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9年1月从淮海战役前线回到济南，调到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筹备山东省文联的成立工作。6月初，华东局宣传部长彭康同志找我谈话，先让我看了党中央关于7月1日在北平举行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我看了之后，既惊讶又感动。因为那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全国还有不少省市尚未解放，党中央领导同志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竟然在军事、经济各方面任务最艰巨的形势下，关注到革命文化工作，这是我所意想不到的。假如在全国解放局面稳定之后，再举行全国文代会，不也是很正常的吗？由此可见，党中央对于革命文化是何等的关怀、重视，是何等的高瞻远瞩！彭康同志也有这种想法。我们惊喜之余，他指示我暂停省文联的筹备工作，立即遴选代表，组成华东代表团，阿英同志任团长，张凌青和我任副团长；并嘱立即起草华东地区工作报告。同时告诉我阿英同志已先期赴北平参加文代会的筹备工作。

　　6月22日，华东代表团由济南出发，23日到达北平。24日，周扬、阿英同志到华东代表团住所北辰宫饭店找我，让我参加文代会秘书组的工作。周扬同志是筹委会的主任兼秘书组的组长，秘书组成员有冯乃超、阿英和我。关于在文代会后期成立中国文联的组织机构，中央早有决定。秘书组的任务主要是关于大会的日程安排：前期是讨论周恩来同志的政治工作报告；后期是讨论、确定关于中国文联的成立。因此秘书组除每日发布会议简报之外，须着重拟定中国文联主席、副主席及全国常委、委员的提名草案，及所属各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的负责人的提名草案；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也包括在内。

　　6月26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了各解放区旧剧改革的党员领导干部座谈会，与会者有华东区的阿英、陆万美和我，西北区的柯仲平、马健翎，中南区的崔嵬，东北区的刘芝明等同志。周扬和田汉同志也在座。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他指定我先发言。我谈了中国戏曲的美学价值和它在广大群众中的重大影响，也谈到了旧社会戏曲艺术的衰落情况，应该大力挽救。最后，我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希望周恩来同志在文代会的政治工作报告中设一专章阐述党对旧文艺、旧形式的方针政策；二是建议中央成立戏曲改革的领导机构和研究实验机构，在全国范围开展戏曲改革运动。最后，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建议表示同意。他说：“少波同志的建议前者我可以做到；后者属于增设机构问题，还须请示主席。”29日深夜，周恩来同志约了周扬、田汉同志和我，一起到香山双清别墅去见毛主席。据说是毛主席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汇报，要直接听听我们的意见。因为这个建议是我提出的，还是让我复述了一遍。当时毛主席边听边点头，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回去等待中央决定。”

　　在7月18日文代会闭幕的前夕，也就是中国文联成立的同时，又宣布了中央关于成立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以欧阳予倩为主任、马少波为秘书长的决定。文代会闭幕后，中国文联就启动了筹建机构——包括各个协会的筹建工作。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筹委会也开始了筹备。在这些单位的筹建之中，做到了互相协助、密切联系。当时，文联主席郭沫若，副主席沈雁冰、周扬都以发起人的名义参加了戏曲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其时文联没有成立曲艺、杂技协会，曲艺、杂技等工作以赵树理等同志为首，纳入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工作范畴。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于1949年10月2日正式成立（后改称戏曲改进局），设立了曲艺处，王尊三任处长，赵树理任副处长；另外又成立了杂技小组，张富忱任组长（这是中国杂技团的前身）。因此我虽是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但在工作上和中国文联有着密切的工作联系，特别是与中国剧协关系更为密切，直到1960年当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

　　岁月变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今非昔比。希望先进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长征中取得更大更新的成果。

　　（马少波为第一至五次文代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