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为中心，将文化传统如何在19、20世纪危难时代的中国延续的命题，诉诸具体的物质形态、人物主体及政治历史之中。探询百年来中国走进现代的历史场域里，郑梦梅等人物形象身上的仁义、德性、仪礼、信诺等伦理品质如何守持与更迭，尤其在20世纪的革命历史中，如何衍变为家国意识和民族精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行旅”中的曲折历程，尤其以“平安批”为物质载体，通过物之史、人之史与国之史的交织，展现出物质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纠葛，而作为总体性的文化传统，势必在这个过程经历种种周旋和博弈，在现代场域与世界浪潮中，重新反观、审视并且扬弃、重塑自身，在游历19、20世纪沉浮跌宕的历史之后，以当代化形态烛照21世纪之中国。
关键词：陈继明 《平安批》 文化传统 现代中国
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彼时之中国作为一个老大帝国，开始断裂式地被抛掷于“世界”之中。列强侵凌，国门洞开，于是开始睁眼看世界，被动或主动地加入现代化进程，自身的文化传统也于焉开启了一种现代的“旅行”，然而这个过程如此艰难，甚至被不断指认并排斥于现代中国的文化再造之中，遭遇种种冲击、挤压和碰撞，在犹疑中迂回，也在磨砺中衍变。当然，这里的文化传统不是一个固化的既定概念，其是变动而多元的，但始终有一个核心在，而且在文化的迁徙和存续中，尤其在地方性与世界性交错的形态里，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传递，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属性和流变。当然这里并不打算泛泛而谈，而是将之置于文本结构与人物主体中，探析其由古而今的现代性衍化，并参考其中的跨文化语境，考究“传统”的旅行与变形、流脉与流播。
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触及了这样一个颇为重要的命题：传统中国的文化脉络，如何在现代场域与世界浪潮的激荡中辗转重塑，与共时态的多重价值理念和观念话语进行周旋、博弈，并且在纵向的历史迁移中经历时间的流动，经验现实的异变、合流甚至是消隐，在革命战争和社会政治的消解、熔铸与再造中，走向自身的新变。小说主要人物郑梦梅、陈光远、宋万昌、望枝等人身上透露出来的仁义、德性、仪礼、信诺等内在品质得以在小说中蕴蓄和发抒。当然他们也并不能够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全部，其只是一种映象和征象，但由此生发出来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爱国精神，尤其是他们从19世纪末而始的百年精神历程和生命行止，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融进现代的鲜活样本。
《平安批》的主人公郑梦梅生于19世纪末期的潮汕地区，具体而言是1880年代，有学者指出，“1873年前后，当李鸿章与日本、英国、秘鲁等国不断地签订‘和平’协议时，就已经预言中国正处‘三千年一大变局’。他指的当然不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变局，而是中国文化的变局”1。近现代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蜕变期。郑梦梅的家族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溪前”，出生于这一时期的他，自小饱读诗书，舞文弄墨，也深受传统文化浸润。“时光里，平安里，单单从这两个名字就能看出溪前、溪后的不同，溪前子弟多才情，讲义气，喜欢读圣贤书，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等闲谈笑见心肝’；溪后子弟刚好相反，个个冷静务实，长于运筹帷幄，善于做生意搞经营。”2由是可见地方性文化牵引出的精神征象，通过溪前与溪后的家族和合纷扰，呈现出其开放与内敛的张力，围绕历史之常与人心之变，推演至现代的社会历史场域中，形成多重的话语系统、价值系统、文化系统的对照。
“平安批”乃小说最核心之物，主要出自当年“下南洋”的华侨之手，他们背井离乡，牵念家国亲人，到了南洋等地之后，想念故国和家园，便给亲友邮信寄钱，在这个过程中，批局事实上兼具着邮局和银行的功能，他们通过民间机构即批局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及家书，是一种寄、汇合一的特殊邮件载体。番畔来的信叫批，国内来的信叫信。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境遇，“平安批”及当时的华侨华人身上的精神伦理经过数千年流转，特别到了近代中国，更是遭遇一个多世纪的震荡，其如何蕴积并作用于中国人／世界人的内在命运，在现代主体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是颇值得玩味的地方。
