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孙信（孙之隽）是李苦禅大师的儿女亲家。孙先生聪敏，天赋极高，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名扬画坛，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老舍先生名著《骆驼祥子》的最早连环画版本便出自孙先生之手。先生高大英武，为人谦和，诲人不倦。他对我关爱有加，经常给我开小灶。可惜先生在“文革”中受迫害，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20世纪60年代我常随胞兄去李天祥、赵友萍先生家学习油画。李先生健谈，谈吐风趣，论述精准；赵老师很和善，非常勤奋。

    那时侯我经常骑上自行车，提着自制的画箱，出没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还带着学生走遍京郊的山山水水。那时候穷——国穷、家穷、人更穷。一张大烙饼、一块老咸菜、一壶白开水，有了一天的吃食就挺知足了。那时侯我年轻，不知道累，京郊能去的地方都去了。近一点儿的地方，如香山、大觉寺、妙峰山、十三陵，骑车即可到达，一画就是一天；远一点的地方，如十渡、上方山、雁翅、八达岭，就坐火车，车票不贵，去十渡才4毛钱。我初到十渡印象深刻——火车穿过一个漫长的山洞后，缓缓地停在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站，一下车，两眼就被那秀美的山势所征服。我们沿坡而下，小心地走过那村中的石板路。路边的草丛中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觅食，见有人走过，便飞躲开去，继续在草地上捉虫。远处的山腰中移动着黑点儿、白点儿，定睛一望，是山羊在绝壁上吃草。我们走出山村，眼前一片碧绿，水声潺潺。这就是从太行山蜿蜒而下的第十个转弯处渡口——十渡，时称北方的桂林，果然名不虚传。我确被这优美的景致所陶醉，周边安静极了，平静的水面上浮着一群野鸭，哗哗的水声伴着几声虫鸣、几声鸟啼。我们同去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大喊，打破了山中的沉寂，吓飞了水中的野鸭，喊声回荡在山谷中……什么“文革”中的精神压抑，什么生活中的苦难重重，都荡然无存。大家急不可耐地支起画架，把激情融入这仙境般的山水之中。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幅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过的北京风景画作品展中的作品——《十渡》，画虽然稚嫩，但我却十分珍惜。

    20世纪70年代，我又开始画起了连环画。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连环画发展的鼎盛时期，画连环画不但能提高画技，而且还有稿费，一幅画7元，画一本能挣千把元，这在当时算一笔可观的收入了。我们一起合作的共三人——我、我哥宗彦和后来做过《兵器知识》杂志主编的李锦德。我们三人约定每绘成一本，排名就依次轮换，三人合作得很愉快，先后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群众出版社编写、绘制了多部连环画。有点影响的是《珊瑚岛上的死光》。我们之间的友谊从年青时代一直保持至今。

    改革开放的年代到来了，社会变革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当时在东城文化馆一起画画、搞创作的人如文国璋、张炳尧、张立辰、高燕、赵士英、姜吉维、李愧惠、杨一明、舒均欢等一批人先后离开，不是考研、上学，就是到出版社、杂志社、报社做美术编辑去了。那时我在东城教育学院美术班当老师，是一份挺好的工作，我最终也放弃了，去了当时正在组建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当了一名美术编辑，一干就是40年。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工作压力很大，也具挑战性，每天和作者、图稿打交道。“大百科全书”总编委聚集了当时中国各学科领域最具影响的大师、学者、权威，我聆听过他们的讲话，目睹过他们的风采，包括王力、季羡林、钱学森、夏鼐、华罗庚、周扬、周培源、张友渔、王朝闻、董纯才、于光远、茅以升、姜椿芳、梅益、张庚、沈鸿、冯至、马大猷、周有光、荣高棠、曹禺、贺绿汀等诸先生。人的一生能与不同学科的诸多国宝级人物接触的机会不会很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即将编纂完成之时，一纸调令，我去了荣宝斋工作，这是一次被动的上级调动，但我还是很兴奋，因为我很喜欢荣宝斋的文化氛围。在这时期我结识了许多书画大家，其中有黄胄、叶浅予、田世光、董寿平、启功、徐邦达、朱屹瞻、亚明、程十发、关山月、吴冠中、赵朴初、吴作人等先生。宋文治先生也是我在这时期相识的。宋老是新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很有自己的风格，是一位受人尊重、非常勤奋的大画家，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习中国画的。他在世时每年都来北京住几个月，我常去看他作画，向他求教关于中国画的各种技法，包括用笔、用墨、构图、设色。他多次告诫我，作画要有自己的风格，要学习先人，不要模仿先人，要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不要在意社会上对你怎么评论，自己头脑要清醒，要用心画好每一张画。他常说要在他80岁以后再变一次“法”，认真研究一下泼墨、泼彩，可惜老人家还没来得及变，就过早地走了。

    1993年，我拜宋老为师时他送我一幅《峡江图》，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上面题了许许多多的字，大意是勉励我努力作画，称我为学弟，很是客气。我送老师一对寿山石章，以表弟子之心。

    1997年，我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后又结识了津门大家孙其峰先生，每次见面他都告诫我要勤奋作画。孙先生是修养全面的画家，不仅画花鸟，山水画得也好，篆刻、书法皆精，而且还是美术教育家。

    我的这两位老师有许多共同之处：人品好，有修养，学识渊博。不同之处是宋老师有些时尚，而孙先生则更简朴。

    时光荏苒，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一年了。回首这65年人生的酸甜苦辣，颇多感慨。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红领巾”到２１世纪初的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社长、荣宝斋总经理，我这一辈子教了不少学生，编了不少书，也画了不少画。几年前有位记者问我：你是出版家还是画家？我说首先是出版“家”，然后才是画“家”。

    我经常哼唱儿时歌曲《我们多么幸福》——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我们的学习快乐，春风吹拂着五星红旗……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我还想再活10年、20年，再画10年、20年，画成什么样儿，那是我自己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