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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时间:2017年02月17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陈光宇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重温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所想到的
  “文化自觉”一词,是费孝通在追寻现代化的历史长河和世界文化的新趋势过程中提出来的。1997年1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说:“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有如欧美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等,都在接触、在碰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形成一个全球多元文化的时代”。他认为,这是北京大学开创一代学术新风气的时机。“开创什么新风气呢?我想用‘文化自觉’四个字来表达。”
  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中,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涵义进行了深入阐述。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他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明确自己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取长补短,吸收融合。
  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的时候已经87岁高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作为一个大部分人生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历经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这“三级两跳”的社会剧烈变迁的见证人,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时,对文化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刻领悟。也可以说,是费孝通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对自身学术反思所得出的真知灼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费孝通在国际国内的各类会议上,多次强调乃至呼吁增强文化自觉的意识,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范围内的对于文化自觉的广泛重视。应该说,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是费孝通自我学术反思的成果,同时也是国际大环境和文化发展的趋势使然。20世纪末,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发展迅速,随着互联网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而伴随其中的是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矛盾必然引发冲突。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认为世界将进入一个以文明为单位的冲突时代,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对于中国学者理性客观地看待所谓的“文明冲突”、审视中外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关系、正确把握自身文化立场,可谓是影响深远。
  文化自觉的目的不是排斥其他文化,而是通过“自知之明”,一方面深入认识自身文化,另一方面正确理解所接触的其他文化,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融合,实现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转型,从而避免陷入“文明冲突”的陷阱,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携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费孝通用十六个字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形象的概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体现了一种东方的智慧。
  重温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前我们国家对“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提出了“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即“四个自信”的论断,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1998年,费孝通在《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中说:“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中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应该说,现在这个时机正在或已经到来。文化自信的提出可谓正逢其时。文化自信绝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自信,是文化自觉之上的更高层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当前国际局势风云诡谲,经济全球化也非一帆风顺,文化思潮多元化加剧,互联网更是成为一个“最大变量”。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我们重温老一辈学者的“文化自觉”,慎思明辨,把文化自信内化于心,落到实处。

(编辑:王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