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在书院大门对联前驻足良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一个“斯”字，穿越时空，令人心潮澎湃，生发起无尽的信心与希望。
道南正脉，千秋风华。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明清实学、清代汉学，湖湘一切的山川灵气、人文光芒，在这座山间庭院里不断融汇、吐纳。如果没有岳麓书院，近代以来湖湘人才未必能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如果没有岳麓书院，湖湘文化亦可有可无，湖湘之斯文实全在兹矣。
清季以降，湖湘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涌现了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人为代表的经世改革派，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和洋务运动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熊希龄为代表的维新变法人才集团，以黄兴、蔡锷、陈天华、程潜等人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无不受益于这座书院文化精神的滋养。其融汇吐纳而凝聚成的心忧天下、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已成为湖湘精神的血脉、基因和内核，其强大生命力，总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彰显出独特的作用与价值。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从“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高度，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深刻指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这座千年庭院，这座湖湘无上的精神殿堂，其命唯新！读懂它，弘扬它，藉此转化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价值，彰显湖湘文化精神并以此推动湖南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
隔江岳麓悬情久，雷雨潇湘日夜来。默念王阳明这样的句子，不由自主会想起屈原，想起周敦颐，想起王船山等那些历史上伟大的人物。
湖湘在先秦为荆蛮之地，向来民性强悍，被称之为“蛮民”。钱基博先生曾经指出：湖湘之人具有“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唯其耐艰苦，故强”的普遍的精神风气。这种普遍强朴的精神风气最先因屈原的到来而鼓舞，而铿锵，而骏发，而热烈崇高。
屈原流放是其个人命运的不幸，却是湖湘之大幸。
公元前296年，屈原渡长江、过洞庭，徘徊于湘、沅流域，心境忧郁沉痛。在沅湘之间，屈原留下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的篇章。屈原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到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之诚，深深地扣动着每一个后来人的心弦，潜移默化地变换了湖湘热土的气质。
公元前176年，又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贾谊怀着忧郁的心境缓缓向长沙走来，涉湘渡江时，触景生情，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并在长沙待了四年多。屈贾之后，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接踵而来，他们借湖湘山水或愤激哀叹，或长歌当哭，或慷慨高呼，释放出一个个君子士大夫的豪气和悲壮！他们全面提升了这方水土、这片人民的人文品质。直到范仲淹，最终借《岳阳楼记》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提炼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遂将湖湘远古厌声华而耐艰苦的精神扩充定格为“心忧天下”的博大情怀。
文以化人，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岳麓书院的建立是湖湘心灵成长史上又一大关键。自此，一切的山川灵气，一切的人文光芒，有了融汇、吐纳、蓄聚之所，湖湘精神赖此而开合、砥砺、成长。
岳麓书院自创建始就成为湖南本土与外来文化精英精神交汇的道场。张栻掌教岳麓书院，促使湖湘文化达到极盛。宋乾道三年（1167）的朱张会讲，朱熹、张栻两位当时处于中国学术文化最前列的顶级大师，仅凭只言片语，便触发风云涌动。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公元1754年起担任山长的旷敏本亦在《朱张祠碑记》中感叹：“书院遍域中，独首岳麓者，以朱张也。”二人还曾同登岳麓赫曦台，并留下了这样的联句：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心忧天下从此成为湖南人内心深处的生命热源。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屈原，如果没有岳麓书院，湖南人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气质？
想象一下这座山间庭院非凡的澄清气宇，就不由想起湘江上游清澈的濂溪，想起周敦颐。
道州周敦颐留下的著作只有一幅《太极图》、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他却是不折不扣的理学开山祖师。我曾将周子之书反复研读，似懂非懂之间，总是如坐春风，略微懂得了一点点后人评其为光风霁月的妙处。
没有一种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心怀是不可能集儒释道于一身而创造出如此精微的理学的，理学的精义贵在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不用则致知穷理，用之则辅世长民。
