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应该回过头去关注一下１９８６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和１９８８年在《舞蹈》杂志上开展的关于“舞蹈本体”的讨论。在全国第一届舞蹈（独、双、三人舞）比赛的基础上，时隔６年的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增加了“群舞”。但获编导一等奖的作品仍是６个，分别是群舞《海燕》、群舞《黄河魂》、群舞《奔腾》、双人舞《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独舞《雀之灵》和双人舞《新婚别》。针对这一舞界盛事，我写了《二届舞赛三思》和《舞蹈的“三元”格局与“二南”取向》两篇文章，分别刊于《舞蹈论丛》１９８７年第１辑和《舞蹈艺术》１９８７年第１辑（总第１８辑）。在这里想摘录一下两篇文章的开头：《二届舞赛三思》写到：“那种盘磨式地因循一条旧径、队列式地追随一面大旗的历史镜头已经淡逝了。苏时进魂系黄河走来，杨丽萍灵蕴祥雀起来，张振军、杨小玲‘踏着硝烟’、黄少淑、房进激‘奔向大海’……舞蹈家们感性的多元取向，使‘无主流的进程’成为‘大连——北京’（即一届舞赛至二届舞赛）的舞蹈主流——这便是舞蹈家们独立人格的觉醒和自主意识的强化”。《舞蹈的“三元”格局与“二南”取向》则写到：“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是一元的，也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是完全整合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基于多种利益冲突之上的多种观念冲突的复合体。因此，呼唤建立多元的舞蹈格局作为一种时尚的观念，往往掩饰着认同某一元的动机”。时至今日，在摘录这两篇文章的起始文字之时，我都能忆及当时写作状态中那种“批判”的冲动和“言语”的激情。实际上，能潜心地思考与平和地写作，是需要经过相当时期历炼才能步入的境界。

    ８.读研期间，陆续在《舞蹈艺术》和《舞蹈论丛》等理论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舞蹈史论研究的文章，主要有《舞蹈风格漫议》（《舞蹈艺术》总第１１辑）、《舞蹈评论的主体意识与客观参照系》（《舞蹈艺术》第１５辑）、《“长无绝兮终古”与“舞蹈的文学性”的历史涵义》（《舞蹈艺术》总第１６辑）、《各意会而造境，拈自家之面目——从古代画论看当代舞坛》（《舞蹈艺术》总第２０辑）、《＜乐府诗集＞乐舞诗述略》（《舞蹈论丛》１９８７年第３辑）、《“万舞”与蛙文化》（《舞蹈论丛》１９８９年第１辑）、《傩文化源流考索》（《舞蹈论丛》１９９０年第２辑）等。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在《舞蹈艺术》上发表的均为舞蹈理论的研究，而在《舞蹈论丛》上发表的均为舞蹈历史的研究。相比较而言，我自己更珍爱后者。特别是《“万舞”与蛙文化》一文发表后，著名舞蹈史学家彭松先生在他的《甲骨寻舞》（《舞蹈论丛》１９９０年第１辑）一文中，在论及“万舞”时写到：“至于另一说‘万舞’即‘蛙舞’——以蛙为图腾的古氐羌氏族的图腾舞蹈（见于平《“万舞”与蛙文化》），解开了‘万’与‘蛙’的关系，是一大创见，功不可没。本文是在这一创见下作进一步探讨。我推断《万舞》是求偶之舞，是生殖之舞。因而《万舞》举行于祭神媒的‘閟宫’；而舞师‘万人’就是为优生而选育的‘种子’，是女性思慕的‘美人’”。彭松先生是我最为崇敬的舞蹈史学家，他的褒奖使我后来又对中国舞蹈的原始发生做了更多的研究，其中《“鼓舞”考释》载《民族艺术》（１９８８年第２期）、《“巫舞”探源》（载《北京舞蹈学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１期）以及《中国舞蹈原始发生的综合研究》（载《舞蹈艺术》总第４１辑）是比较重要的几篇。通过研究，我曾鲜明地指出“巫舞”与“万舞”分别是中国舞蹈原始发生的两个逻辑起点，“巫舞”维系于稻作文明而“万舞”维系于游牧文明。但至今我们中国古代舞蹈的研究者们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使我们的舞史研究对原始发生的描述仍处于一种“语焉不详”的失语状态。

