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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龙之战》:引燃民族情的“家国守卫”之战

时间:2017年08月21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钱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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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央视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高峰执导,刘佩琦、曹云金、罗昱焜领衔主演的史诗类历史战争片《龙之战》于8月4日公映,在多元化类型趋向的影片中缓慢拉开了“守土卫国,守土卫家”民族情怀的序幕。影片改编自中国近代史上的真实历史事件“镇南关大捷”,战役的故事背景放置在1885年面临着严重外夷入侵的清政府统治时期。作为历史题材类影片,导演采用了单线叙事手法,没有更多并置的时空,只是围绕着战前、战中、战后来进行故事的铺展。《龙之战》遵循戏剧性叙事原则,连贯性故事“讲述”之下,将战前舒缓、稳重的叙事节奏在因情节发展而完美、流畅地转到战中紧张、快速的叙事格局中,结构紧凑,情节张力凸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此种叙事结构较为普遍,也导致了该片在暑期档多部影片同场竞技之下略显平庸。

  一般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所绕不开的核心话题便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刻画。人物若是“立”住了,故事才能相得益彰。毋庸置疑,影片《龙之战》中,灵魂性人物便是“萃帅”冯子材。刘佩琦稳健、精湛的演技将67岁的冯子材保卫国家、寸土必争、浴血奋战、誓死驱夷的家国情怀演绎得可谓出神入化。换一种角度,实则在某种程度上,《龙之战》对冯子材形象的塑造以及以他为中心所展开的一系列事件便是影片整个的故事走向与思想寄托。

  首先,不谈及他的将帅身份,将他仅看作中华民族的一名普通民众,在他身上凸显出以大局为重,抵制外侵的民族情怀与刚毅、顽强的民族气节。这不仅警示了近代以来的历史惨痛教训,也表征了中华民族所惯有的家国身份认同感。

  其次,影片将主要的笔墨用来“书写”战前与战中。在这之中,冯子材表现出了独到的用兵策略、战术安排,以及抗战心得。面对法夷大肆入侵,不断侵占家国领土,人称“长胜”将军的退隐老将冯子材志愿重新穿起铠甲,驱除法夷。战前,节节败退的清政府以及外夷的残暴行径使得社会上的民众皆产生“畏战”心理,盛传着“法夷是神魁”的流言,冯子材意识到必须重振士气才能一改这股歪风,于是生擒法夷上尉克拉克,在民众面前赤手空拳“一对一”战胜了对手,由此,众人皆喊起“法夷可杀,并非神魁”的口号,破除了“神话”之说。除此之外,作战之前还涉及到抗战策略,冯子材熟悉作战地青龙山的地形,并在勘察地形基础上在法夷欲进攻的镇南关前设置了两道关卡:二道闸与关前隘,以此来阻断法夷。战中,由于作战经验丰富、善于观察夷情,冯子材先后采用了自由“伏击”“袭击”战术,并在深知双方武器无法匹敌的情况下,沿用了古代中国战争常用的“近身肉搏战”来牵制法夷,以期获得作战主动权。镇南关战役中,关键性的片段,亦即整部影片的燃情制高点,便是麦副将引燃小青山山洞的酒窖使得整座山体被“火龙”包围,“火龙威吼,吞噬法夷”,带有神话主义色彩“火龙”意象的运用引燃了民族情,成为整部影片的点睛之笔。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影片中有所提及,导演的匠心之处在于对曹云金所扮演的冯子材儿子冯相贤的身份安排。喝过“洋墨水”的冯相贤在父亲面前示意过西学,然而代表着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的冯子材先是断然拒绝接受,在与法夷作战后深知中西方差距后而渐渐转变先前思想,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影片在一定意义上呼应了历史上洋务运动的主张。

  影片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纪实性手法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语境,不论是真实地讲述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还是电影画面上呈现出的作战惨状。与一般抗击外敌的历史正剧不同,《龙之战》并无“神话色彩”,反而反映出法夷将领尼格里由于熟知《孙子兵法》而善于作战,加上武器的先进,中方士兵损失惨重。最后,在士兵人数是法夷几倍的基础上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实则为“惨胜”,是士兵们用血肉之躯成就了这一段历史上的“传奇”,奠定了较为悲壮的影片格调。

  《龙之战》虽选择在暑期档上映,但就目前来看,排片甚少,票房惨淡。究其原因,影片制作成本有限,缺少令观众叹为观止的大片视觉特效与独树一帜的叙事魅力而无法吸引到更多观众愿意为之捧场,所以在影片扎堆的“夹击”下鲜有市场。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该片在家国情怀和民族身份认同上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电影《龙之战》剧照

(编辑:陶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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