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敏感的人都会发现，在２１世纪最初这几年，舞蹈界关注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是舞蹈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不少文章专门探讨“舞蹈离现实越来越远”或“形式大于内容”等问题。这些讨论涉及题材扎堆现象，呼唤提升现实主义精神内涵和当代价值。而影响最大的是文化部艺术司发布的第七届全国舞蹈比赛章程，我们注意到章程强调了“本届比赛为主题性舞蹈创作比赛，题材仅限于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作为我国政府最高级别的舞蹈赛事，第—次做出“主题性”限制，不难看出它的针对性和导向性。

    穿行在成都的第七届全国舞蹈比赛现场，感受到舞蹈界编导的灵感和才情特别的飞扬，主题性舞蹈创作的全新景象让人心情振奋，似乎看不出编导的拘束和踽独，更多的是他们的心潮起伏。他们在短短几个月内（比赛通知后约近半年的时间）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来表现现实生活，经营新意境，妙手著文章，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也有明显突破。不少作品把触角伸向有一定难度的社会热点题材。像《父亲》、《呼唤绿荫》、《空巢的孩子》、《城市·家》、《袁隆平的梦》、《棒棒军》等。这些作品内容非常广泛，有英雄、军人、农民工、科学家、退休老人、留守儿童。这些编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满足于对社会人生的外部景观的展示，而是聚焦人的精神世界，揭示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和高尚情操。说明我们的舞蹈编导敢于直面人生，直接切进当下生活。

    现实题材舞蹈创作倡导舞蹈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不意味着要求每一位舞蹈家都去表现重大题材。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舞蹈家的生活积累及艺术气质各不相同，许多舞蹈家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表现平凡的生活和普通人的人生，同样也能辉映人的精神光芒。群舞《父亲》（编导：王 舸 周莉亚）表现一群老年人的退休生活。王舸告诉我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就是以他亲生父亲为原形，每次回家探亲，父亲都要带他去茶馆。在茶馆里王舸发现退休老人虽然都很幸福，但内心都很孤寂，老人们谈论最多的是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如何有出息。编导以敏锐的目光和思想穿透力，紧紧抓住人世间最能拨动人的心弦的父子亲情，一头扎进茶馆体察各类退休老人的心态，感受巴蜀茶馆文化。这个作品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在于编导在一种理念先导下来构建一个叙述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里面来演绎扣人心弦的亲情和浓郁的茶馆文化，显示出编导宏阔的视野，细腻的笔力和缜密的构思。整个作品亦庄亦谐，流畅动情，具有很强的情感张力，赢得了观众和评委的阵阵掌声，令人击掌叫绝。《空巢的孩子》（编导：马波 危婉）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舞蹈以白描的方式刻画一群天真烂漫的留守儿童祈盼与父母相聚的渴望与无奈。一张张天真而又孤独的小脸，有多少惆怅，有多少渴望，一双双攥着的小小拳头，似乎在默默地呐喊，声声扎在观众的心尖上，它唤起了人们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城市·家》（编导：王昭 王迪）紧贴当代现实生活，以生动鲜明的动作语言表现最具转型期特征的城市建筑工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不少人认为民族民间舞蹈擅长轻歌曼舞表达情绪，在表现现实题材方面有一定的难度，甚至有人认为是“禁区”。《呼唤绿荫》（编导：马琳）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舞蹈选材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环保题材。一群身着衣裙的彝族少女，翠裙拂风，婀娜生姿，踏着春绿，连袂起舞，时而连缀田垄上，时而变换绿荫美景。舞蹈浸润着浓浓的彝族风韵，虚实相间，动静结合，令观众欣然陶醉，流连忘返。《呼唤绿荫》的成功说明，民族民间舞有了深刻的主题，有了丰富的生活内容，有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再加上浓郁的语言风格，一部民族民间舞蹈便具备了阅读和谈论的价值。这类作品还可列举很多，如《簸炒米舞》、《网月》、《背靠背》、《银项圈》、《峡江月色》等。值得一提的是部队的参赛作品，在现实题材表现方面，部队的创作一直走得很稳健，这几年一直佳作不断。像《士兵与枪》、《士兵兄弟》、《那年剪短发》、《较量》、《未了情》等。它们在题材的选择上紧紧围绕现实生活，着眼于表现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情感生活、思想品格。即使是革命历史题材也鲜明地表现出其现实意义，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

    观舞之余，抽空去杜甫草堂看了看，可谓感慨万千。杜甫确实是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民生疾苦。他写“三吏”，“三别”，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令人崇敬。从古至今，“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现实主义似乎从来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魅力。穿行在第七届全国舞蹈比赛现场，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舞蹈家普遍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情怀，他们自觉地追求作品的思想深度，努力进行艺术提炼，尽管有些方面还不够成熟，但我相信长风会有破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