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艰苦的年月里，我对其中一些事情至今感到火热，令人久久怀念。这皆是因为我看到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度过生活，特别是青年妇女们，在年轻时的种种热忱伴着革命的进步的号召。像其他的群体一样，因为年龄的关系，青年妇女很自然形成了一个群体，在我生活的鲁中农村，她们不是漫无目的地发展，为她们掌舵的是村妇救会、村抗联和村政府，还有从上面来的区县妇女干部。党支部当时不公开，工作以政、群身份出现，实际上为她们总掌着舵。
区县妇女干部，有的是从当地基层出来的，有的是外地参加工作的城镇学生或大家闺秀。她们大方、开朗，有知识，朴实而不俗的风度，洁净、整齐的穿戴打扮，从容和蔼的言谈举止，给农村姑娘带来羡慕和向往。
有一位妇女干部叫马桂珍，较长时间在这一带开展工作，她白脸庞，大眼睛，短发，皮带束腰，丰满而不肥胖的身段，温柔和善的脾气，姑娘们很愿同她接近。跟她学文化，学唱歌，同她谈心事，也跟她学各种自然知识。她给她们看有关生理、卫生的小书，姑娘们红着脸，勇敢地翻着那些从来不敢看，也没见过的书，第一次明白了男女为什么不同，孩子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些千百年来人人都想知道、人人都该知道的神秘事情。
“老马啊！还有这么多讲究咳！”
“可不是？不读书，就不知道。”老马开导着，指导着：“书是多少代人留下来的知识，由懂那知识的人编写成文字的，识了字就能学啊！”
她们听着，看着，感叹着，联想着，咯咯地笑着：“老人们都说肚子里，肚子里，吃饭咽到肚子里，孩子来自肚子里，学了文化也装到肚子里，这肚子成一锅胡涂涂了呀？……”
小伙子们见她们读什么稀奇书，抢过去看。她们连忙夺回，藏到身后，诡秘地说：“是专门给俺们看的，不许乱动！”
区县妇女干部的穿戴打扮，也成了姑娘效仿的榜样。短发兴起来了。那时人们叫半尾巴，开始还不舍得太短，先在肩头处剪齐，前面仍留着那么几缕，保留下扎辫子与挽小髻的正面形象，改革中有一点折中，风俗不是一下子变。自然，一下子一律“半尾巴”，又单调了。于是，扎两条辫子，一时的十分新鲜。
这种发式在村上兴起，还有专业文艺团体的作用。自从鲁中文艺辅导队到村上来，辅导队里有两个扎两条辫子的女演员，引起了姑娘们的注意，效仿者也便从“小识字班”们中间开始涌现。一条辫子劈成两条辫子，竟是那样新奇，成了在一切发式之中最美的发式。但真正的勇敢者末后只剩了一个，而这一个经过了再三努力坚持，在众目睽睽下，在人言纷纷中，终于还是把那分开的两条辫子，又合并成了一条。
这位少女叫福梅，姐姐福美。一个天真、活泼，一个端庄、文静。姐姐是战争时期中间那一茬的青年妇女干部，后来参军走了，多年一直是某部队医院的负责人。妹妹先是村中文化生活的活跃分子，又在姐姐走了之后，接替姐姐的工作，成为那时期最末的一茬青年妇女干部。
天真、活泼的福梅姑娘，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大人给地主种地，孩子撇家里，是绑在床腿上长大的。小时身体有病，人们常见一个黄毛丫头坐在门口。后来治好了病，身个飞长，一下子出挑得十分美。农村剧团成立后，她跟着年龄大的女伴去试探着参加，人们开始谁也没想到这个长着一头长发，曾追求时兴扎过两条辫子的福梅是个人才，竟久久没把她纳入正册。有一次，领她去的一个大演员玉兰，向大家作了推荐，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使人们突然发现了一颗珍珠。从此，她一跃而成为剧团女演员中的佼佼者。
剧团使农村的文艺人才应运而生。其中女的，虽是千里挑一，百里挑一，也总在陆续涌现。开始是几个年龄大一些的泼辣姑娘，后便是这两个年轻的，文化程度高些，也更美丽些的玉兰和福梅，被人们赞为村上两枝花。
玉兰，是个开通姑娘，在《抗属真光荣》中演了小姑子以后，又在《参加主力好反攻》中演送参军的识字班学员，“一九四五年，反攻在眼前，叫声我的他，快去把军参，打走了鬼子咱们再团圆……”演送“他”参军的那个“她”。一次春节去县里参加演出比赛，玉兰发誓说：“夺不来锦标，俺不出嫁了！”锦标真的夺来了，她后来出嫁了。
在秧歌队、高跷队中，她们都是骨干。抗日战争大反攻前，在县驻地留田数千人军民大会上，玉兰和另一个姑娘打花棍，叫了响，至今许多人提起来还津津乐道。打花棍是《抗属真光荣》中的一段插曲，这里是单作一个节目演。那时福梅还小，还是演出队伍中的“群众”角色，独立的演出演过《一条裤子》中的小妮子，选拔出来去大会场上打花棍，一时还没有人敢想。人们说，若是那次打花棍，也有她上场，准更叫响。
因为那较为出色的天资条件，有一次，我们准备去临沂前线慰问，剧团赶赴县城的路上，同路的专业文艺团体一位同志，看中了她，一路上拉着她的手，“蘑菇”着，非动员她出去不可。她向伙伴们会意地弄弄眉眼。大家一齐摇头。她知道了大家不同意她出去，便拿定了主意：你再看中，俺也不走。
“跟我们去吧？我们正排多幕剧，那场面才大呐！”
“俺不行。”
“怎不行？我们的演员好些是从农村选的！”
“俺出去了想家……”
一些年后，这位姑娘后悔了。心想：当时怎么不出去呢？那个和玉兰一起打花棍的姑娘出去了，跟着在部队上的丈夫，虽文化程度不高，也东西南北地闯荡，见了世面。在剧团只偶尔当过群众角色的另一个同伴出去后，也找了部队上的一个干部作丈夫，全国解放后转业地方，久久住在大城市。她比她们各方面条件都好，本来要成为专业文艺团体的人才，而且说不定会成为名演员、电影明星，成为郭允泰、张金玲，由于当时目光的短浅，又由于后来屈服于家长对本身婚事的一念之差，再一个机会也丢了，成了永久的农村家庭妇女。不用说脱产的文化生活，就是村中的一般政治活动，也难得再如愿参加了。繁重的家务劳动，公婆一对，儿女一群，吃的穿的用的，刮风下雨、天灾人祸中担心的，使一切美好的历史成为昙花一现，成了连回忆也顾不得回忆的往事。
同此命运的，还有其他一些姑娘。有的竟还不如她，有的因生活的不幸，过早地成了故人……
当年的“识字班”消失了，一部分在成长中变成干部或企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因而也便成为城镇居民的组成部分；一部分仍在乡村，变儿女的身份为父母的，像当年父母给她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机会那样，把自己的机会又给了自己的儿女。她们虽然消失在岁月中，但是我想事物不是因为美，就不消失。或许，正因为消失了，才成为难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