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春天里》，击穿许多人。歌者身份，是流浪歌手刘刚与农民工王旭；歌唱地点，在凌乱局促的出租屋。他们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手夹香烟，酒瓶空置，仰头高歌，青筋毕现。沙哑的声音与苍凉的姿态，濡湿太多人的双眼。

　　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初这哥俩儿在炎热出租屋里的随性而歌，被人用手机录下来放到网上，随即走红网络。随着这首农民工版摇滚的爆红，刘刚与王旭也被称为“旭日阳刚”。11月13日晚，在上海8万人体育场，“怒放摇滚”火爆上演。摇滚歌星汪峰特地邀请“旭日阳刚”同台激情演绎了《春天里》。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我一遍一遍地听，沉浸在他们的春天故事里。这世界上，总会有人不停诉说春天的故事。这对被称为“旭日阳刚”的农民工音乐组合能够带来群体感动，其中到底包裹着怎样的价值来处？

　　最近文化圈里流行的一个热词，叫“有态度”。文化当然是应该“有态度”的。不过，在我看来，不论是哪一种文化人，如果只是在刻意标榜自己“有态度”，以显示其孤高与特立独行的个性，其实未必是最值得激赏的。毕竟，真正赋含价值的有态度，并不是一个人摆拍的表情与姿态，而应该是一种群体性的记忆唤醒与价值认同。文化的最大价值，应该是由孤立的个体情感转向整个社会的情感共鸣。

　　农民工版《春天里》传递的情感与价值，完全是来自于一种自觉的意识，它是完全尊重社会现实自发的本真表达，彻底摆脱了一切约定俗成的文化框架与艺术惯习。恰恰就是这种完全自发与自然的态度，不但让人不会嫌弃他们的粗陋，反而产生超越原唱者汪峰的力量感，引起普遍的艺术共鸣。

　　众所周知，摇滚乐多是以反叛的姿态进行文化对抗。人们也总是用“反抗”与“愤怒”这样语词来诠释摇滚的艺术价值。无疑，这首《春天里》就展现了社会底层沦陷的无奈挣扎，体现了一种为突破阶层固化的反抗。它像社会传感器一样，让人在心灵深处清晰碰触到社会苦痛与不安的敏感神经，然后产生一种静水流深的愤怒。

　　摇滚从来也并不只是属于白领精英与小资群体的。身出披头士的摇滚大师约翰·列侬，把摇滚乐视为表达信仰与挑战主流的方式，他被视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从中不难发现，摇滚乐与英国工人阶级之间的深刻关系。这些年，我们从罗大佑、崔健、周云蓬、左小祖咒以及汪峰的很多音乐作品中，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一种反抗与愤怒，很多都属于底层声音，只是有些人不明白那就是摇滚。当然，很多反映底层价值诉求的摇滚音乐，在现实中要么无法得到充足的传播空间，要么被一些所谓的主流观点异解扭曲。

　　音乐是一种文化载体，很多时候都自然承载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这回农民工版《春天里》不仅唱哭了千万网友，还打动了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让他也听得热泪盈眶，甚至两次推荐这首摇滚。由此，很多人也期待能有更多的权力去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存权利。文艺介入政治的姿态，或者是批评，或者是建设。而这二者有时在目的性方面，又会有其统一性。现在看来，农民工版《春天里》就是真正“有态度”的文化，如果能够在倒逼权力赋还底层权利，或者唤醒权力关注社会公平方面，起到哪怕是极其微薄的作用，当然就是这首摇滚的最大价值。

　　在这个过度崇拜文化英雄、迷信文化权威的年代，农民工版《春天里》能够带来强烈情感共鸣，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说明那种刻意强调“态度”的文化表达，容易脱离公共基础而显得太过虚弱与伪饰。这实际就要求，当前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平台，让那些真正反映人们普遍与真实的文化声音得到充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