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立法２０周年，回顾２０年摄影人的依法维权历程，从中总结得失，看看今天我们还缺什么？
温故维权足迹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国家有关立法部门开展了对著作权立法的社会调研工作，摄影界闻风而动，一批有识之士积极进言献策，对关于摄影作品能否成为《著作权法》独立保护的客体、职务摄影作品的权利归属以及摄影作品的保护期等重要问题广开思路畅所欲言。他们积极为立法机构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用亲身经历和鲜活的案例证明摄影作品需要法律保护，需要成为《著作权法》中受独立保护的客体。这些努力最终换来了摄影人在《著作权法》中现有的权利。可以说，摄影人在新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的立法中，表现出了积极的参与意识和渴望依法维权的强烈要求，使社会看到了摄影人在《著作权法》立法中所表现出的信念、智慧和力量。
著作权的立法，为广大艺术家保护他们的人身权利和创作成果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使广大摄影人依法行使他们的著作权成为可能，从此，摄影人走上了依法维权的道路。１９９８年２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百年老照片》收录了20世纪我国珍贵的历史文献照片１６８３幅，无一为作者署名，其中使用著名摄影家徐肖冰、高帆、侯波等３２位作者的１１０幅作品既未取得他们的授权，更未向他们支付稿酬，引起摄影家们的强烈不满。
３２位摄影家依据《著作权法》将经济日报出版社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恢复他们的署名权，在全国性报刊上公开道歉，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此案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最终做出判决：停止《百年老照片》一书出版发行，并且不得再版和重印，责令经济日报出版社在《中国摄影报》上向３２位摄影家公开道歉，同时向徐肖冰、高帆、侯波等３２摄影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１３２０００元。
这一案例，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桩由众多著名摄影家集体起诉一家出版社的重大案例，是摄影家以集体的力量提起诉讼并取得胜诉的典型案例。这一案例的胜诉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鼓舞了全国广大摄影家，它就像一道划破漫漫夜空的曙光，让摄影家看到了维权的希望。
在《著作权法》的强大支持下，众多摄影家纷纷加入维权行列。１９９４年８月，经著名摄影家成大林许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将其拍摄的２２幅作品收入该社出版的《万里长城》画册中文版一书中。但是，该出版社未经成大林许可又出版了该画册的英文版，还丢失成大林部分底片，成大林依法将其告上法庭。法院在审理中以成大林与其他使用单位签订的合同中规定丢失底片每张需赔偿５０００元人民币为根据，判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向成大林赔偿人民币９５０００元；１９９９年，摄影家赵琛诉大连商场集团、大连日报、辽宁日报、抚顺日报、鞍山日报、锦州日报、营口日报和长春日报侵犯其《她将揭去盖头》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以个体之力向众多媒体主张权利，获赔人民币２０万元……这一系列成功的维权案例，极大地鼓舞了摄影家，使他们在《著作权法》的强力支持下挺起了维权的胸膛，也让全社会看到依法维权已成为广大摄影家的自觉意识。
修法愿望强烈，声音低微
我们在庆贺摄影家依法维权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摄影界在国家立法面前还显得力不从心，严重缺少话语权。
今年３月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我们委托著名作家张抗抗和著名法官宋鱼水，分别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提案和议案，要求对现行《著作权法》进行修改。提案和议案中的第三、第四条就是要求延长摄影作品的保护期限，从现有的摄影作品自诞生之日起保护５０年，延长到作者有生之年加逝后５０年，提出增加视觉艺术作品追续权的要求。“两会”的议案和提案还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数十家媒体竞相报道，议案、提案的内容被报纸、期刊和网站纷纷刊载。与此同时摄影界也给予了强烈关注，《大众摄影》杂志用两个整版刊载《重拳出击——就延长摄影作品保护期访问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的专题文章。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以内部简报的方式向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通报“两会”修法议案和提案的舆情。
只有依法才能维权
我们不曾忘记２００６年秋季，华辰拍卖行在北京王府饭店举办的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首场摄影作品专场拍卖会引起的社会热议。这次拍卖会不仅仅反映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为摄影怎样融入市场经济大潮开辟了一条探索之路，为摄影作品走向艺术品高端收藏市场开启了一扇光明之门。拍卖摄影作品不仅使摄影家看到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拥有一片属于他们的天空，同时也为摄影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注入了一针催生剂。华辰摄影作品专场拍卖至少向摄影界提出了两个问题：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摄影人应该怎样把创作成果转化成商品融入市场之中？摄影作品拍卖在中国大地上出现，提出了著作权保护的新问题，对此，我们该如何应对？
