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学问淹博”，被称为“一代宗师”、“一位通儒”，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有其卓识，且造诣高深。钱穆曾多次讲到，他最爱的是中国文学。然而遍观其一生著述80余部，逾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如今，这一憾事却以一种传奇的方式得到了弥补。
1949年，钱穆流落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在新亚书院，钱先生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讲稿并未能整理成书。
所幸，钱穆先生的学生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叶龙是江浙人士，学生中只有他能全懂钱先生的无锡国语，又恰好学过速记，所以笔记做得最好，“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钱穆曾查阅学生笔记，两次是助教查看，一次是钱穆自己查阅，均给了叶龙高分。就是说，叶龙的笔记是得到过钱穆充分肯定的。
这些笔记就在叶龙先生的箱底静静躺了60年。他“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2014年，已经87岁高龄的叶龙感到了把这些珍贵资料整理并传下去的紧迫性。如果这些东西在他手里失传，那不只是一人之损失，而是“钱学”之损失，“中国文学”之损失。他逐字誊写、校订、整理，并决定一边整理，一边在媒体上连载。连载几期后，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华夏盛轩图书）迅速联系到了叶龙先生。因新华文轩在香港上市，叶先生早有耳闻，并且颇有好感，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出版合同。
《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消息引发了北京大学陈平原、南京大学王彬彬、中山大学黄天骥、复旦大学陈思和、南京大学莫砺锋、著名学人刘再复、德国汉学家顾彬等众多学者关于“重写文学史”的热议。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慷慨作序，并亲自对图书编辑工作加以指点。
终于，尘封60年，钱穆的文学史讲义辗转成书，我们有幸可以读到钱穆唯一一部文学史著作！
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钱穆先生开篇第一课就讲:“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至于钱先生自己这本是否可以称之为“理想”的文学史，这仍有待学界见仁见智的评论。
不过，如果把它还原到1955年那间破烂不堪的教室，还原到钱穆当年面对的一张张浸满汗水与愁苦的脸，还原到手边连几本工具书都找不到，更没有Google可供查阅的时代，还原到一个教师走上讲台的初衷——面对白天搬砖晚上来听课、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最后的“根”与“家园”的普罗大众，钱穆只能，也必须讲出这样的《中国文学史》。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它是一部沉痛而深情的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钱穆讲授 叶龙整理； 天地出版社； 2016年3月版； ISBN:978-7-5455-1749-1 定价：45.00元）
这是一本最好的中国文学入门书。
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
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
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一本好的书，它本身只是起点，它可以让读者从起点出发，向知识更远更深处独立前进，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的书，它是启发者，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让人忍不住去阅读和思考它所提及的作品和知识。从此种意义上，它超越了那些严肃严谨的文学史。
钱 穆（1895-1990）
国学大师、一代通儒
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6年移居台北。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其专著丰富，达80多种，逾1700万言。
叶 龙
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
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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