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其实，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最初几年间，也分别应彭松、吕艺生之邀参与了《中国古代舞蹈史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和《百万个为什么（舞蹈卷）》（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的编写。与彭松一道参与《中国古代舞蹈史纲》编写的，还有袁禾等人，因后来我所写部分近百分之四十，彭松先生非将我的名字与他并列为主编。与其他史家的中国古代舞蹈史相比，这部书还是有些特色的。比如我对史前舞蹈、对少数民族舞蹈文化格局、对古代舞蹈思想的研究以及袁禾对宫廷舞蹈的研究都较有新意也很有价值。只是史前舞蹈部分印刷错误较多成为一大憾事。参与吕艺生主编的《百万个为什么（舞蹈卷）》编写的，除我之外还有李至善，我们３人各写了三分之一左右。我至今仍留恋这种“问答式”的写法，也留恋自己在写作时刻意追求的“美文”文风。自１９９２年年底从事教学行政工作以来，我的“舞蹈书写”又多了一方面的内容，这便是舞蹈教学管理的研究。粗粗翻阅了一下自１９９２年以来的《北京舞蹈学院学报》，这类文章主要有《舞蹈的艺术市场与人才培养——我国舞蹈高等教育的职能拓展与内涵深化》（１９９３年第２期）、《北京舞蹈学院“学分制”实施方案的构想》（１９９４年１期）、《高等学校舞蹈专业本科教学方案修订的几点思考》（１９９４年第２期）、《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关于我院教学改革的若干思考》（１９９５年第３—４期）、《北京舞蹈学院史论专业函授教育自评报告》（１９９６年第１—２期）、《关于高校落实“教育战略地位”的思考》（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关于筹建“东方舞蹈”专业的若干思考》（１９９７年第２期）、《关于我院申请“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若干思考》（１９９７年第４期）、《关于我院“本科教学评价”自评报告的几点说明》和《北京舞蹈学院“本科教学评价”整改工作报告》（１９９８年第４期）、《深化舞蹈教改，推进素质教育——舞蹈教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１９９９年第３期）、《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迎接知识经济时代》（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等。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列出这些篇目，无非是想陈述一个事实，自１９９２年从事教学行政管理以来，我的“舞蹈书写”首先是对“舞蹈教学管理”的关注，其次是对“舞蹈学科建设”的关注，第三是对“舞蹈教材建设”的关注，最后才是舞界常见到的那些关于舞蹈理论、评论的文字。

    １２．关于“舞蹈学科建设”的文字，主要有《中国舞蹈史的当代建构——兼议舞蹈学科中舞蹈历史分支的构成》、《舞蹈的起源与舞蹈的缘起——关于舞蹈发生学的理论思考》、《舞蹈艺术美论纲——兼谈舞蹈美学的研究范围》、《走向科学的舞蹈审美研究——舞蹈形态学学科研究之我见》、《以“中国古典舞”名义及其他——论中国古典舞学科的文化建设》和《“以技通道”的舞蹈编导教学——兼论舞蹈编导学科的课程建设》；另有３篇论及“中国民间舞”学科建设的，分别是《〈我们一同走过〉走过之后》、《我们一同修补“万里长城”……》以及《我们一同高歌〈泱泱大歌〉》。其中书名号中再用书名号框住的文字，是几台体现中国民间舞创作观念的晚会，它体现出中国民间舞学科建设中多向度探索的触角，这些有关“舞蹈学科建设”和前述“舞蹈教学管理”的文章，我都结集在《舞蹈高教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出版）一书中，作为献给北京舞蹈学院建院５０周年的礼物。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１３年（１９８８年—２００１年）间，我还格外地关注舞蹈教材建设。进校之初便参与“舞蹈函授教材”的写作，一是前述与彭松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古代舞蹈史纲》，二是独立编写的《舞蹈写作教程》。１９９４年，在时任院长吕艺生先生的支持下，我策划组织了“舞学丛书”的出版（用购买“中国戏剧出版社”书号的方式）：其中有罗雄岩先生的《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概论》、朱立人先生的《世界芭蕾史纲》、吕艺生先生的《舞蹈教育学》、胡尔岩先生的《舞蹈创作心理学》以及我自己的《中外舞蹈思想教程》、《舞蹈写作教程》和《舞蹈评论教程》等。在担任学院领导工作后，为了促进相关学科的教材建设，又动手选编了《中国舞教学参考资料》、《舞蹈编导教学参考资料》、《舞蹈表演教学参考资料》和《舞蹈评论教学参考资料》。本已准备好《舞蹈史论研究教学参考资料》的编选材料，但考虑这套“教学参考资料”由王建民的民营公司（北京丹诗戈舞蹈健美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史论研究”一本因页码多且读者少使投资者负担过重而作罢。至今仍有昔日的一些学生（今日在不同高校任教）告诉我，说这套“教学参考资料”比后来的许多“教材”更有“学术”，也更有“参考”价值。在北京舞蹈学院拉拉杂杂地忙活了１３年之后，我于２００１年６月正式调文化部艺术司工作。于是，开启了我“舞蹈写作”的另一番气象。