小说一开始就呈现出形而下与形而上并存的两套话语，代表着中国南方的潮汕地区人们关于本土生活与外在世界的想象。在郑梦梅眼里，“整个大地的下方也许都是水，和大海暗中相通，大地像一块大大的舢板，漂浮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所以跳井的那个人恐怕早就从地底下钻出去，重新做了番客。要么直接到了地球的另一侧，要么沿着韩江的任何一条支流游向大海，去了番畔”。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以郑梦梅为代表的即将踏上东南亚之旅的关于世界的寄望。这个过程还涉及近现代中国文学中颇为少见的海洋经验，“大海看不见，但不远，从家门口出发，搭半天船到了汕头就是海，要多大有多大，要多远有多远。倘若从汕头上岸，换上几层高的红头船，或者比红头船大几倍的洋船，就可以过番去任何地方”。值得一提的是，潮汕地区溪前与溪后的子弟，自小便产生了对于海洋与世界的想象。在小说里，甚至流传着种种关于南洋与番客的传说。“然后在这些东西的混合气味里想象，几年前一个青年番客如何跳进井里，如何从韩江偷偷回到大海，再如何从海上回到马六甲、暹罗、石叻那一类地方的，甚至有可能是直接从井底下直上直下钻过去的，不用费力就到了番畔。”海洋书写原本在南方并不发达，但是到了近现代中国，中国南方成为变革的中心，不仅有诸多远渡重洋走向世界的有识之士，而且通商口岸的开放层出不穷，留洋归来的、流亡海外的比比皆是，个体与国家、出走与回归、东方与西方等，构筑了行旅与文化的多重通道。不仅如此，小说中还牵涉到近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经商和贸易，甚至是猪仔／奴隶贸易。在那里，“下南洋”成为一种地方性与群体性的经验，关键在于，这无疑提供了一种外在于自身传统的新的镜像和路径。
在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经验中，对于传统文化更多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变革的、放逐的理念，特别是在现代知识谱系形塑的早期，其往往担忧中国被排除于“世界”之外，而显示出文化延续的外扩形态。然而，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叙述清末思想震荡的历史时，却有所不同，其中的叙事伦理固然是开放的，但是又常常收回来讲，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的文化价值是被纳入到了小说的话语系统之中。潮汕人的家族史、奋斗史和精神史及其所经验的现代中国包括东南亚地区的革命历史，成为小说叙述的主体，其间包孕着多重的价值链锁，彼此之间相互紧扣，家、国与世界之间的或隐或显的牵连，使得怀揣着文化传统的个体与现代的国族观念不断融通再造。如果追溯以郑梦梅为代表的潮汕人民的传统精神谱系，可以从郑梦梅受老货郎指点而远离祖地，去暹罗前的行迹见出。梦梅临行前特别去了灯山顶上的北帝庙，祭拜那里的玄天大帝，亦即北帝，那是象征北方的神仙。“都说潮人大部分来自北方和中原，是历朝历代被发配到此地的官员们的后裔，北帝信仰被他们一路带到南边，寄托了他们对家园和朝廷的不舍和依恋。”如若此说成立，则传统的因袭在潮汕等沿海地区，在如郑梦梅及其家族中是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延续的，这无疑代表了他的文化因子与精神根基。“一转身，他几乎觉得，他把整个中原和整个家山都揣进自己心里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会。”可以想见，对于此时此刻的郑梦梅，走出潮地、奔往南洋的思想资源已然具备，也即当郑梦梅们去国出洋时，其身上携带着的是糅合南北的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
不仅如此，潮汕地区地处东南沿海，清末民初以降也是外教繁盛之地，这无疑提供了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尺度和视阈。需要指出的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延续，并不是单线条与单向度发展的，而时常面临着外力的注入、搅扰，在这个过程会有不少人抽离其中，甚至于改弦易辙，旁观和反省传统本身。这是文化传续不可避免的一种命运，同时也意味着对之无处不在的省察和考验。小说中，郑梦梅到了东南亚之后，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而且在乔治等人的交互中不断开放内心精神。其中出现了颇有意味的一幕，一次他往潮汕家中寄了一册《潮语圣经》，而事实上这本书潮人早就知悉。因为以往的潮地，传教之风早已经盛行，很多人改信洋教后，无论是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层面，都与传统大相径庭。令人焦虑的是，当地人担忧自己的文化是否有朝一日会消泯，会被洋教所替代，而且从洋教的发展趋势来看，他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也正因为如此，老祖当时很担心，过不了几天，全世界都会变成天主的天下、基督的天下、十字架的天下，阿弥陀佛、老爷保贺迟早都要改成阿门阿门”。