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利先生是一位学者，一位优秀的出版工作者，同时又是在当代有着重要影响的画家。30多年的编辑生涯，使他积累丰厚，见识卓越，这在当代画坛是罕见的。他能站在理性的高度去审视传统、寻找规律，与同时代画家相比，对于中国画有着更深的认识。

    在这个世风浮躁，离艺术的纯粹性越来越远的时代，程大利仍是艺术的理想主义者，极重视画家的人文追求，因此他有“中国画是修养的外化，知识的记录”这一卓见。我想这里的“修养”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修养，一是道德修养。翟墨先生曾说：“他能够把做人、作画、做文、做事如此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且都做得这么到位，确实难得。”中国画是修养的表征，是人的心性不断复归自然的印证。画家的思想情感借助笔墨表达出来，实现对人类心灵的抚慰，带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和谐，这便是中国画的功能所在。

    程大利对中国画的深层认识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中国画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的关注上。正如梅墨生先生讲的那样，他的艺术创作中有理性的智慧、有学者的修养，而他的出版、创作、理论又三位一体，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凝聚着这一代人的文化理想与对社会、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和关切。

    丰富的人生阅历铸就了程大利豪放而深沉的气质，他的作品多以直率真诚与朴实豪放为基调。中国山水画的整体脉络，有一个明显的审美特征，就是具有一种静穆、浑茫的阴柔美，极少有浮躁不安、剑拔弩张的火气与刚猛之感。五代末北宋初的山水画家代表董源、巨然及范宽之作，大山大水的构图，虽有“远视则不离座外”之宏大壮美感，但画外还是一种平和的静态之美。程大利的作品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特点，气势恢弘，笔墨苍茫，始终追求静穆、浑茫、宏大之美，这种平和静态的审美特征也符合中国的哲学家一直坚持的独特的自然观。

    程大利于绘画是快乐的，他常说每当周末或节假日，独对白纸青天，描绘山川，在自我愉悦中获得一种内心的陶冶与解脱。于是，绘画也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无论大幅巨制，还是小品山水，都能显现“超象外”的深远之境。我想不独其“师造化”，更重要的是其“得心源”的深厚造诣。

    程大利为人淡泊，不事浮华，对艺术之追求平实质朴。清笪重光说：“丹青竞胜，反失山水真容。”平朴是至高追求，一切形式的噱头都是短命的，惟笔下功夫，千古不易，而且，变化之多，也值得一个人终生追求。从表面上看，程大利的画似乎还保持原来的浑厚、苍茫、大气的特点，但是实质上却发生了很多内在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苍茫厚重；以清澹典雅，取代厚黑繁密；以中正平和，取代幽僻奇崛。在笔墨上，以浑圆质朴的线条，取代大面积的墨块渲染，以笔意代墨气。从审美层面上来说，他是将过去对“景”、对“形”的追求，逐渐导向对“趣”、对“境”的追求，愈来愈强调用笔的质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其作品的视觉效果。在技法上也愈渐工整严谨，看似自然流露，实则精心安排；构图看似“随手写出”，实则颇多匠心。以前的“积小块而大块的”的笔墨技法大多被“折钗股”、“屋漏痕”的线条所代替。此间，他的画面愈发透出一股安详笃定之气，渐次进入一种“八风吹不动”的超然。据他所说，这一切是过程的快乐。

    在整体风格上，程大利在保持其特有风格的同时，一直都在变化，但却与董其昌所崇尚的淡、柔、逸殊有异趣，他的画有时代印记和个人趣味，又似乎与南宗的美学追求有某种契合。山水画重气韵，气韵之气的本来意义是指骨气之气，能体现出一种宽厚博大而又刚正中直的静态之美。宗炳认为：道映于物，需要贤者静气、净心去体味。山水之形象中蕴涵着道、体现着道。程大利悟此颇深，把修为、感知与用笔结合。中国画最后是以笔墨见高下的。这种历史性的压力，对于任何一个以绘画为己任的人，都不得不自觉承受。人生的经历越丰富，见识越广，谋虑越远，目标也就越高远，压力便越大。由于眼界、心志所限，有的人向往的是普通的小山，也有人看到的是黄山和庐山，他们或早或晚地陆续找到自己的坐标，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旷立山头，独自妖娆。作为同时代的画家，多数人已经过早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或者说是创作的样式，喜耶？悲耶？尚未可知。求脱太早，古人大忌。到达山顶之后，眼下的路呢？许多人陶醉于既有的高度。而程大利一直在向着理想中的珠峰攀登，享受着过程的乐趣。如果说把画家的追求喻作爬山，我认为程大利眼里只有珠峰，虽然同辈画家们中已有登上某种山顶之人，他却毫不羡慕，自觉任重道远，道无止境。

    程大利的艺术前景是辉煌的。他身兼中国美术出版工作诸多要职，忙碌于烦琐的管理事务，但他的内心却把绘画作为心灵的另一方净土。这种“入”与“出”的矛盾现状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一是现实的“参与”，一是内心的“超然”。“参与”是指知识分子为实现“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与理想。“超然”是指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状态，超越一般的世俗追求，以达到精神的自由。所以，程大利即使在“参与”社会之时，也不忘“超然”。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矛盾，但又确实是一批优秀艺术家的生活状态。程大利身上既有儒家“入世”兼济天下的情怀，也有释道“出世”独善其身的操守，身上带有中国文人骨髓里特有的“出”与“入”的矛盾统一。他的这种精神生活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突出的特征，故此，绘画可以说也是他这种心态的调节器，使他的心态始终保持如一的平静洒脱和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