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高研班，我认识了作家索南才让。那时，索南才让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多，创作成绩也远非班里最突出的。但他身上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阔达。他皮肤黝黑，性格开朗和善，整日里笑容灿烂。之后读索南的小说、了解他的生活，也逐渐理解了他的阔达。
索南才让曾与我讲起他在青海的生活。茫茫草原上，牧民索南赶着他的上百只羊，从日出到日落，年复一年。虽然我们是同龄人，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却仿佛置身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当他告诉我，放羊时偶尔夜晚遇上野狼，我所感到的只有惊恐以及如何迅速逃离的焦虑，而现实中的索南非但不可以逃避，更要用最大的勇气与狼群对峙、作战，保护自己身后的羊群。索南才让的草原与我们脑海中浪漫主义的诗性想象完全不同，是结结实实的酷暑、寒风，甚至随时都会出现的生命威胁。我想，同样作为“80后”，我与索南之间的差别，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存在于我们这代人之间的某种断裂：一面是安稳平静的都市生活，以及在完整的教育体系中成长并随之塑形的理性主义；一面是粗粝真实的自然世界，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切身经验。当下青年作家中，前者大有人在，我们见惯了那些细腻的笔法、敏锐的感受、日臻完善的写作技巧，但这些作品的“内核”却常常是虚弱、空洞的。索南才让几乎就是这种写作的反面，他的小说充满了粗糙的、近乎原始的力量感。在这个意义上，索南才让以及他的写作，本身就具有一种珍贵的异质性。
正是这样的异质性，让索南才让的小说在文学界脱颖而出，2020年，索南才让的中篇小说《荒原上》发表于《收获》杂志第5期，年底登上了“2020《收获》文学榜”；之后，他又获得了“《钟山》之星”文学奖、青铜葵花儿童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刚刚揭晓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荒原上》获得了中篇小说奖。这位1985年出生的年轻写作者，这个与苍天大地为伴的蒙古族牧民，成为青海省首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
以下是索南才让的专访。
行 超：首先祝贺索南获得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其实在这次获奖之前，你的中篇小说《荒原上》已经在文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你个人来说，这部作品应该也算重要的里程碑吧？
索南才让：谢谢行超。《荒原上》发表以后，的确得到了很多读者的欣赏，也获得了华语青年作家奖、“《钟山》之星”文学奖等好几个奖项，这说明了评论家和作家们对我的肯定。这部作品正如你所说，是我的一部突破之作，是我写作十多年的一次阶段性成果。这部作品之后，我的写作不能说迈上了一个多么高的层次，但的确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行 超：据说小说《荒原上》曾经历了漫长的打磨。可否分享一下这部作品是如何动念，又是怎样一步步创作完成的？
索南才让：这部小说起源于我一次真实的经历，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跟随我们村里的几个大人去山里的牧场灭鼠。两个多月封闭的日子就是我的一次“荒原上”的经历。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这经历很自然的就出现了，并且带着那种急于表达的渴望。我想，这就是那种非写不可的故事。我是在刚开始写作不久便写完了这部小说，之后便是漫长的重写和修改的过程。期间有两三年时间，这部小说一度消失在我的脑海中，我都忘了有这样一部作品。等我再一次想起来，放在案头再次进行重写的时候，已经到了2018年。我觉得这部作品的完成是对我写作最好的一次磨练，尤其是耐心得到了极好的锤炼。我觉得能够耐着性子将作品修改十遍以上的作家，他至少是一个合格的作家。
行 超：我至今仍记得你曾讲到自己作为一个牧民的日常生活，听起来那么自由、开阔，但其中更伴随着巨大的辛劳、危险和孤独。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作的？
索南才让：我从学校出来开始放牧以后，极其枯燥而无聊的重复的日子将我折磨得够呛，这种时候是书籍的出现拯救了我。我是从看武侠小说热爱上阅读的，有那么几年时间，我沉迷于武侠的世界不可自拔，放飞自己的想象，构建自己的武侠世界。这种无拘无束的幻想营造了特别好的想象的土壤与空间，所以当我开始接触严肃文学作品，开始了解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品的时候，当我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给我带来的冲击是无与伦比的。而奇怪的就在于，我居然在对这些伟大作品膜拜式阅读中产生了写作的冲动，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动。我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姿态，开始了文学创作。
行 超：在你的小说中，我始终能感受到热烈、蓬勃的生命力，同时又有一种冷峻和悲壮。我觉得这大概是你特殊的生活经历所带来的独特质感。对你来说，游牧生活和文学生活是怎样的关系？
