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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离乡愁的语言狂欢——评电影《路边野餐》

时间:2016年07月27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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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路边野餐》剧照

  当执意造境的“85后导演”毕赣以极端、个人的方式凭借大银幕上过去、现在、未来的“空间同构” ,完成了一次“形而下”的主观化体验而引来无数溢美之词时,作为一个身处互联网时代,每天被巨量的碎片化信息所裹挟的普通观众,笔者却因为《路边野餐》的碎片化叙事逻辑和场景空间营造出的非线性时间因果关系产生了对于该作难以代入的“间离感” 。当诗化的语言文字被散置于影像的声画结构中,形成了多声部的复调叙事时,跨媒介语言所导致的意义缺憾令导演毕赣苦心营造的“精神乡愁”成为一种难以愈合的文化创伤记忆,行吟诗人的臆想和独白成为影像世界里间离乡愁的语言狂欢,加剧了观众对于乡土中国没落的焦虑与愁绪,堵塞出口的心灵落差使得这出关于爱与记忆的作者之作成为了蛛网密布、隐喻杂糅的神秘之作。

  被奉为神话的“40多分钟长镜头”再现了导演毕赣对于“时间”的一种私化处理。原本用来完整记录物理时间的长镜头却在这里被当成了表现梦境世界的一种手段,不仅写实而且在非线性的生活流、意识流中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有些超现实。先不去讨论这里有无炫技的痕迹,单就“时间”营造想象之梦时忽而离经叛道走入“交叉小径”的这种处理方式,便加剧了细致背后的神秘与恐惧,似乎没有在情绪的几个重要节点构筑顺畅的内在感性联系,而只是强调了它们之间的表面性因由。当毕赣用“40分钟长镜头”画好了一个圆形的钟,建构了一座心灵之城“荡麦”时,这出流转于两男两女,带出整个地理空间,如同一场亚热带桃源梦境的“间离”之举,不仅没有因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空的“间歇性重叠”完成爱与记忆的质朴言说,反而因为着了魔的诗性想象凸显了精神乡愁、文化溃败、乡土解体的“无望”与“无解” ,被悬置的“野人传说” 、被留白的飞来横祸和欲说还休的个人命运成为一个个精致意象的堆砌,看不到尽头的盘山公路更是让极具实验意义的“自由”言说迅速溃败成了一种“有限”的救赎与重生。

  如果说穿上花衣服在理发店再度邂逅“张夕”的陈升以一曲《小茉莉》重新抓住了命运布光的手,令观众不禁感叹“未来很近,过去很远”时,诗意而栖居的“告别”在治愈了缺席的情感、碎片的记忆之时却又带来了另一种“无望”与“无解” ,那就是这被虚化的“荡麦”与精神性的乡愁之间难以逾越的现实鸿沟。 “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 ,然而“现在”该何去何从呢?作为城市边缘“空间”的凯里,作为城镇化乡村的荡麦,作为意义乡村的镇远,无疑都将在现代性的“城市流动”中被吞噬,成为指向愈发趋近、同化、空洞的地域符号,昔日诗意而氤氲的丛林、山水、土地则将成为一种“资源性存在”而被开发、破坏甚至转为他用,蓝湖海豚的残酷物语、苗族笙歌的当代命运、以洋洋为代表的“出走一代”等都再次凸显了导演毕赣营造南国忧郁背后间离乡愁的一种权宜,在极端个人自由化的叙事维度中构筑出的现实世界反而是被抽离了的、粉饰的、回避真实危机的“现实” 。

  《路边野餐》中毕赣借“行吟诗人”陈升的空间游走,在非线性的时间之轴,凭借贵州方言之外的“语言之诗”为这个多媒体结构杂糅构筑的“重逢故事” ,造就了不和谐的间离效果。这部颇具纪录片之思的新人新作中,诗歌混杂在影像语言的不同间隙,在声道上形成了与贵州方言的一种落差、一种弥合。贵州方言是作者电影中导演个人经验最直观的外现,更是表达乡愁、寄予理想的最好形式,但“诗人”陈升的出现和不断被放大的声音力量却与陈升本人的命运遭际、意识状态甚至思维方式显得有些“间离” ,即使是导演有意凭借留白将属于陈升的故事内核简化为情感幽灵背后的孤独与隔膜所形成的断片式的创伤性思考,但依旧无法令“诗意的语言”缓解陈升内心缺失的安全感。正是因为如此,在“荡麦”这座因臆想而形成的小城中,影像叙事才出现了“洋洋”这一平行角色,以此来缓解人物设置本身的茫然与焦虑。

  然而,文字编织成的智性之思与摄影机运动形成的语言之思之间是否达到了互补并形成了意义的联结?在这一点上,《路边野餐》以接近现实的手法将诗歌的抽象、诗人的忧郁与落魄诗人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同时与影像背后穿越时空的超现实性形成了不小的意义裂隙。当情感与记忆勾连起老医生与林爱人、陈升与张夕、卫卫与洋洋这三对分别预示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平行关系时,反而是影片开头叠印在银幕上的一段《金刚经》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更符合落差本身所形成的电影美感和意义之韵。如此一来,声道上反复吟讴的诗歌便与贵州方言、电视镜头背后的底噪以及音乐串联起的民谣、儿歌、流行歌曲等在多媒介语言的狂欢中再度形成与镜像语言之间的“间离效果” 。

  《路边野餐》无疑用“40多分钟的长镜头”建构了荡麦这一在虚构与寻常之中独特的“桃花源” ,然而,城乡废墟美感背后那应被直视和拓展的、最具独特性的“乡愁之思”却被作者在某种“权宜”中作以淡化处理,而诗歌念白贯穿的智性思考虽受塔可夫斯基的影响颇深,但也因执意的语言狂欢而缺少留白韵味,未能形成光影与文字之间的“互文性” ,更是凸显了间离效果。但是《路边野餐》以无限接近写实的方式通向幽梦的南国忧郁,以碎片化叙事、生活流叙事、非线性叙事构筑的主观化体验,以时空交错谱就的这部爱与记忆编织出的“有情之作” ,仍然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编辑: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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