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2”汶川大地震第9个纪念日来临前夕，作家秦岭的地震题材小说集《透明的废墟》研讨会在天津召开，这种指向明确的专题研讨会，再次引发了我们对于文学如何介入灾难的思考。

　　从对灾难的叙写到对灾难的反思

　　9年来，秦岭在他经营的小说王国里，始终为地震题材保留着一方天地，这种持续性的灾难叙事写作，对于我们在大框架下思考地震文学和当下文学现状，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实，汶川地震以来，我们视野里除了秦岭的《透明的废墟》《阴阳界》《流淌在祖院的时光》《心震》《相思树》等地震题材系列中篇小说，还有姜明的《寻根》、吕冀的《疼痛的龙头山》、邹瑾的《天乳》和悟澹的《掩埋》等长篇小说，而秦岭的特点在于，一是他非常快捷地把汶川地震对他思想的冲击通过虚构和想象力变成了小说，并成为期刊界最早表现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二是他的中篇系列构架中浓缩了丰富、庞大的与社会、情感、精神相关的信息量；三是他的小说在“地震的废墟”上加入对灵魂废墟的观察与重建，本质上是写人和社会的关系，因此更具有文化的原发性、艺术的感染力。秦岭的这5个中篇不光叙写了灾难的经过、场景以及灾难时刻的人物群像，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重要的是现场背后的反思，这种反思从废墟中辐射到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主人公的“两难境地”中窥视到，如《透明的废墟》中的“我”是觉得母亲应该活下来，还是她的幼儿应该活下来？《心震》中主人公在地震瞬间是应该保护无爱的妻子，还是有情的恋人？《阴阳界》究竟阴间是值得向往，还是阳界应该留恋？《流淌在祖院的时光》里的“奶奶”是迁徙到都市的别墅，还为了坚守尊严老死在祖院的危房里？的确，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考验能像地震灾难那样毫无防备地把人性的试题和盘托出，它不光涉及生与死的选择，它更覆盖了人类道德的分量和伦理的本相。秦岭反思的角度、界面非常巧妙，他的反思并没止步于“命运”，始终能从幸存者、死难者生前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中跳出来，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考察社会各界对灾难的原则、姿态。在贫富分化、城乡差别早已让传统道德发生变异的时代，生存与死亡的别离、物欲与淡泊的失衡、权力与公德的博弈在灾难面前变得更为惊心动魄，人们“存活”时期物质与精神的种种画皮，全被死神一个个撕开，给我们呈现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却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习惯了健忘、安乐的我们很少设身处地地去反思罢了。当这样的反思需要地震灾难为引线，这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反过来讲，这是秦岭地震题材的价值所在。

　　从对人物悲剧的观察到对灵魂的判断

　　地震，让很多大活人一瞬间变成罹难者。许多作家都是在地动山摇的那一瞬间开始发生“故事”的。姜明的《寻根》中的女主人公在汶川大地震中突然失去了记忆，为了寻回曾经的“我”和“我”的故乡、“我”的亲人，她踏上了“寻根”之路。邹瑾的《天乳》用近乎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记述了山寨里玉人一般的双胞胎姐妹命运多舛的苦难人生，拷问着灵魂的真实。秦岭的小说则侧重在亲情、世情、人情、社情、村情、国情背景下判断他们的灵魂世界。《透明的废墟》就是从地震期间广泛流传的一张已经死去的母亲紧紧搂住婴儿的照片，开始讲述主人公在废墟下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相思树》和《心震》中的高潮是一对情侣在幽会忘情时，地震发生了，主人公的生平和曾经的交集，就从这定格的瞬间开始演绎，一直从家庭蔓延到各自的单位和社交圈，构成了一个交织着灵魂蜕变、沉潜、飞舞的“生死场”。

　　这些小说人物的性格是鲜明的，他们是“死者”，但他们与所有活着的人的灵魂原色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地震突然中止了他们“活着”的所有方式，这是对所有“活人”提出的诘问：“如果地震在你那里降临，你会如何？”把死人当活人写，同时又把活人当死人写，这种多维判断灵魂的方法，直截了当地把灾难和废墟现场拉到了我们面前，我们与其说是读者，不如说是幸存者。也就是说，劫后余生的我们已经不是灾难的旁观者了，我们既是秦岭小说中“熟悉的陌生人”，也是“陌生的熟悉人”，谁敢保证那些失去双亲的孤儿、残疾的成年人、重组的家庭、重组又离异的人，甚至是沉睡的植物人、精神病人、走出监狱或进了监狱的人、自杀者——如此等等的“边缘人”，不会在自己身边或身上发生呢？汶川，只是一个地名，人间的地名很多，而地震灾难，由不得我们自己选择。通过灵魂的对照和判断，我们不难发现，所谓我们，其实都是秦岭笔下“后地震”时代生活景观中的典型人物。

　　从对人性家园的剖析到对精神莅临的期待

　　大地震就是大考验，人类的生命如此不堪一击，精神的力量何等宝贵。作家们都在借助这场世纪灾难直击人性，拷问良知，反思生命的意义。歌兑的《坼裂》是一部通过揭露社会矛盾进而拯救我们灵魂的佳作，悟澹的《掩埋》写出了爱情纠葛和人性较量，正如媒体说的“作品聚焦灾难与重生、人性与兽性、美好与丑恶的激烈冲突，映射出生生不灭的人性光芒”。

　　而秦岭的五个汶川地震题材的中篇，不仅让我们听到了游弋在生死边沿的心灵独白，窥视到了人性的深邃莫测，尤为重要的是，他让我们感受到了高贵精神的莅临，比如对舍生取义的选择、传统道德的坚守、心灵的复苏以及对人生观、名利观、价值观的褒奖与期待。《阴阳界》让主人公以一个民间阴阳风水师的角色，穿越在人间和鬼蜮，让生者与死者在“对话”中袒露人性的真实和残酷，最终以“宁死而勿生”的姿态向道德沉沦的后代们发出了悲壮的警示。在《流淌在祖院的时光》中，前辈老人对死亡、金钱、道德的态度像一面反光镜，把晚辈们在官场、情场、商场的行尸走肉、蝇营狗苟折射得淋漓尽致并进行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鞭挞。不难看出，这些作品尽管主题不同，构思有别，但对高贵精神的期待与呼唤始终贯穿其中。作家在灾难与人之间，时刻不忘在人性的斑斓处寻找苍生的精神光泽，让我们感受到了灾难文学无与伦比的内在温度和精神力量。

　　“乱世出英雄，板荡识忠诚。”地震既在考验人性，同时也在考验作家的思想维度和表现能力。在汶川地震一年后的2009年，笔者曾在《痛定思痛，地震文学的美学介入及其神学冥思》一文中对文坛发出责问与呼吁。与世界灾难文学的规模与质量相比，我国的灾难文学始终处在边缘化的尴尬地位，而那些为数不多的包括战争、地震、干旱、洪涝、火灾、爆炸在内的灾难文学，往往伴随着一时的心血来潮在灾难现场“绕圈子”之后即拂袖而去，学术界对灾难文学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诚然，时间可以抚平肉体和记忆的创伤，但文学的健忘、漠视、疏忽、缺席是最为可怕的，它事关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国民心理的建构，事关包括作家们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担当。面对灾难，我们不仅需要众志成城的力量，也需要大爱无疆的情怀，更需要艺术呈现的自觉。也惟有不断地反思，中国的灾难文学才能从单一的抗震救灾“报告文学”走向问天、问道、问苍生的“文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