    １３．２００１年６月，我由北京舞蹈学院调往国家文化部艺术司，任副司长，分管音乐舞蹈处和演出处。到任后不久参与的两个大活动，一是纪念建党８０周年的晚会《红旗颂》，二是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的第五届全国舞蹈比赛。说到“全国舞赛”，有必要稍稍回溯一下：自１９８６年举办第二届后，第三届全国舞赛于１９９５年在广州举行，１９９８年则在杭州举行了第四届全国舞赛。自此，全国舞赛三年一届的格局已经形成。正是在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舞赛中，使用了舞种分类的办法。第三届获得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间舞编导一等奖的，分别是邓林的《醉鼓》和丁伟的《牧歌》；此时，芭蕾舞编导一、二等奖均空缺。到第四届全国舞赛，芭蕾舞这一类别干脆缺席，参与赛事的中国古典舞评委组和中国民间舞评委组分别由我和贾作光先生担任召集人。获中国古典舞编导一等奖的是杨笑阳的《千层底》和吕玲的《庭院深深》，获中国民间舞编导一等奖的则是宝力格的《逗驹》和陶春的《拉木鼓》。针对《千层底》是否属于“古典舞”的疑问，我就第四届全国舞赛感思写了《中国古典舞的体认与超越》一文。其实，此时亦认为以舞种来作为比赛的参照是流弊多多的。因此，在由我到任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后主持的第五届全国舞赛中，“编导奖”更名为“创作奖”，并且不再以舞种来规限。这一届比赛获单双三创作一等奖的是肖燕英的《咱爸咱妈》、赵明的《无言的战友》、张云峰的《风吟》和万马尖措的《出走》；获群舞创作一等奖的是杨笑阳的《穿越》、杨威的《云上的日子》和李广德的《边关沉月》。这之后，我基本上没有为全国舞赛写舞评。直到第七届全国舞赛对题材加以限定（限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并增加小舞剧赛项后，我才写了《在题材限定中引导形态创新》一文，强调比赛对于创作的引导作用。

    １４．回溯“舞蹈书写的轨迹”，在北京舞蹈学院工作期间还有两笔值得一提：一是在１９９２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与《光明日报》文艺部共同主办的全国舞蹈论文的评选，我以《〈雀之灵〉之灵》一文获得了唯一的一等奖。这次评选由于要在《光明日报》上刊发优秀论文，将字数限定在２５００字以内，应当说有很大的写作难度。我的文稿就是定位于４０００字的篇幅然后删去冗词而成就的。值得一提的是，我于１９９８年再度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师从资华筠先生读博士，攻读中国现当代舞蹈方向。需要申明的是，我的入学考试英语成绩和学位考试英语成绩都千真万确是合格的。尽管用了五年到２００３年才获得学位，但学位论文经修订后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