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有诸多角色，是作家、戏剧家、民间文艺家，是书画家、美食家，更是“生活家”。他自谓“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浑身洋溢着六朝以来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风采，人们称他“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的好友、作家林斤澜说：“汪曾祺继承了源远流长的‘士大夫’文化。光‘士大夫’这三个字，就表明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东西。有人慨叹只怕这样的作家，以后不大可能产生了。因为那是需要从小开始的琴棋书画的熏陶，今后不大会有这样的境遇。”

　　汪曾祺这种中华特有的士大夫气，体现在他的创作上。他的文字充溢着“中国味儿”的语言美质，很淡却很有味道，既朴实又典雅，既亲切又隽永，表现一种宁静空灵的深邃。他曾在为自己《蒲桥集》一书所拟的广告辞中说：“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拟。”这种淡而有味正是他孜孜以求的审美取向。

　　汪曾祺的士大夫气更直观地表现在他的笔墨中。他的绘画和文字一样天真清雅，意趣盎然，画如其文，文与画融合无间，温情恬淡，平易近人。他说：“有人说我的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我想，他的文学与书画，又何尝不是打通的了呢。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汪曾祺的书画作品为人们展示了一位传统文人借画笔抒发其内心真实的情感世界，这些作品的纯粹来自他“无意于佳”的心态，而这正是传统文人画的精神所在。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这是南朝隐士梁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名句，汪曾祺特别喜欢这首诗。他对自己的书画尝作诗自况：“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他常在作品上钤一方闲章“岭上多白云”，他说：“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观其作品，笔墨极简，趣味涵泳，清新优雅，真挚如聆老友话语，亲切动人。在这炎炎酷夏，一如取凉于扇，不若清风自来，温馨乃尔。

　　中国传统文人画发轫于唐王维，借山川花木，抒发个人性灵，标榜“士气”“逸品”，讲究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重视书法、诗文在画中意境的表现。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中写道：“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他认为，“文人画中带有文学性质，含有文人趣味，不在画中考研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无疑，汪曾祺所画的题材、呈现的笔墨意趣和所表达的情感都准确地诠释了文人画的实则。

　　他的画，有故事，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大多能找到对应之处。比如，他画紫藤，款题：“后园有紫藤一架，无人管理，任其恣意攀盘而极旺茂，花盛开时仰卧架下，使人醺然有醉意。”在他的小说《鉴赏家》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片段：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好在何处？叶三说：“紫藤里有风。”“唔！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对极了！”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他的画，有情怀，故乡的记忆时时出现在他的笔下。他回忆老家高邮的端午节风俗“十二红”，不但写下散文名篇《端午的鸭蛋》，还作画了，画的题款是“故乡过端午，盘列十二红。今我在燕北，欣尝地角葱。故乡昔年端午家家吃菜皆用红色者，多至十二味，谓之十二红，今此风已不可见。”

　　他的画，幽默风趣。他画“小荷蜻蜓”，本应题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画好白荷初苞，正要下笔画立于荷尖的蜻蜓，突腹饥，停笔去厨间烧水煮面。水迟迟未开，转身回来再画，却画的是振翅飞起的蜻蜓。他信笔题下：“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他夫子自道：“我在等水，小蜻蜓等我，等得不耐烦，飞走了。”

　　读他的画，要读他的题字题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他信手题下的跋语，总是让人会心一笑，给人温馨，遗韵无尽。他画白牡丹，题“玉茗堂前朝复暮，伤心谁续牡丹亭”；画白蒜，题“南人不解食蒜”；画凌霄，题“凌霄不附树，独立自凌霄”；画紫藤，题“有绦皆曲，无瓣不垂”；画荷，题“残荷不为雨声留”；画竹，题“胸无成竹”；画草原之花，题曰：“草原之花多不可识，随意写之，是耶非耶！”……

　　汪曾祺自小痴迷画画，儿时的他喜欢看父亲作画，也喜欢看街巷之间的画匠在店里现场作画，年少时关于书画的往事记忆深刻，在他的小说或散文，每每言及书画。他曾后悔没考艺专，甚至40岁时还念叨着要去美院读书。他说过：“我本来是要读国立艺专的，却考上了西南联大。”可以说，画画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至爱。直到晚年，他才重拾儿时的画笔，写作之余，挥毫不辍。他的画取材广泛，举凡世间草木、佳果至味、花鸟鱼虫，无不热烈礼赞，演化为他眼中的人间喜剧，表达他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他自谦称他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别致在哪里？他在其《题画二则》一文中说：“画之品味高低决定画中是否有诗，有多少诗。画某物即某物，即少内涵，无意境，无感慨，无嬉笑怒骂、苦辣酸甜。有些画家，功力非不深厚，但很少诗意。他们的画一般都不题诗，只是记年月，徐悲鸿即为不善题画而深深遗憾。”

　　中国绘画有“文人画”“作家画”之分，这里所指的“作家画”即是只重技巧而不重内涵的画，近乎“画匠”之意。不可否认，当今画界，有内涵、有韵味、有意境的作品日见式微，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对传统文人画而言，西方式的艺术教育的弊端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是综合学科，文人画除绘画技法外，更多是注重诗书画的高度融合，是由画者的综合修养决定的，由此而形成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决定着其艺术的高度。现代艺术教育对传统文化综合素质培养的缺失，以及社会功利浮躁风气的肆行，使纯粹的传统文人画渐行渐远，慢慢消失。另一现象是，当今一些明显无笔墨基础，不经童子功训练，又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作家”“艺人”，附庸风雅，喜欢挥毫泼墨，也自诩“文人画”，实则是一场误会，是为“欺世”之作。

　　反观汪曾祺的画，恬淡里不乏清雅、拙趣中饱含温情，既可见他在生活中捕捉到的庸常小趣，也可感他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和超脱功利的人格魅力。或许，这正是汪曾祺画展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系浙江美术馆典藏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