起很多专家的争议；再有，京剧进课堂的教材选编应更多地让教学部门来实行，而不是演出单位，这样更适合授课与教学。２００５年以来我曾主持教育部委托的中小学艺术教育“２＋１”教学辅导用书的编写，原则是：优中选优，精中选精，老师能教，学生爱学。协调４个比例：行当比例，流派比例，传统戏与现代戏比例，易和难、简和繁的比例。遵从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师制宜。每一个剧目都分别有教材解读、教学目标、教学建议、唱段赏析、相关链接，文稿已全部完成。我深知戏曲教育的特殊性与它传承中的特点，我也从没有离开过戏曲教育，从最初的口传心授，到开始编写教材、用教材向学生们授课，我主张戏曲表演要重视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作为戏曲理论的研究者更要踏实、严谨，在治学和教学上做到一丝不苟，这不仅是治学态度也是为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