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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气”:湮没南宋书法的前景

时间:2022年03月18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嵇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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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作为早期最基本、最广泛的哲学范畴之一,对艺术具有执一御众、涵摄多方的重要作用。西周伯阳父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这里“气”,指自然界中运行并具有规律性的一种空虚状态。汉王充《论衡》中说:“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这里的“气”,不仅指非生命体的虚无存在,而且还有聚散有灵、在实体间流通、为万物生命源泉等诸多内涵。魏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标志“气”由哲学全面渗透进艺术领域,迅即成为艺术重要审美特征,并为艺术家们矢志追求。在审美上,由“气”繁衍成一个包括“才气”“神气”“灵气”“气味”“气韵”等十分庞大的审美族群,滋养、匡正、救赎书法艺术发展。汉赵壹《非草书》提出:“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随后“气”成为书法审美最活跃、最精准、最深刻的审美属性,为书家津津乐道、磨砺研习不已。

  时至南宋,书法光烛昏暗、嗓调嘶哑、鲜有建树。南宋书法发展周期不短,社会相对平稳。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经济空前繁荣,文学、瓷器、印刷术等皆异彩纷呈。这种社会环境有利于书法艺术孕育出新的高峰,但南宋书法不仅未形成标志性风格,也缺乏有影响力的作品和书家,而且阴差阳错走进一个狭窄胡同,呈现出一种小家之气。清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书概》中列出书法12种必须抛弃之气,即“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徘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 ”这些“气”于南宋书法或多或少均沾上边儿。正是这种小家之气,湮没了书法发展的高阔前景,使南宋书法成为史上少有的洼地或者谷底。

  价值信仰上趋于清逸,散发萎靡之气

  晋朝书法表面看似乎悲观消极,但却深藏着对人生、生命与生活的强烈期盼与迷恋。所以形之于书法艺术便充满昂扬、湿润、中和之气。南宋禅宗转旺,成为士人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于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只要能体现幽远虚静的“禅意”,便被社会认同。而这种追求比北宋又退化一步,北宋追求的是禅宗的“狂禅”,到南宋则转为更为缥缈的“放禅”,书法走向远逸、清逸化。“逸”相对于常态和规范而言,本意含有“高远”“秀雅”之意,但此时已被赋予恍然自失的内涵,没有了对前朝书法的强烈吸纳性与批判性,失去了应有的豪放与搏争,一种过分对清逸、文雅的追求,隐隐然滋长出萎靡、无聊之气与小家之气。张孝祥,才华横溢,少年得志,然其《台眷帖》《柴沟帖》,因笔力过于稚嫩难免有刻意痕迹,大有“浸淫诗酒”之况味。就是如白玉蟾,南宋首屈一指的狂草书家,笔意直追颜真卿和黄庭坚,其笔画流走、脉络行运,可称得上与黄庭坚相比肩,但其《天朗气清诗帖》,却明显少了黄庭坚那样颠沛流离的贬谪经历,书法自然少了奇崛之趣,更无颜真卿满腔激越的情感,自然少了宽博洒脱之内质。在书法理论上,也暗合这种小家之气。

  审美思潮上趋于精致,散发闲适之气

  唐朝书法崇尚雄强,书法审美多落在大气磅礴、谨严端庄、沉雄博大上。客观上,热衷书法于巨碑石壁,载体的粗犷、博大、苍浑与书法威肃、英锐、霸悍的格调相得益彰。南宋无论是士人还是平民已不再具有高蹈之风,却热衷于喜尚雅集、抚琴曼舞,把酒共东风,且共从容。审美思潮倾向于睿智、精致、稳重和悠然,这就使得书法手牍盛行,书家藏帖、印帖、玩帖、赏帖成时尚。汇刻翻印古人名帖,并非南宋嚆矢,唐朝已开始出现,但南宋达到高潮。有名的丛帖有《潭帖》《绛帖》《临江帖》《大观帖》等。书帖摹刻趋于仿真,装裱修饰水平也便于携带、美观大方。这种把玩文牍书帖的态度,助推南宋休闲文化的兴起与繁荣。“乐取闲中日月长”“一闲且问苍天借”,一时成文人的口头语。这表面上显示他们超越功利自适自足的生存状态,但实质也隐藏着他们时时都无所事事,任何美与趣味都激发不起心中涟漪的潭水般心境。表现于书法上,这种闲适之气,只能是不求书法艺术之真髓,信手着墨,放手而书,无所谓功力,无所谓美丑,无所谓法理。当闲适之气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成为书法艺术发展的氛围,书法艺术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前景也就不会遥远。