华辰秋季摄影作品拍卖落槌的余音未尽，以著名摄影家吕厚民、晓庄、王东为代表的７位权利人，就华辰拍卖行未经权利人许可在宣传画册上使用他们摄影作品侵犯了其著作权中的复制权为由，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应该向几位摄影家勇于主张权利的行为致以敬意，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在全新的摄影作品拍卖交易行为出现之初，几位摄影家就敏锐地提出了维权的要求，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依法维权的意识。
后来我们知道，这起诉讼未能让几位摄影家如愿，原因是缺少法律依据。但是，这次拍卖向摄影人提出了从未遇到的问题：如何在拍卖市场中赢得对摄影著作权的保护？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仅仅以情感和个人的力量争取权利而不能获得法理上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国的《著作权法》还缺少在拍卖交易行为中对视觉艺术作品进行有效保护的法律规定。我认为，在《著作权法》中确立视觉艺术作品的追续权利，依法保护摄影家在拍卖市场中的著作权，维护其应有的经济利益才能成为现实。
权利人是修法、改法的原动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也必须看到，我们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架构还不够健全，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欧洲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视觉艺术作品在二级市场交易中的著作权已经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他们的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了视觉艺术作品的追续权，凡是视觉艺术作品只要在著作权法有效保护期限之内，无论哪一次拍卖都要体现著作权人的权利，都要向著作权人分配经济利益。
以上３２位摄影家诉经济日报出版社胜诉和７位摄影家诉华辰拍卖行败诉的案例使我们看到，有法可依我们才会赢得维权，没有法律的支撑我们只能望权哀叹。我们还应该看到，法律的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修改现行《著作权法》，提高对摄影著作权的保护水平，是摄影人的愿望，只有通过摄影人的努力，才能推进修法、改法的进程，我们是修法、改法的主要力量。
维护法律尊严要从自身做起
依法维权是社会每个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人人都具有这种权利，我们要依法来保护著作权，我们又要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约束我们的行为。
无论我们的创作过程多么纷繁复杂，有一点一定要铭记，那就是著作权属于人权范畴，它包括人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两部分内容，明确权利归属十分重要，建议最好以文字形式予以确认。
还有，近年来最为困扰摄影家创作活动的不外乎“侵犯肖像权”这个字眼，肖像几乎成为摄影家不能不拍又难以拍摄的雷池题材。回顾历史，摄影术似乎是为了记录肖像而发明，用摄影术拍摄、记录肖像，成为人类社会170余年的生活习惯。为什么社会发展和进步到今天，肖像权却把摄影创作活动逼到了墙角？对此摄影家又应该怎样面对？我们应该依法尊重每个被拍摄者的权利，肖像权属于每个人自己，它就像著作权一样同属于私权利，我们要求别人尊重我们著作权的同时，理应尊重属于每个人的肖像权，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我们的拍摄和创作活动。至于法律赋予摄影家的权利十分有限怎么办？用我们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去完善法律，就像在《著作权法》立法时我们的前辈所做出的努力一样，在榜样力量的感召和激励下，我们应该有信心争取到更有利于摄影创作的法律规定。
温故为了知新
综上所述，著作权立法20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也产生了质的改变。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的今天，是否应该引发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
一、依法保护著作权已经成为广大摄影人的共识。但是，摄影著作权在《著作权法》中还处于低水平的保护状态，与文字、音乐、美术等权利的保护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是否应该通过促成修法和改法，来提高对摄影著作权的保护水平？
二、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上可以免费找到任何用途的摄影作品，对摄影著作权造成了严重侵犯。对此，我们是否做过深入的关注和思考？是否认真地寻找过网络维权的途径和办法？
三、当我们意识到摄影人以个体力量保护著作权明显势单力薄时，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著作权保护经验，以集体的力量形成合力向一切侵权行为发起挑战并形成有效地保护机制，在摄影家群体中是否能够达成共识？
四、在文化产业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大循环的环境中，摄影作品已不可避免成为商品融入其中。在社会海量使用摄影作品的需求中，我们是以开放而又有秩序的姿态积极参与，还是以农耕式的小生产经营方式应对？是否应该对“集体经营”方式进行探索？
五、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和努力才能建立起像使用音乐作品那样公平交易的规则，从做法和机制上改变以往被侵权的被动局面，建立起摄影作品授权使用的市场规则？
今年是新中国《著作权法》立法２０周年，是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１００周年，也是人类第一个著作权法英国《安妮法令》３００周年。在这样一个有特别纪念意义的年份，回顾我们的维权历程，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以此传承历史所赋予我们的这份责任。
我也衷心地希望，以上这些问题能在下一个１０年中找到答案。
（作者系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