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精神，按照中央《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方案》中关于“做好文艺评论工作激励”的要求，为有效激励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推动文艺评论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决定从201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2016年已成功举办第一届。2017年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联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专家认真评审，推选出年度优秀文艺评论著作10部，文章30篇。本专栏将陆续刊登这些优秀著作的简评和优秀文章的观点摘要，以飨读者。
表演美学的史述实践
——《中国电影表演美学思潮史述（1979-2015）》简评
□ 肖 英
在中国电影的史述实践中，电影表演美学史是中国电影史较为薄弱甚至残缺的一个部分。它缘于在数字技术发展之前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表演艺术是以演员的身体作为创作材料，又以它作为作品的呈现方式，乃是材料、主体、作品集于一身，许多神来之笔以及灵感难以运用可以重复的科学手段加以验证。同时，电影表演又与导演的指导密不可分，加上电影的分镜头表演方式，都使表演艺术特有的“风度”和“眼神”较难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它的“真相”也不容易被“看清”，故而电影表演也就往往成为电影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盲点。
上海戏剧学院著名教授厉震林长期从事电影和戏剧的演员与导演文化研究，2010年以来开始以新时期电影的表演美学史作为研究中心，深入考察在历史范畴中以及在大历史文化发展中的表演美学“大势”和“精神”，其《中国电影表演美学思潮史述（1979-2015）》即为重要成果之一。
该著作的意义，可以表述如下：首先，填补和完善了新时期电影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从表演艺术角度来充实新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完整性和学理性，为“重写中国电影史”的理论探索进行一种电影史学研究观念、方法与史学实践的双重学术阐述；其次，新时期电影表演美学思潮史的研究成果，通过与政治、文化及其电影工业对于电影美学思潮的相互博弈以及调控作用分析，也将极大地完善和丰富新时期文化史、产业史、思想史和政治史的研究内涵以及精神等级；再次，采用整体考察与个案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前半部分为断代史述，根据新时期电影表演美学思潮的内在发展以及逻辑，划分为若干的历史分期，明确并深度剖析断代的美学思潮主体思潮；后半部分则是重要表演美学思潮现象的个案研究，在一种“聚焦”的研究姿态中印证、补充和完善前半部分的整体阐述；最后，通过新时期电影表演美学思潮史研究，发现和总结新中国电影表演的经验得失，能够对中国电影创作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将纠正目前社会以及文化界对于电影表演的某些表演认知误区，为社会以及文化界提供正确的表演美学观，并逐渐影响中国社会的表演美学趣味。
本书作者厉震林：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研究生部主任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文艺评论视角的转换与演变
□ 蒋述卓 李 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评论视角经历了从审美批评到文化批评的范式转变。这一转变背后，牵涉到的是文艺理论自身的话语转型、文艺市场化的趋势、大众文化的崛起和精英文化的衰微、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强势进入等复杂的文化语境。而价值观批评的提出，同样根源于现实语境的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运作下的文艺生产，既呈现出审美的民主化和趣味分化，同时也显示出审美价值观的混乱；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国内文化批评某种程度陷入了对西方理论的话语迷恋；同时，2014年以来习近平的文艺思想逐渐形成，重新确立了文艺的主流文化价值内涵，通过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和精神引领价值，从而在多元的文化生态中发出了强有力的引导声音。根据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变化，本文提出了价值观批评的四个维度：一是要确认和维护多元的文化生态，文艺批评应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理性对话的方式来引导和启蒙受众；二是进一步深化文艺批评的对象，一方面对大众文化进行价值引导和重构，另一方面应对更具深度的文艺作品进行阐释与批评，并积极寻求不同媒介渠道进行话语表达；三是要以价值重构原则、生态平衡原则和审美原则作为重要的批评原则和视角来催动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四是价值观批评最终指向的是对多元文化中共同的价值信仰与普遍的文化认同的追求。
蒋述卓：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石：暨南大学美学硕士研究生
论美情
□ 金 雅
论文首次从美学理论上明确提出了“美情”的概念，并予以基本的学理建构与辨析。
全文分“问题的提出”“概念与可能”“美与真善”“审美与创美”“从‘常情’到‘美情’”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西方经典美学的学理特质，认为其主要体现为由康德奠定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美感研究，其目标是科学地把握审美中的独立心理特点与规律，即粹美（情）的问题。但这种研究也存在认识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深刻矛盾。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中华文化与中华美学的诗性特质，梳理了“美情”概念的民族典籍资源和历史流变，着重总结了中国现代美学对“美情”思想发展的重要贡献。第三部分着重探讨了“美情”概念的民族学理内核，即突出以“美（情）”为核的真（知）善（意）美（情）的贯通与勾连。第四部分认为西方式的“粹美”更多侧重于独立的静态的观照，偏于审美一维；“美情”的概念由真善美的贯通勾连而突出了审美的实践向度和人学意义，从而将审美与创美相连接，探入了知与行、出与入等的有机联系。第五部分总结了“美情”挚、慧、大、趣等既区别于“粹情”又提升于“常情”的重要美质特征。
论文认为，“美情”是对“常情”的诗性建构与审美创化，是中华美学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精神特质之一，它与西方经典美学的“粹情”构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向度和学理品格，是中华美学贡献于世界美学和人类精神宝库的重要财富之一。对其思想资源的梳理研究和理论的自觉建设，是推动中华美学精神当代传承弘扬的重要课题之一。
金雅：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唯拓展方能超越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内涵范畴及其未来机遇
□ 于 洋
近些年来，随着几项国家级美术创作工程的陆续推出，涌现出一批主题鲜明、水准上乘的精品力作，引发了美术界乃至更大范围社会群体的关注。如何认识“主题性创作”的概念范畴与核心追求，理解“主题性”在美术创作领域的内涵与外延，审视主题性创作在未来的学术生发点，成为当下美术创作的时代课题。
从作品数量与表现题材来看，主题性创作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占据大半壁江山。然而我们今天对于“主题性创作”的认识，仍简单而含混地停留于“主旋律”“历史画”“重大题材”等范畴。事实上，“主题性”概念范畴本身亦具有丰富而复杂的结构，应将其放置于一个更为包容、开放的空间。除了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直面社会发展与日常民生的现实情境，从细节性的现实彰显时代风貌，以小见大、润物无声地呈现社会人文的变迁，更应成为当下与未来“主题性创作”的重中之重。
对于艺术创作而言，真情实感的传递，主要不是依靠创作技法的传达，而是作者全身心的、饱含温度的精神投入。无论是“旧瓶新酒”，还是“新瓶旧酒”，题材内容或表现手法的新变，都可成为创新的契机。因此，只有在题材内容、思想表现、情感传达层面拓疆扩土，求新求真，不拘于旧有风格与经典模式，深挖作品的情境内涵，方能经由范畴的拓展，实现精神的超越。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