不过，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信上帝的人和信老爷的人都还是当初那么多，谁也没多，谁也没少。”由此可见，在中国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如若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载体加以对待的话，可以见出其在彼时往往处于中外、古今的夹缝之间，不断形成各种摩擦与拉锯。值得一提的是，人物身上古老的信念教义，以及那些似乎在呼啸前行的年代显得不合时宜的因素，却没有倒在铺天盖地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断裂式变革的冲击之下，而是最终达成某种平衡。这种平衡的背后，代表着文化传统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其不仅于焉保存延续着自身坚不可摧的部分，而且始终迎向且融汇着外部的伦理与话语。
小说中还塑造了乔治和董姑娘两个外国人形象，而且他们的言行举止对主要人物郑梦梅、望枝等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乔治和董姑娘，两个外国人是我特别设计的。这部小说天然有一个天然的视角，侨批是从外面来的，侨批本身就是一个视角，由外向内，我想把这种视角放大，用来观察中国社会。乔治和董姑娘，就是在这种观念下安排的。这两个人，都在中国待了很久，算是半个中国人。他们用两双眼睛看中国，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他们的态度更加平和，更加本真，也更加真实可信。”3需要指出的是，小说随后还展现了潮汕内部的关于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之间的争夺，这在望枝和董小姐等人的精神拉锯中可见一二，而且在当地还发生了天主教堂纵火案件等。那是一个混沌未明的时代，在中西杂糅的沿海地区，关于文化传统的保存或扬弃，正在经历着惨烈的撕扯。在这个过程中，小说不仅表述出强烈的地方性特征，而且与历史性形成纵横交错的坐标，其中的特殊性于焉显露出来。也因此潮汕地区的“平安批”，正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之存续和流变的范本。
二
如前所述，《平安批》蕴蓄着一种显豁的地理的与精神的对照，小说中的人类学博士乔治在论及宗教与信仰时，曾发表过一番议论：“这次来暹罗，我有一个重要发现，中国的中原，不在中原也不在南方，也不在任何别的地方，在哪儿？在途中，在流浪途中，在远行的路上，在流浪者的心里。或者说，有两个中原，一个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原，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中原，后者可以称作流浪的中原。”潮汕地区的文化传统，既代表着北方文化的迁徙，也意味着正统的中原文化的南方袭传。郑梦梅家族出自南方的潮汕地区，在近现代中国，南方是开放的场域，亦是革命的中心。郑梦梅的哥哥郑复生曾加入革命党人的队伍，遍历南方之起义，他去日本学军事，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还参加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最后不幸身亡，溪前的前景也开始变得晦暗起来。郑梦梅的经历则更为曲折，尤其是他的生命行迹从19世纪末期一直延续至20世纪的中后期，可以说非常完整地见证了整个“革命”的20世纪，他身上透露出来的精神伦理，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化传统的现代衍变。
到达暹罗之后，怀揣着浓重的中国文化传统伦理的郑梦梅一身懵懂，闯进了鱼龙混杂的南洋地带，他“下南洋”的经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平顺。然而从首次出海在船舱上的言行举止、营救猪仔时正义凛然的道德关怀、替人写批时流露出来的道义才情等，郑梦梅内在的品质已经有所显露。而他人生的转折，出现在宋万昌对他的接纳与后来的赏识和托付之后，郑梦梅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宋万昌看重的是郑梦梅的品性和品格，故将暹罗和汕头的产业分给了作为接班人的郑。值得一提的是，郑梦梅并没有辜负宋万昌的重托，他身上的传统伦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脱落，而是在历史大势中不断形成更为坚韧而珍贵的国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从而完成了新的精神蜕变。1937年成为郑梦梅生命的重要转折，是年，正是他50大寿的日子，却冒着生命危险婉拒了日本领事馆的富田书记官的来访，不仅如此，他随后与陈光远、陈阿端、林阿为、蔺采儿等友人，全力支持抗日，挺身而出保卫家国。1939年汕头沦陷，郑梦梅们更是多方奔走，为危难中的国家民族鼓与呼，誓言要救中国于水火。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他历尽磨难，也目睹了友人的牺牲和民族的苦难。1949年新中国成立，郑梦梅与蔺采儿重返曼谷成为华侨。随后因怀乡回国，1977年在汕头辞世。而围绕着郑梦梅等人的流离辗转的，始终有“平安批”的所在。