    ９.作为“舞蹈书写的轨迹”，我觉得还应提及在《舞蹈》杂志讨论了一整年（１９８８年）的关于“舞蹈本体”的讨论。这个讨论称为“龙年笔会”，每逢双月刊出。第２期由吕艺生、冯双白、赵大鸣拉开话题，文章的标题分别是《八十年代：舞蹈本体意识的苏醒》、《本体论和舞蹈研究》以及《舞蹈本体研究的方法论》。就我个人而言，比较喜欢赵大鸣的《舞蹈本体研究的方法论》，其中用了“本体存在于具体之中”，“非体系的系统性”、“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民族范畴与历史范畴”４个标题，申说了“舞蹈本体的研究作为对舞蹈的哲学式思考，终究要以眼前的具体舞蹈活动为对象”等观点，指出方法的掌握对于本体的研究是不可忽略的前提。４期刊发的是叶林的《舞蹈创作的现代意识与主体精神》和我的《舞蹈家的“在”及其“在”的“家”》。我的文章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关于舞蹈的主体性与舞蹈的本体论的一点思考”。或许是巧合，我和叶林先生都从“主体”切入来思考“本体”的问题。６期刊发了黄麒的《关于“舞蹈与音乐”本体思考的对话》和蓝凡的《舞蹈的体认》，８期刊发了戴义德的《舞蹈意识的探寻》和赵大鸣的《灵魂的曲线》，１０期刊发了张华的《在寻不到本体的惶感之后》和隆荫培的《对舞蹈本体的思考》，１２期刊发的是王建军、龚小奇的《生命的符号》和高椿生的《舞蹈“本体”的困惑》。至此，关于“舞蹈本体”的讨论告一段落。我很同意张华在文章结束时的一段话，他说：“总之，舞蹈不是已然存在的客观物，而是人的一种文化活动。舞蹈本体不是既定的存在，而是在人的舞蹈活动中展开的东西。我们的本体论，结果是使得本体不可言说。而在主体活跃的、充满独立意识的创造性舞蹈活动中，在真正‘百花齐放’的舞蹈局面中，舞蹈本体自然会以常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活龙活现的方式存在着”。

    １０.创刊于１９８０年的《舞蹈论丛》（季刊）于１９９０年末停刊，同样创刊于１９８０年的《舞蹈艺术》（季刊）则于１９９４年秋季停刊。并且，自１９８６年由双刊改为月刊的《舞蹈》于１９９０年又改回双月刊。而那时，《北京舞蹈学院学报》还是内部发行的《舞蹈教学与研究》，也未能形成今日“季刊”的规模。显然，“舞蹈书写”的阵地被大大缩减，“浅书写”（这可能是“浅阅读”的来由之一）成为一种必然。既然这时我已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笔下的“舞蹈书写”就较多地关注学院的教学与创作了。翻阅了１９８８年秋我到学院任教至１９９６年春我任学院副院长（主持院务工作）期间的《舞蹈》杂志，我所发表的较为重要的文章有《舞剧的阐释与被阐释的舞剧》（１９８８年第１１期）、《沉重主体的艰难选择》（１９８９年第２期）、《舞蹈语言与舞蹈创作》（１９８９年第８期）、《“古典”的寻觅与建构》（１９９０年第１期）、《在“理解”和“不可理喻”之间》（１９９１年第４期）、《舒巧的舞剧与舞剧观》（１９９１年第６期、１９９２年第１期）、《“演艺性”民间舞蹈创作的造“意”方式》（１９９２年第４期）、《论舞蹈的叙事性》（１９９３年第６期）、《论舞蹈构图的视觉效应》（１９９４年第１期）、《舞蹈的摹仿、即兴与动作感》（１９９４第第３期）、《舞蹈的本体与舞蹈的形态分析》（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论舞蹈叙事的线性结构方式》（１９９５年第５期）等。其他还有一些作品的评论，比如评陈维亚为李忠梅编创的个人晚会（《传统舞蹈的当代塑像》），比如评范东凯为丁洁编创的个人晚会（《为着一个壮阔而永远的期待》），还有对舒巧舞剧的评论——主要有《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李碧华、舒巧、如花和舞剧〈胭脂扣〉》、《雪，为什么是红的？——舞剧〈红雪〉的人性剖析与人格建构》、《做梦归做梦，生活都是现实的——舞剧〈停车暂借问〉观后》和《台北、撒哈拉、六号车站——舞剧〈三毛〉与舒巧的人生情结》。从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这时期的“舞蹈书写”更多地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且大多属于舞蹈编创方面的基础技术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在高校任教，并不一定要求对舞蹈创作的现状有多么敏感；重要的是要把现象层面的东西进行具有一定深度的理性分析，要把既往某些“片面的深刻”的思考迅速地系统化起来——我的第一本专著《中国古典舞与雅士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就在这其间问世了。专著问世的这一年（１９９２年）我被评为副教授并任职为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此后于１９９４年初转任处长并于１９９６年４月由文化部党组任命为主持院务工作的副院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