索南才让：从创作的根基方面来说，游牧生活是非常适合我的文学创作的，当写作与环境处于一种相融相亲的状态，作者也会自然地融入进去，我觉得这就是写作最好的状态。但这不是说生活与创作两者有多么契合，不存在相冲的地方，不是这样。其实任何一种生活和另外一种生活都是合作的关系，所以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点。游牧生活也不例外，比如最实际的情况是，我会连着好多天都没有时间去写作，然后又有很多天因为去玩儿了，玩野了，心态有些变化，一时收不回来。这样的状况出现，又要几天时间调整，再去适应写作的安静。尤其是我们这边因为风俗环境的原因，喝酒可能更多一些，很多时候不得不去参与，而我的身体其实并不适合经常喝酒，我喝一次酒就得缓三天。时间就这样被浪费过去了，等你突然发现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地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生活的干扰是那么强大，而你却又不得不对此做出妥协。
行 超：你的小说塑造了大量城市化进程中的当代牧民，除《荒原上》之外，《德州商店》《热水商店》《塔兰的商店》《追击》《秦格巴特的阳光》等作品中也都有体现。你笔下的牧民与传统牧民不同，他们虽然延续着游牧民族的性格、价值以及生活习惯，但同时遭遇着现代化与都市化的现实，因此他们身上有着时代转型的印记。你怎么看待你笔下的牧民与他们的命运？
索南才让：这里有两种划分，最直接的是“80后”“90后”代表的青年一代和“50后”“60后”代表的老一代形成一个分水岭。老一代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传统性格在现代化的转型中，实事求是地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谓的那些改变也只是表面上的，有一种尝试性好奇性在里面，他们不会将其转化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他们更多的是在固守着一些东西，一种很顽固的，在我看来也是好的值得保留的那些东西。但是年轻的一代却又不一样，尤其是网络的普及，我觉得在大的意义上，现代的青年牧民和内地的青年没有太大的不同，都是属于网络一代，是离不开网络的一代人。任何不符合他们观念的都会被决绝地大胆地抛弃，他们不会为此有任何负担，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但是老一辈们，他们年轻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对流传下来的习俗、传统也会有意见，但他们极少有人去反抗、去争取、去否定。事实上，他们的心理深处，还是对他们自己所坚持的这个东西缺乏信心，所以他们才会在一些无效的抗争之后，还是忠诚于传统地教导教诲。而新一代的牧人们不会这样，他们对任何自己有看法的事情会有强烈的信心，这种信心导致他们坚持一件事情、坚持一个改变的时候会义无反顾地去做，他们的出发点价值观，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绝不会去想更多的对错以及这之后的所谓的那些后果。或者说果决也罢，或者说草率也罢，他们对待自己的命运，不会像老一代人那样，早早地去形成一种固定的框架，而后心安理得地在里面生活。对于青年来说，未来充满未知和机遇，面对一个完全展开来、有无限活法的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行 超：《哈桑的岛屿》在你的创作中是比较特殊的。小说写的是蒙古族少年丹增和他的小羊羔朋友哈桑的故事。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哈桑的岛屿》更具有轻盈的想象力，整体基调也更明媚。你在书的扉页上写到“送给我的女儿才其格和萨日娜”。为孩子们写作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心境吗？
索南才让：这个作品的书写其实是我的一种不服气的挑战，之前，我也写过一个儿童小说，叫《小牧马人》。我的女儿读了提出三点批评：第一故事没有吸引力，第二文字不够幽默风趣，第三读起来不够顺畅。我就跟她打赌说，再写一部让她看看，然后就有了这部《哈桑的岛屿》。写这个小说我是花了一些心思，在内容、语言、想象力、结构等各方面都有考虑孩子的阅读喜好，我想这不是一个不好的妥协，孩子的阅读是最直接、最真实最原始的一种阅读体验，不会有更复杂的感受。我完成以后，打印出来给女儿看，她居然花了一整天时间从头到尾读完了，然后说这个作品孩子是可以读进去的，好像她可以代表所有的孩子，但我相信她。
行 超：许多批评家看重你小说的“异质性”，认为你的经历、作品与大多数作家有很大差异，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某种启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索南才让：站在我的角度，拥有岛屿生活经历的作家、拥有农耕生活的作家的作品对我而言也是异质性。我的生活环境和地域性造成了这种所谓的异质性，并不是我个人去特别追求的。但是我想，这其实更应该说是一种风格化，因为在我大部分的阅读经历中，国外的作品是占绝对数量的，然后我又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平常虽然也说汉语，但周围的人更多的说的是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它们对我的创作，对我文学基础的构造，对我提供的书写的东西都形成了很大的风格要素，这可能就是我跟大部分作家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行 超：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下一步有什么写作计划？
索南才让：获奖后事情太多了，让我十分不适应。以我的这种性格，我觉得对这种生活也不会有适应的时候。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地写作，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生活。目前我是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是写作计划中的一部分，什么时候完成，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