总体而言，小说呈现出一种物之史与人之史的合一，更准确地说是个体史、家族史与物质史的三线交叉。小说写的是潮汕人“下南洋”的奋斗史与心灵史，这在以往并不鲜见。然而以“平安批”为中心与轴心，牵出人世和国事，既往的小说很少涉及这样的题材，尤其以长篇叙写的方式，写一种物，由物及人，进而写情叙史，更代表了小说的独特性。“‘物’的存在与发抒不仅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关键，而且成为人物主体的精神表喻，成为主体之间的情感维系和伦理中介，其本身的形态、属性、本质兀自得以凸显，同时也蓄积着精神与文化的价值。从而使得‘物’与文本世界中其他的要素相互并列，发挥自身的作用力，在文本内部的平等与民主之间，形成新的合力，构筑出合乎文学内在逻辑的话语系统与艺术机制。”4具体说来，小说里面写主人公郑梦梅秉承和守持着那种可贵的德行、道心、情义，与此同时，传统中国的文化精神又始终护佑着他历尽时地变幻。从国内“下南洋”，到抵达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在异地生存扎根下来，在战乱中辗转流离，经历战火纷飞的生灵涂炭、生离死别，郑梦梅始终怀抱传统的意绪和情结，最后无论是寄居海外心系祖国，还是回到国内建功立业，这寄寓在他奋斗和生命的百年沉浮，同时也映照着现代中国的革命史以及文化传统的重塑史。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人物主体身上的文化传统，与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国族意识、家国情怀相互渗透，甚至置于世界性的视阈里，重新印证其有限性与有效性，也于百年中国的时间洪流中，淬炼与析出了自身的新义。小说着墨较多的，是郑梦梅等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大义，他联通他的家族、他的友朋，或隐或显地在抗日战线上奋争搏斗，“曼谷批局联合会也紧急开会，担任会长已经多年的郑乃铿建议，各批局印制新的批封和信笺，在批封和信笺上印上‘抗日救国’‘敌忾同仇’‘抗战到底’‘抵制日货’‘坚持到底’这样的标语，或者刻成印章，盖在每一封批信上。另外，乃铿还建议，国难当头，唐山志士舍命，番畔侨胞舍财，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所有侨汇，无论多少，都要抽出百分之二作为个人捐款，由批局在受理时代收。凡是捐过款的，批封上盖一个‘批捐’的小印章”。值得注意的是，人物身上的意气情怀，是附着于作为物质的批封和信笺上的，而后者指示的是一种生活与交往的方式，是代表着伦常、道义和情愫的文化传递。
特别是其置于家仇国难的历史境况中时，物质与情感之间的内涵迅速被激发、扩大，而且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平安批”本身从表现形式到话语修辞，从心绪寄寓到伦理旨向，都呈现出情、德、义、理的精神形态。“平安批”的功能是汇报平安、遥寄祝愿又或是补贴家用、表达心意，这些都透露出传统的意绪和情结。更重要的是，小说以“平安批”为中心，还牵引出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思。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内忧外患尤其是外敌入侵产生的民族大义和爱国心理，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在郑梦梅身上，其恰恰是自文化传统演变而来。
也就是说，在现实的迁徙和冲击中，以及外在历史的变迭里，郑梦梅等人身上的传统文化的意绪和理念并没有被撕扯得七零八落，相反，其始终如石头一般坚固，这是他个人及其交往和行迹中最难能可贵的财富，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丰富复杂的现代化激荡之后，真正能够留存和流传下来的价值所在。
从小说《平安批》中，可以见出潮汕人民身上并存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他们务实、低调、沉稳，充满着物质主义与实干精神，却又深具情怀，对生命、对文化往往抱有理想化的追求，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怀着峻切的热望。陈继明紧紧围绕着“平安批”，写批，亦是写人，更是写一个现代的中国，以及中国所遗落和存续的文化传统。“乃铿真的不知道写给谁，时光里的那个老资格的收批人刚刚过世，或者，在乃铿准备写平安批的这个瞬间才刚刚过世，时光里再也没有谁适合做收批人了。一个收批人，原来是用几代人的无数封番批慢慢造就的。她死了，她的死里面竟然藏着另一个死，一个收批人的死。一个收批人死了。”情感的联结在此地此时显得如此内在而深刻，这是潮汕人民的情感结构，同时也意味着民族国家内部同根共连的精神牵引。
