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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是作家与读者之间最好的事

时间:2017年06月28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马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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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是范雨素》等文字清新、有力量的作品在各类媒体上涌现,大众发出了对生活、对文字新的感受力的召唤。近日,辽宁省文联、辽宁省理论家协会结合这一现象,举办了第九届中青年文艺评论骨干读书班,本届读书班的主题是“文学精读与感受力的培育”。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阅读能力和作品之间关系展开了论述。

  作家激活读者的精读能力

  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省理论家协会主席洪兆惠用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逮香蕉鱼的好日子》讲解精读。小说记述了三段情节:第一段讲母亲在电话中一直追问女儿,关心着她丈夫西摩的精神状况,第二段讲西摩与小女孩西比尔在海滩玩耍,第三段讲西摩回到宾馆床前开枪自杀。读到此处,急剧转折的结尾出人意料,和前面的情节没有逻辑联系,但是任何读者却都会禁不住重读的诱惑再品一遍,此时读者“上钩了”。读到故事情节内心没有倾向时,对细节会不够敏感,但塞林格的叙述使重读既有了另一种倾向,又不是戏剧化的,洪兆惠认为,再读一遍必然由于接受了故事的结果,反身去寻找西摩自杀的“蛛丝马迹”,寻找到更多的细节并赋予更深的内涵。这篇“至少阅读两遍”的小说从前后的阅读经验来说,在读者的自我比照下,提示着人是如何阅读故事的,阅读如何造成理解和推翻理解,进而反思感知事物的偶然性,这些都是小说家一手安排设计的。

  小说家的心意在于“藏”,对一般的故事,读者读到结尾渴望一个结果,塞林格却认为这还不是最佳的体悟时刻,并不着急把心意全部托出,他含蓄地让读者自行发现,信息逐步填补、展露。这让小说的细节妙到似乎包含着许多内容,又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洪兆惠说:“西摩内心的挣扎都在文字的空白处,西摩为什么自杀,是有无限之解的谜,它几乎成了‘噩梦’,在以后的日子里让人们可以持续探讨研究。”他还举了海明威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结尾玛格丽特射杀丈夫,作为“谜”的类比。行文过于直白的小说没有意思,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韩传喜说:“作家一方面希望作品所呈现的意蕴读者能看懂,另一方面又希望读者不那么容易地看懂。需要调动出读者所有的智识,才能形成高级感受力的对接,作家希望读者的感受力和自己在一个层面上。”韩传喜作了一个比喻:作家是建造一个隐秘的风景,有很多密码需要读者通过细读一一破解,这包括作品提供的氛围、原型、互文、隐喻、缝隙。不同读者走花园的前门、后门、旁门或是翻墙进来,会看到不同的风景。韩传喜认为,感受力源自人生阅历、阅读积累和技巧的训练,它可能是对于外界的,也可能是基于文学,精神结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好导致每个人感受力的丰富和复杂程度不同,并且,如果不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场合和情境,沉潜很长时间的感受力也得不到激发。

  为了读者达到绝佳的状态,在行文中不断地营造和暗示,揭示了小说家的一种技巧和诚意。《鸭绿江》主编、作家于晓威用薛忆沩的短篇《出租车司机》讲解作家从结构和语言上造成感受力。小说中诸如“出租车司机被占车位,没有留心车牌”“看门老头说:‘她们真可怜啊’‘经理让你星期四来办手续’”“司机愤怒地超过前方的集装箱货车。”通过语言的悬置,造成巨大的张力。而司机听女乘客打电话,她说的话虽然前言不搭后语,司机却把自己的生活嵌入进去,产生了联想。还有一对青年男女争吵,对话不知所云,却又一次照应出司机的心理感受。最后作家把笔触写到司机的生活,前面精心描写的语言变得延展和丰富起来。从读者的角度,青年评论家牛寒婷认为,对书的感受力暗示了读者当下的诉求,爱吃辣椒的人遇到辣椒之前舌头上的神经元是兴奋的,而读书班对于爱书人就像一个仪式。

  作品的标准源于感受力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的幻想,是最奇妙的。可是如果任由读者根据自我经验评定小说的高低,一本一般的小说可能会“极为深刻”,因为它对个体重要,艺术在误读移情中产生,而“误读体验”和“过度体验”之间有分野,《诗潮》主编、诗人刘川讲述了一个故事,道出了诗歌范畴其中的分别。一位大学老师和他交流说:“我研究白居易四十年,笺注、内涵、美学都研究过,突然有一天我和白居易相遇了,我读懂了。”据刘川说,这位老先生患病,在治疗中九死一生,家财散尽,最终把病治好了,可谓历尽磨难。老先生有一天翻看白居易诗,突然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让他毛发尽竖,流下了眼泪。自身肉体的苦难和诗歌合一,人生体验和文字内涵对接了。但是刘川认为,这不能证明这首诗歌多高级。老先生不解:它这么震撼心灵,为什么还不够高级呢?刘川解释说:“这只是特殊个体和诗歌的相遇,使文本有了附加值,广泛的读者没有这样九死一生的经验和它碰撞,它没有可阐释的空间。诗意应该是存在于文辞本身,把内涵隐藏在修辞里面的。”所以刘川主张,把暗喻的附加值内化在文字叙述的体系中。尽管读者没有这种体验,但是他可以通过文本暗喻找到内核,产生心灵感受。

  刘川举例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回忆录《获救之舌》,其中讲保姆的男朋友经常吓唬小女孩要把她的舌头割掉,小女孩搞不清楚到底保姆还是父母是她的庇护人,所以不敢和父母说。少年时期她一直生活在内心的恐惧中。小女孩长大后,保姆被辞退了,她也明白了要和父母说,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它是个玩笑,再讲出来已经没有意义。刘川认为,这隐喻了一个作家的获救在写作中才能完成,生活中社交辞令式的交往不代表真正的心灵,经过加工的舌头是虚伪的。当作家面对自我和世界写作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脱离广泛的“庸常之恶”,完成对舌头的拯救。而每个读者也都可以通过卡内蒂这一系列隐喻,从而造成对作品的感受力。

  于晓威则从审美品位的角度谈了对孙犁名篇《荷花淀》的感受。《荷花淀》情节简单,对话都是短句。小说写到水生嫂在月光下编苇眉子,水生回来说我要随大部队走了,苇眉子把手割破了,然后两人开始了对话。“你走,我不拦你,家怎么办”“你总是很积极的”,她这样讽刺挖苦水生。于晓威认为水生嫂是“不识大体”的,和惯常的理解不同。而《荷花淀》没有样板式地描写正面战场,却通过描写最真实的人性和私情,成为了最留得住的战争文学。

(编辑:胡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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