  当然,南宋闲适的小家之气,是出于整体而言,在这其间也有个例,他们气宇轩昂,立马疆场,疾恶如仇,譬如岳飞,他把忠贞报国的心愿注入书法,使书法成为振奋民心的工具,其书法激越豪放,金戈铁马潇潇,一如他的词《满江红》,散发着雄浑劲朗的光芒。

  书写取法上趋于“近视”,散发仿效之气

  书法上有沿波逐源、崇古拜典的传统,愈是悠远愈引发书家的深思与遐想。所以历朝书家喜欢从秦汉魏晋中汲取营养,提倡、推进书法“回归古典”。南宋面对秦汉瑰丽、魏晋风流和隋唐雄强,却显得无动于衷甚或麻木不仁,表现出史上少有的“近视”思维,总是躲不开北宋书家的阴影,唯北宋书家风格是瞻。对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名家亦步亦趋,尽相仿效,如范成大、吴琚、韩元吉等辈。这一仿效之气的后果,一是无法理解北宋“尚意”的真谛。北宋崇尚意态,绝不是“无意于佳乃佳”那样简单,那是在法度坚守之上的更高层面的随心着意。二是形成不重技法的群体效应。其时书家们虽也重视书写点画,强调功夫与法度,但明显缺乏源头上的力量与胆魄,总是局限在推广与普及的层面。部分书家如陆游、虞允文、姜夔等,他们作品看似与技法相联相关,但力度与深度远不及北宋四家。三是形不成书写新的高度。近亲繁殖的缺陷就是无法取得脱胎换骨的变化,如楼钥、赵令峙、乔行简、魏了翁等,他们也想回归古典,冲破时风所限,但在浩浩荡荡的仿效风气面前,显得力单势薄,步履艰难。

  品鉴标准上趋于附势,散发无良之气

  秦汉书法品鉴静穆大气,直入先贤哲学思辨与书契精神,直入文字创作自身规律和理道,直入书法“势”与“气”综合运用,直入书家个人创树与风格,成为重要的文化遗存。南宋书法品鉴一味承继并扩大“书如其人”“书为心画”“人品即书品”这些观点,充斥着无良的小家之气。

  书法品鉴本位游移,必然导致品鉴华而不实、不着边际之,也导致品鉴标准混淆、盲目无措。有些高官厚禄者,于书法并无大的建树,但依凭位高权重而获得书法虚名,此时如宋孝宗、周必大、范成大等书法功力平平、风格流俗,但却被抬上高位,称之颂之。宋孝宗政治昌明,推进艺术百花齐放,但予书法并无佳构,其《七言绝句团扇》笔力柔弱、风格氤氲含混,难以列入书法“金榜”。书法一旦成为皇权与宦官的附庸,品鉴上难免沾染伪善、谬说、荒诞、曲扭、故弄玄虚和自作高深之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尤袤,以文学成就卓越名世,本称为文学“中兴四大家”,在书法上并无独具风貌,却也被列为书法翘楚,颇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之苦涩。书法与其他艺术无限融合,混为一谈,只能稀释自身规律,淡化自身发展空间,更何况其他艺术的思想、观念及创作手段,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书法艺术,只能逼迫书法尾随文学等艺术成为其附庸。这在宋代刻帖翻印中也可见之一端,从《阁帖》来看,卷二至卷四历代名臣法帖中,占三分之一的名流并不是书家而是文学诸家,存有鱼目混珠、良莠不分之嫌疑。特别是南宋“以人品论书”的全面升级,直接撼动书法自身的体面与尊严。如朱熹、陆游、范成大、文天祥等,他们在道德规范上高人一筹,书法远不如其气节与道德水准。将政治操守、道德名节作为书法品鉴第一标准,客观上扼杀书法艺术的独立本位。其实,这些名流有些在生前自己也未曾想染指书法分得一杯羹,仅是帮闲之士趋于名声,使他们身不由己成为名家,这种低俗的小家之气,只能使南宋书法水准一降再降以至跌落低谷。

(编辑:张金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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