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党的女儿》剧照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特别制作的我国第一部红色谍战题材歌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经过一年多的创作和4个月的紧张排练制作，于6月30日至7月2日在解放军歌剧院与广大观众首次见面。此次演出，也是解放军总政歌剧团和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推出的“首届中国歌剧演出季”系列演出的重头戏。鲜明厚重的主题、栩栩如生的人物、精巧别致的构思、优美动听的音乐、扣人心弦的情节，将使这部歌剧成为献给党的90华诞的一份厚礼。

    该剧由胡宗琪导演，杜竹敏、张勇编剧，王晓岭作词，作曲由王祖皆、张卓娅夫妇担纲。在上演之际，著名作曲家王祖皆与本报记者聊起了多年来他和夫人张卓娅创作红色经典歌剧的感触——

    记者（以下简称“记”）：参加歌剧《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作，您一定有很多感触吧？

    王祖皆（以下简称“王”）：我有幸参加了总政歌剧团为庆祝建党70周年、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和庆祝建党90周年的3次打造红色经典歌剧的创作，承担了责任、经受了磨炼、提升了追求，回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千。

    记：当年创作《党的女儿》，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王：6场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是为了庆祝建党70周年而创作的。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创作的质量，调集了全军最优秀的创作力量，除了我和张卓娅以外，担任作曲的还有印青、王锡仁、季承、方天行。当时正值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有人说：“在这种时候来写这样的作品是要倒霉的。”但我们主创人员并没有动摇，在确定主要人物的音乐主题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以3天完成一场戏的速度，18天完成了全剧的文本和音乐创作，这在歌剧创作史上是空前的。

    记：遇到最大难题是什么？

    王：在《党的女儿》之前，早已涌现出《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红霞》《红珊瑚》等很有影响力的民族歌剧。当时我们被民族歌剧包围着，如何突围成了最大问题。考虑到该剧故事发生在江西苏区这样的南方地区，但讲的又是女共产党员田玉梅慷慨就义的英勇之举，最终大家遵循了一个创作原则——“坐北朝南”，即音乐以陕西蒲剧和赣南苏区民歌、戏曲、曲艺音乐为基调。我和张卓娅当时也确实做了一些准备。电影《党的女儿》看过多次，对剧中玉梅、桂英印象很深。玉梅阳刚、壮美，为她选定以蒲剧音乐为主。蒲剧音乐风格刚健粗犷、遒劲豪放，适合人物激情奔放发挥。桂英柔弱、善良，为她选定具有赣南山歌特点的“茶腔”、“灯腔”音乐为主。为了使玉梅的形象更丰满，我们还并置插入了两首歌谣体唱段。在体现战友情方面，我们还安排了田玉梅劝桂英的戏剧性抒情唱段《生死与党心相连》，既有慷慨陈述，又有深情回忆，更有热情劝说。

    记：《党的女儿》后，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任总政歌剧团团长的您策划并参与创作了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都是军事题材歌剧，创作时有障碍吗？

    王：我深知：歌剧创作难，军事题材的歌剧创作更难，能在总政上演的军事题材歌剧创作难上加难。所以必须拓宽创作思路，必须具有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思维，做多方努力、做多种选择。在团队剧目创作方面我曾经提出过创作、改编和移植相结合；西洋歌剧、民族歌剧和音乐剧相结合；大型歌剧、中型歌剧和小型歌剧相结合；团内创作力量和团外创作力量相结合；专业创作和业余创作相结合的五结合创作原则。不敢有丝毫怠慢，除了马上积极组织新创作以外，我想，改编恐怕是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路。因为不少中外经典歌剧像《江姐》《党的女儿》《卡门》《茶花女》等也都是根据小说或电影改编而成的。红色经典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创作这部歌剧时，我们力求以现代特色与民族特色相结合。

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剧照

    记：近几年演出市场上改编的红色剧目很多，但有些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哗众取宠受到群众批评。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王：在改编红色经典剧目时，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原著，必须坚守住原著所传递出来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既然要搞民族歌剧，就得回归民族歌剧本体，保持民族歌剧特质，继承民族歌剧传统。它需要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它需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它需要有动听的音乐旋律，它需要有生动的音乐形象，它需要有经典的音乐唱段，它需要有熨帖的腔词关系，它需要有民族的音乐形式……学习《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优秀民族歌剧的成功经验，以戏剧为基础、以人物为核心、以音乐为主导，着力解决好音乐的戏剧性和戏剧的音乐性这一主要矛盾，用歌剧的特殊方式去寻求主题的深化。

