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帐号: 密码:
English日本語简体繁体

不是因为美,就不消失

时间:2017年02月17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苗得雨
  抗日时期艰苦的年月里,我对其中一些事情至今感到火热,令人久久怀念。这皆是因为我看到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度过生活,特别是青年妇女们,在年轻时的种种热忱伴着革命的进步的号召。像其他的群体一样,因为年龄的关系,青年妇女很自然形成了一个群体,在我生活的鲁中农村,她们不是漫无目的地发展,为她们掌舵的是村妇救会、村抗联和村政府,还有从上面来的区县妇女干部。党支部当时不公开,工作以政、群身份出现,实际上为她们总掌着舵。
  区县妇女干部,有的是从当地基层出来的,有的是外地参加工作的城镇学生或大家闺秀。她们大方、开朗,有知识,朴实而不俗的风度,洁净、整齐的穿戴打扮,从容和蔼的言谈举止,给农村姑娘带来羡慕和向往。
  有一位妇女干部叫马桂珍,较长时间在这一带开展工作,她白脸庞,大眼睛,短发,皮带束腰,丰满而不肥胖的身段,温柔和善的脾气,姑娘们很愿同她接近。跟她学文化,学唱歌,同她谈心事,也跟她学各种自然知识。她给她们看有关生理、卫生的小书,姑娘们红着脸,勇敢地翻着那些从来不敢看,也没见过的书,第一次明白了男女为什么不同,孩子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些千百年来人人都想知道、人人都该知道的神秘事情。
  “老马啊!还有这么多讲究咳!”
  “可不是?不读书,就不知道。”老马开导着,指导着:“书是多少代人留下来的知识,由懂那知识的人编写成文字的,识了字就能学啊!”
  她们听着,看着,感叹着,联想着,咯咯地笑着:“老人们都说肚子里,肚子里,吃饭咽到肚子里,孩子来自肚子里,学了文化也装到肚子里,这肚子成一锅胡涂涂了呀?……”
  小伙子们见她们读什么稀奇书,抢过去看。她们连忙夺回,藏到身后,诡秘地说:“是专门给俺们看的,不许乱动!”
  区县妇女干部的穿戴打扮,也成了姑娘效仿的榜样。短发兴起来了。那时人们叫半尾巴,开始还不舍得太短,先在肩头处剪齐,前面仍留着那么几缕,保留下扎辫子与挽小髻的正面形象,改革中有一点折中,风俗不是一下子变。自然,一下子一律“半尾巴”,又单调了。于是,扎两条辫子,一时的十分新鲜。
  这种发式在村上兴起,还有专业文艺团体的作用。自从鲁中文艺辅导队到村上来,辅导队里有两个扎两条辫子的女演员,引起了姑娘们的注意,效仿者也便从“小识字班”们中间开始涌现。一条辫子劈成两条辫子,竟是那样新奇,成了在一切发式之中最美的发式。但真正的勇敢者末后只剩了一个,而这一个经过了再三努力坚持,在众目睽睽下,在人言纷纷中,终于还是把那分开的两条辫子,又合并成了一条。
  这位少女叫福梅,姐姐福美。一个天真、活泼,一个端庄、文静。姐姐是战争时期中间那一茬的青年妇女干部,后来参军走了,多年一直是某部队医院的负责人。妹妹先是村中文化生活的活跃分子,又在姐姐走了之后,接替姐姐的工作,成为那时期最末的一茬青年妇女干部。
  天真、活泼的福梅姑娘,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大人给地主种地,孩子撇家里,是绑在床腿上长大的。小时身体有病,人们常见一个黄毛丫头坐在门口。后来治好了病,身个飞长,一下子出挑得十分美。农村剧团成立后,她跟着年龄大的女伴去试探着参加,人们开始谁也没想到这个长着一头长发,曾追求时兴扎过两条辫子的福梅是个人才,竟久久没把她纳入正册。有一次,领她去的一个大演员玉兰,向大家作了推荐,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使人们突然发现了一颗珍珠。从此,她一跃而成为剧团女演员中的佼佼者。
  剧团使农村的文艺人才应运而生。其中女的,虽是千里挑一,百里挑一,也总在陆续涌现。开始是几个年龄大一些的泼辣姑娘,后便是这两个年轻的,文化程度高些,也更美丽些的玉兰和福梅,被人们赞为村上两枝花。
  玉兰,是个开通姑娘,在《抗属真光荣》中演了小姑子以后,又在《参加主力好反攻》中演送参军的识字班学员,“一九四五年,反攻在眼前,叫声我的他,快去把军参,打走了鬼子咱们再团圆……”演送“他”参军的那个“她”。一次春节去县里参加演出比赛,玉兰发誓说:“夺不来锦标,俺不出嫁了!”锦标真的夺来了,她后来出嫁了。
  在秧歌队、高跷队中,她们都是骨干。抗日战争大反攻前,在县驻地留田数千人军民大会上,玉兰和另一个姑娘打花棍,叫了响,至今许多人提起来还津津乐道。打花棍是《抗属真光荣》中的一段插曲,这里是单作一个节目演。那时福梅还小,还是演出队伍中的“群众”角色,独立的演出演过《一条裤子》中的小妮子,选拔出来去大会场上打花棍,一时还没有人敢想。人们说,若是那次打花棍,也有她上场,准更叫响。
  因为那较为出色的天资条件,有一次,我们准备去临沂前线慰问,剧团赶赴县城的路上,同路的专业文艺团体一位同志,看中了她,一路上拉着她的手,“蘑菇”着,非动员她出去不可。她向伙伴们会意地弄弄眉眼。大家一齐摇头。她知道了大家不同意她出去,便拿定了主意:你再看中,俺也不走。
  “跟我们去吧?我们正排多幕剧,那场面才大呐!”
  “俺不行。”
  “怎不行?我们的演员好些是从农村选的!”
  “俺出去了想家……”
  一些年后,这位姑娘后悔了。心想:当时怎么不出去呢?那个和玉兰一起打花棍的姑娘出去了,跟着在部队上的丈夫,虽文化程度不高,也东西南北地闯荡,见了世面。在剧团只偶尔当过群众角色的另一个同伴出去后,也找了部队上的一个干部作丈夫,全国解放后转业地方,久久住在大城市。她比她们各方面条件都好,本来要成为专业文艺团体的人才,而且说不定会成为名演员、电影明星,成为郭允泰、张金玲,由于当时目光的短浅,又由于后来屈服于家长对本身婚事的一念之差,再一个机会也丢了,成了永久的农村家庭妇女。不用说脱产的文化生活,就是村中的一般政治活动,也难得再如愿参加了。繁重的家务劳动,公婆一对,儿女一群,吃的穿的用的,刮风下雨、天灾人祸中担心的,使一切美好的历史成为昙花一现,成了连回忆也顾不得回忆的往事。
  同此命运的,还有其他一些姑娘。有的竟还不如她,有的因生活的不幸,过早地成了故人……
  当年的“识字班”消失了,一部分在成长中变成干部或企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因而也便成为城镇居民的组成部分;一部分仍在乡村,变儿女的身份为父母的,像当年父母给她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机会那样,把自己的机会又给了自己的儿女。她们虽然消失在岁月中,但是我想事物不是因为美,就不消失。或许,正因为消失了,才成为难忘的。

(编辑:王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