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创作的小品《吃面条》让中国观众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了小品的魅力，也就是从那次开始，中国观众才开始认识到舞台喜剧。朱时茂曾说：“我和陈佩斯出现在小品舞台上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因素是，1984年时，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背景要求必须出来小品这种艺术形式。必然因素是，即使当时我们不出来，也会有别的人出来，这就激发了我们创作的欲望。”

　　 小品《吃面条》本身并没有过多的深刻意义。陈佩斯和朱时茂在表演中也没有搀杂多少所谓的时代、社会、理想等高大而沉重的东西。然而《吃面条》却用强烈的渗透力抓住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小品《吃面条》不但是喜剧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第一次登台春节晚会，也是小品艺术真正登上大雅之堂开始与传统相声分庭抗礼。

　　在1986年的春节晚会舞台上，陈佩斯和朱时茂推出了一个让人捧腹的小品《羊肉串》，批判了在当时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部分不良商贩的丑恶嘴脸。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个体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中国也正处于一场轰轰烈烈的转型和变革中，小品《羊肉串》表达了当时人们面对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的躁动心态以及对物质的追求和向往。

　　小品搞笑、逼真，陈佩斯扮演的小贩也可谓入木三分，这个小人物的成功，不仅让街头卖羊肉串的小贩们都开始参考他在春晚上的打扮，还让那些蹩脚的“新疆话”也一下子在人群中流行起来，成为街头烤羊肉串小贩们招揽生意的绝活。也是从《卖羊肉串》开始，小品开始注重对语言的设计与运用，小品表演开始把语言、表情与动作融为一体。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刚刚开始实行。生男生女一样好，作为一项重要的口号作为一项重要的口号开始在全国大范围内提出。而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还比较严重。

　　1990年春晚，黄宏、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赢得了巨大的反响，小品中的一对小夫妻为了生儿子，也为了躲避各地农村响应号召正在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四处躲藏，三个女儿的名字更是以出生地“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命名，让人们看到了不同阶层对计划生育的另一种反映。

　　小品中的小夫妻最终以女儿的教育为重，决定结束流浪生活，回到家乡过正常的日子。小品讽刺了当时农村“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现状，也从科学和教育的角度引导各阶层积极响应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人们重视女孩儿的成长及教育问题，由此，《超生游击队》不仅成为了小品的一个符号，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符号。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城市住房热的出现，为老人和子女分居两所提供了条件。由于经济的富裕和物质的丰富，老人与子女在物质生活上的矛盾便退居次位，晚年面临的主要是孤独感和精神生活的不满足。

　　 1992年《妈妈的今天》讲述了赵丽蓉跟张大爷一起学探戈，却被儿子误会，以为她找老伴了，搞笑幽默的小品表演也让我们反思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与此类此，2000年春晚上宋丹丹与赵本山表演的《钟点工》也是反映了类似的话题，引导人们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1996年赵丽蓉和巩汉林表演的《打工奇遇》又是一部经典之作。表演中，巩汉林的一曲“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用当时最最流行的“笑脸”配调，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引人发笑。

　　 小品用“货真价实” 四个字旨在引导商家在从事商业行为时要秉承“守法经营、诚信兴商”的经营理念，把顾客视为衣食父母或“上帝”，用真品、实价赢得顾客的满意。很有创意、富有时代气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001年的《卖拐》，:赵本山、范伟讲述了一个向肢体健全的人卖拐的故事。在小品中，狡猾的卖拐人充分利用有效的语言劝说和夸张的肢体动作——而口语和肢体语言都属于意义媒介——愣是将一副拐杖推销给了肢体健全的人。而后者不仅对自己受骗上当毫无觉察，甚至还对狡猾的卖拐人千恩万谢。

　　小品用“大忽悠”和“范厨师”的人物思想冲突讽刺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忽悠”现象，本意是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商品经营者靠诱骗欺哄来达到销售目的的行为。

　　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奥运也成为了整个中国最受关注的话题，这一年赵本山和宋丹丹在春晚上表演的小品《火炬手》是小品中少有的不用讽刺只用幽默引导正面事件的范例。

　　小品讲述了“白云”、“黑土”老两口同时参加北京奥运会辽北农民火炬手选拔仪式的故事，用两人的对争当奥运火炬手的竞争及阴差阳错的结果等幽默生动的故事反映出了中国人民对于“百年奥运”火炬传递的期待和人们参与奥运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