三
文化裂变的过程经常是无迹可寻的，但有一点，其延续的历程必然联系着精神的再融通，尤其在剧烈动荡的时代中，传统的流绪不断分裂的同时，剥除陈旧而腐朽的层面，走向新的融合，也构成新的结构形态。在小说里，出人头地固然是“下南洋”者梦寐以求的所在，但是回过头看，无论在外面过得如何，寄批回家报“平安”是常态。那时出海在外的人们都知道，“离开后，家里的姿娘一定会去所有的庙里上香叩头，直到收到他寄回的平安批为止”。源源不断的人们从韩江出去，再从汕头进入大海。他们为的是出门干一番事业，“发大财，娶番婆，光宗耀祖”。然而这样的观念不仅与一个开放性的现代中国相抵牾，而且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境遇中，更是在有识与有志之士身上渐为摈除。值得注意的是，在郑梦梅的身上，“下南洋”的过程更多的是一种新与旧的冲突。从现实的境况而言，他身上的礼、义、仁、德的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以及历史施加于个体身上的命运遭际之间，常常存在着截然的二元对立。在这样的新旧交杂中，郑梦梅内在的精神质地的守持和留存才真正释放出其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经历了内外的考验和冲击，甚至于传统自身面临真正的危机时，其内在的成色和力量才会最终投射出来，又或说在遭遇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的种种磨砺时，文化传统在应对中的转圜才变得可靠，否则在百年来重大的动荡和变革中，固化的与不变的一切都终将变得可疑。
小说中，郑梦梅、陈光远、乔治三人自觉意气相投，遂仿照《三国演义》进行“桃园三结义”。有意思的是，在结义的过程中，有一段三人关于“义”的讨论，对传统关于“义”的本意和变体进行了谈论。其中陈光远指出结“义”不妨碍彼此的观念意志相左与相异，而乔治则提出，“假如祸和福、生和死涉及立场，事关原则”，此“义”以及“义”的结合又当如何，郑梦梅则为此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和答案：
结义结义，因义而结，义，自古以来都有明确的含义，比如，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义无反顾、仗义疏财、义薄云天，这几个词中的“义”，都是同一个意思，即道义、正义、公义、大义，中国古代文献里更是有很多关于“义”的进一步说明，比如，“度义而后动”“义固不杀人”“义不杀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不仅如此，故事叙事甚至还原了清末民初小说的一种在文本里穿插言谈、论辩甚而是演说的传统，尤其是在郑梦梅、乔治和陈光远三人的交往中，时常出现彼此之间的纵论时世、慨叹人生和谈吐文化的情态。如在谈及“忏悔”的中西方差异时，乔治再次发表宏论：“我也认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忏悔方式，比如捐赠，慷慨解囊，助人为乐，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忏悔方式。人们都说，洋人会忏悔，唐人拒绝忏悔，我认为未必如此，真实情况很可能是，洋人的忏悔总是口头上的，一出教堂就忘得一干二净，唐人的忏悔则更无形，更隐蔽，更会变成实际行动。”小说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未经充分形式化的修辞方式，和彼时彼地混沌未明的价值伦理不能完全辨明厘清有关，尤其通过三人不同的身份识见，将中国的文化传统置于新的现实历史境况中进行析解和斟酌，在东南亚乃至世界性的文化话语碰撞中，重新审视种种既定的认知结构。
不仅如此，小说还将郑梦梅身上流露出来的传统中国的文化样态，置于革命历史甚至是战火纷争之中，遭遇破坏性甚而是毁灭性的威胁，窥见其旧的衰亡，亦试探其新的可能。“有感于当年和宋万昌在曼谷义山亭的所闻所见，梦梅发家之后，在汕头置地数百亩，创办了纯公益的万昌义庄，专门寄厝无主尸体或暂时不能入土为安的灵柩。义庄投入使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了整整一艘大火轮，把曼谷义山亭内有意愿迁回国内的灵柩，和一些无主遗骨无偿迁葬至万昌义庄。”不仅如此，宋万昌在郑梦梅早期有知遇之恩，大公无私地将自家的产业托付给郑。郑梦梅历尽艰辛，知恩图报。“为了感谢和纪念宋万昌，所有的公司仍然以万昌命名。宋万昌先生已于多年前病故，两个儿子在每一家名叫万昌的公司里都持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很多人认为不必这样，梦梅则毫不动摇，坚持如此。”梦梅、乃铿父子二人一起经营万昌批局和万昌种子，两代人的坚守，守望平安，更是守护着源自中国文化腹地的传统精神伦理。