岳麓书院经世致用思想久远的精神动力来自屈贾以降“心忧天下”的情怀，更有周子不拘于一格、光风霁月风范的指引。虽然，经世致用精神早已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唯有在这座书院里才能得到更透彻的感悟，或者说更透彻的领悟到经术原与治术不二。
早在南宋时期，湖湘学派就形成了经世致用、知行并重的精神取向。胡安国提出治学的目的是“康济时艰”；胡宏主张“以仁致用”；张栻强调“知行并发”，在《岳麓书院记》中明确提出岳麓书院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传道济民之材。
以经世致用真精神拉开近代湘人群体性崛起序幕的人正是岳麓书院的学生陶澍。史学家萧一山说：“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而印心石屋乃策源地也。”“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才不能蔚起。”陶澍一生都在强调读书贵在“通经”“务实”，一生都以“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为念，成为道光年间的中兴重臣。中国近代启蒙先驱魏源提出把学术导向干预政治和革故鼎新的轨道。他主持编撰了以实用、经世为主旨的巨著《皇朝经世文编》。后来又主编了《海国图志》，广泛介绍世界各国史地政情，倡学西方先进的科技、军事，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至于谭嗣同的《仁学》不但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各家经典，而且吸引近代西方各派学术思想。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一批人从书院走出，关注和参与各种社会实际事务，蔚然形成了一股特有的湖南士林风气，正是这股风气造就了湘军领袖集团。
在清季以降湖湘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后面，还有一个关键人物王夫之。
曾经就读于岳麓书院的大儒王夫之反思明末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强调学术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理论探讨应该致力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关注国家治理、社会秩序、民生幸福之事。创立了一个“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思想体系，又把经世致用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明亡后的王夫之流落于荒山野岭之间，发孤愤以著述。他坚毅不拔的精神品质，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一个写照。
在曾国藩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从王夫之那里获取力量和精神的支柱。他曾经白天打仗，晚上校船山遗书，大局初定就急不可耐的刊刻船山遗书，说王夫之是湘军的精神旗帜一点也不为过。钱基博曾说：“然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而辅世长民，一本修己者，莫如周敦颐之于宋，其次王夫之之于明。”我想，周敦颐以道自乐，从容涵咏之味洽，王夫之历劫勿渝，历世磨钝之节坚，这正是这座书院也是湖南人精神世界深处的两极吧。
透过岳麓书院大门深色的门框，向内望过去，二门上的牌匾与对联，直至讲堂上的“实事求是”牌匾，院内的银杏，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庭院深深，窥见文化的幽远厚重。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岳麓书院考察调研时，评价“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和有重要影响的地方”，高度肯定岳麓书院的历史地位，赋予千年学府曾经是中国思潮变迁大本营的地位以及其新的历史使命。
穿越千年历史烟云，书院培养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经邦济世之材。岳麓书院心怀天下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涵在近现代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创新，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心忧天下是格局，经世致用是理念，实事求是是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这对于湖湘文艺界人士来说，就是要赓续心忧天下的湖湘文化血脉，紧跟时代，勇于担当推动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
文艺工作者心怀天下，就是要心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中华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安康、社会长治久安的大事要事。文艺只有与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与国家兴衰和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与人民命运休戚与共，文艺才会有作为，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书经》云：“克昌厥后，斯文在兹”。“斯文在兹”源于远古先贤道德人格的自我完成与以天下为己任使命相结合的超迈境界，昭示博大文化力量、深刻道德力量和巨大感召力量。
塑造新人最大的文化力量始于“斯文”，终于“斯文”。
千年如驹逝，人事两消磨。这座山间庭院仍以其惯常的飘逸张开檐翼，镇定自若而又器宇轩昂。我们庆幸拥有这样一座心灵的殿堂，它的斯文，它的精神气质，不仅构造了我们的过去，也正在塑造着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塑造新时代的湖南人。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