    主题歌贯穿全剧发展的手法是民族歌剧创作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还以《野火春风斗古城》为例。《野》剧的中心事件是策反伪团长关敬陶起义，共同对敌，解放古城。为了进一步做好关敬陶的工作，杨晓冬施计捉放关敬陶，在芦苇荡与金环一起用民族大义来教育和开导关敬陶，这为我们提炼全剧的主题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写什么？怎么写？还是不清晰的。我们正为之苦恼时，传来了连战、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的消息。有了！就写乡情乡音。于是“乡间炊烟暖，乡下古井深，乡音说咱们是老乡，血脉一条根……乡谣声声亲，乡谣字字沉，从小会唱的是乡谣，烙着中国印。”这首主题歌《乡谣》就被酝酿出来了。我们把它谱成亲切、质朴的歌谣并让它在全剧贯穿使用：全剧开始类似天籁之声的童声无伴奏合唱无词歌；芦苇荡的杨晓冬、金环、关敬陶三重唱加混声伴唱；金环牺牲后再次出现的童声无伴奏合唱无词歌；杨晓冬不顾个人安危去关敬陶家商定起义计划时的器乐配音；关敬陶击毙多田，率部起义时热情颂扬的混声合唱《乡谣》，十分动人地唤起积蓄在人们心底的那种诚挚的情愫，有效地深化了主题并提升了这部戏的现实意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台湾词坛泰斗庄奴老先生看完演出后非常有感触地说：“一曲《乡谣》，唱出了乡土的温暖，乡土的期盼，乡土的呼唤，令人感动，令人鼻酸。”

    根据时代要求，我们还注意了歌剧和音乐剧以及民族、美声、通俗3种唱法的融合。为了使《野火春风斗古城》能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我们有意识地在从现实转入历史的混声合唱《国耻家仇》，高自萍和银环的二重唱《吸引力》，高自萍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终日黑暗惊慌》《跟我走吧》，陈瑶的《捷报》《再回来》，银环的《心追风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众记者演唱的《今天有新闻》等许多唱段处，从唱词到音乐以及导演的舞台调度、舞台处理上都融进了许多音乐剧的元素。我们还大胆地根据不同角色的身份、性格、年龄，把民族、美声、通俗3种唱法熔为一炉：金环、银环、杨母是典型的民族唱法；杨晓冬、关敬陶是“民族美声”唱法；多田是典型的美声男中音；当代女大学生和叛徒高自萍则是“民族通俗”唱法，这些角色的不同唱法都统一在整个剧情和音乐的发展脉络之中，达到了既丰富多彩又自然贴切的效果。

歌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记：这次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有哪些特点？

    王：歌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为了庆祝建党90周年而创作的，歌剧团党委从去年3月份起即启动了新剧目的策划论证工作，先后3次召开新剧目创作选题专家论证会。从《守望天山》《红河谷》《土楼梦》《冼星海》等9个选题中反复遴选，最终确定创作歌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红色谍战题材歌剧，剧情险象环生、情节扣人心弦。

    为激发创作热情和灵感，团里组织主创人员三赴上海，到剧中原型李白的故居、上海历史博物馆和剧中人物工作战斗过的地方采风体验，还承蒙李白之子李恒胜先生提供了其父许多当年生活、工作的宝贵资料和真实事迹，为成功改编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此剧在艺术构思上是紧紧围绕“情”、“真”、“新”3个方面来进行的。歌剧重在抒情，该剧刻画了主人公对党、国家、民族的大爱之情，也描写了对亲人、爱人的骨肉亲情，在生动感人的情感冲突中，讴歌了共产党人的大情大爱和浩然正气，具有震撼心灵的情感冲击力。该剧在构架跌宕起伏的情节的同时追求细节的真实可信，在讴歌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同时，注重对人性、亲情、爱情的刻画，力求做到无论主角配角，正面或反面人物，都有血有肉，真实细腻。该剧用新的视角、新的人物关系、新的冲突构置、新的叙述方式和表现手段，实现了对红色经典作品的创新。突出表现了“追寻永不消逝，信仰永不消逝”这一时代主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音乐的处理上，我们以上海、江苏地区的戏曲、曲艺、民歌为主要素材并溶入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于上海地区的许多音乐元素。在音乐创作上首先力求准确，既要符合故事发生的时代和地域，又要符合人物的个性和戏剧的规定情景。其次是力求动听，既要有优美的旋律，又要有丰富的形式，唱法上也是民族、美声、通俗兼容。再次是力求时尚，既要适合今天观众的审美需求，又要带有“海派”文化的特质。在实践中努力解决好继承、融合、创新这3个课题，既保持民族歌剧的特质，又具有时代的新意。我们还在《永》剧中尝试了中国式的宣叙调写法，使其既适合歌剧的需要，又适应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

    记：这些年来，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王：“继承、融合、创新”是我们在音乐创作中必须解决的3个课题，“绝不走老路”是我们创作的座右铭。我们力求在音乐民族性的基础上，融入时代意识，用新的音乐语言演绎歌剧蕴涵的思想并为歌剧中的艺术形象赋予动人心魄的魅力。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