新中国成立后，郑梦梅作为爱国华侨，不仅千挪百转建立了“抗战时期沉批博物馆”，“以为日军侵犯我国之间接证据，并警示后人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振兴中华”。而且在郑梦梅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实践之后，“2004年，国内首家侨批文物馆在汕头成立，它的前身正是郑梦梅的抗战时期沉批博物馆。2013年6月19日，广泛分布于广东潮汕、珠海、中山、阳江、江门，福建漳州、泉州、厦门、福州等地的约十七万件侨批档案正式申遗成功，成为‘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因为，它除了‘具有近代中国国际移民的集体记忆’外，还在‘同类国际移民文献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突出价值’”。因此不得不说，《平安批》在叙事结构上颇为严谨，小说不仅始终紧扣“平安批”的主线，牵引出家族史、国族史与现代史的种种纠葛，而且沉入潮汕人及其家族、个体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和精神伦理之中，探询中国文化传统的如小说开头叙及的溪前溪后的家族纷争，到了结尾收束处，得到了回应。“可以说，溪前郑不仅挽回了声誉，而且实力和影响力渐渐超过溪后郑，溪前溪后也摈弃前嫌，重新成为郑氏双雄。”值得注意的是，家族的和解，是在更为宏大的国族叙事话语的导引下，作为次一层级的家族叙事也逐渐弥合自身内在的裂隙，溪前与溪后最终合围聚拢，呼应着上一层级的国家话语，由此，家与国的双重叙述在小说最后严丝合缝，共同呼应“平安批”的大主题。
四
当然，不得不指出的是，文化的延续与承传，特别是在面对外部的入侵与内在的异变时，未必全都是排异，也时而存有互文与互渗中的助推，如果将文化传统视为某种客体的存在，那么其不断推演的过程，往往是不可控的。杰姆逊曾引用阿尔图塞“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的概念指出，任何历史现象和事件——包括意识形态的改变等——都需要参考不同的原因，依赖于所有条件和因素的推动形成。“因此，多元决定的概念告诉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原因，包括那些看起来极不相关的东西。当我们找到了足够的解释之后，便需从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它们。所有的决定因素都是必然的，但并不能够解释完整。”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解释只有通过具体、复杂的多元决定而获得”。5而正因为不同因缘与因素的共同作用，再加之形而上的抽象质地，使得文化的不可简单地估量和描画，在这个过程中，小说以其形象性提供了某种阐释的可能，尤其是通过叙事文本中构造的纵横交错的时空元素，为判断文化传统的流变与流向提供了可资探询的理绪。从这个意义而言，《平安批》通过物之传递与人之形迹，不仅将流溢的文化形态塑型，而且在20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语境中，始终没有湮没文化传统自身的声音，而且与中国之现代相与协奏。
不得不说，这里无疑探讨的是一个宏大的命题，然而在这样明确的坐标中，却又变得显豁清晰，中国的文化传统具体而微地附着于人与物之上，形成了自身的显像，也代表着一种文化衍变中的价值重估。当下我们重新将陈列在博物馆中的“平安批”加以讨论时，选择将其作为与人物形象和政治历史并置的主体性存在，因而其具备了一种文化的与精神的蕴藉，更在书写的唤醒与重生中，召唤出若干层面的文化传统要素，不仅代表着古典的精神伦理的现代播撒，而且也包括地方观念与民间信仰、革命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当代延伸。不仅如此，郑梦梅们身上那些历久弥坚的精神质地，那是传统中国文化与意义的承传重塑，其不仅维系着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他们背负着不可名状的信义和道德，却又不负承诺而有所担当，在义利之间、仪礼之中，守持心境的澄明和坦荡，如是仿佛发思古之幽情，却抵御了一个世纪的凄风苦雨，甚至更久，以至当下。由是反观中国真正走向现代的弯折进程，事实上更需要走出人心之愚或人性之昧的封闭与蒙蔽。这对于文化传统行旅百年尔后抵达当代之中国而言，依旧不乏振聋发聩之声音。
注释：
1 徐兆寿：《西行悟道》，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216页。
2 陈继明：《平安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本文引述如未说明，则均出自该书，不赘注。
3《陈继明〈平安批〉：我们为什么忘不掉家国》，澎湃新闻，https：／／baijiahao.baidu.c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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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攀：《物·知识·非虚构——当代中国文学的“向外转”》，《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5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