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庆贺学会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8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8月8日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吴祖强、主席赵季平等领导和嘉宾出席，来自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以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专业院团、院校的代表，与全国各省市、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代表近300人参加了此次大会。
大会审议了学会工作报告和关于《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章程》的修改报告，并选举了新一届学会领导班子：刘锡津当选会长，席强、王书伟、王建民、杨青、卢竹音、胡志平当选副会长，刘峪升当选秘书长。在本次大会上，学会还为刘德海等41位年龄在70周岁以上、为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作出杰出贡献的老民乐艺术家颁发了“民乐艺术终身贡献奖”。
回首:曾经的“冷”
1986年8月8日，北京东四十条一间借来的简陋会议室里，一个名叫“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学术团体举行了自己的成立大会，学会办公室就设在老会长朴东生的家，直到2002年3月学会才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当时搞民族音乐的不仅演出寥寥，在社会上也不那么受欢迎，一些人纷纷转行或远走他乡。”朴东升谈到25年前的往事，没有回避当时民乐遇到的困境，“面对这种情况，彭修文、秦鹏章还有我等一批老民乐工作者觉得应该想点办法挽救一下这样的局面。经过酝酿，大家认为首先应该有一个组织把搞民乐的人凝聚起来。”虽然当时凝聚起来的只有30余位创会会员，但学会成立不久就举办了全国性的“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现状和未来”学术研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忘记或否定民族音乐艺术的传统，必将导致丧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观点，扬起了振兴、传承民族管弦乐的大旗。
感受：如今的“热”
近些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国民族音乐事业正稳步发展。为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部提出了“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和扶持工程”计划，财政部已将此计划纳入政府项目中执行并在2010年拨付600万元作为工程资金。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也团结了一大批包括作曲、指挥、演奏、教育、理论、科研等在内的民乐工作者，发展到包括省地市学会会员、各专业委员会会员、联谊会员在内的共计15000余人，举办了大量各级各类音乐会、展演、学术研讨会，多次承办文化部主办的国家级赛事，组织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教辅教材。
此外，中国民乐在市场大潮中也最终“化蛹为蝶”，以往民乐“观众少、新作缺、演奏家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已经逐步改观——中国民族音乐新春音乐会得到了西方主流音乐界的认同，大型民族管弦乐团成为不少国际级艺术活动的座上客，一些乐团的商业性国际巡演也纷纷启动。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热衷于学习民乐。据统计，目前全国学习民族乐器的青少年有数百万。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组织的民族乐器演奏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在举办之初的1997年，北京考区只有200人参加考级。14年间，这个数字增加了近50倍。近几年来，该学会主办的民乐考级参加者都保持在10万人左右的高位数，除北京之外，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参加考级人数逐年高度递增，折射出当地学习民乐的热潮。
期待：未来的“规范”
面对民族管弦乐如今的火热场面，民乐人的头脑中始终保持着一份冷静——看到希望的同时也必须找到不足，这样中国的民族音乐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民族管弦乐作品没有‘粮仓’是最大的问题。目前民乐作品缺乏曲目，好的、经典的作品则更是凤毛麟角。优秀作品的缺乏已经成为民乐发展的障碍。”除作品问题外，朴东生十分赞同张维良等代表提出的应该对民族管弦乐的定义和含义进行深层探讨的建议，“民族管弦乐的概念不应该只停留在‘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层面上，当前人们更多地关注民乐的发展是在表演范畴，但真正理论上的认识却没有更多突破。”
多次带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出访、演出的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艾立群感觉：“每次带团出国演出，西方观众那种渴望、渴求的眼神总会印在我心中很久。我们应该看到民族管弦乐对推广国家形象、推动外交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以开放、开拓的心态把它发掘到位。此外，相对于优劣标准统一、编制固定的西洋管弦乐队来说，富有个性的民族管弦乐在建制、形制等方面也应该有更加统一的标准。”
“台湾很多人喜欢民乐，但真正的古筝老师都很难找到。”“新加坡有很多人对民乐感兴趣，但那里的比赛多数是商业操作的、鱼龙混杂，品质不高。”“马来西亚没有专业的乐团，许多人都是到了中学才能接触到华乐。”台湾“中华国乐学会”顾问陈绍箕、新加坡华乐学会会长郑朝吉、马来西亚华乐协会创始人林顺兴等港澳台及海外嘉宾会员都真诚地期待国内的民乐专家能够与当地有更深层次的合作。
宋飞等代表则把目光关注到了“民乐社会教育进社区”、“民乐版权保护”等方面。
对于所有代表和嘉宾的赞许和期待，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新任会长刘锡津表示，要努力继承民族管弦乐学会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脚踏实地干正事，团结起来干民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