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话语体系作为“三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和话语呈现，也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具有深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更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外部西方霸权话语与内部话语建设不充分的双重挑战，中国如何走出话语困境，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迫在眉睫。立足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不忘本来，坚持古为今用；驻足时代，立足当代现实；面向未来，致力话语创新。三大路径既回溯历史，又立足当下，也展望未来。

　　关键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话语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现实与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背景，早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重点提出该论断，并在2022年4月对中国人民大学进行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三大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动力，话语体系是核心与关键，学术体系围绕学科体系展开，并通过话语体系的创新呈现出来[ 潘玥斐：《“三大体系”建设引领哲学社会科学迈向未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2月22日。] 。

　　当前，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程中，“三大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加，但有关“三大体系”的评价问题正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具有统一标准的评价体系。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就提出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破五唯”要求。多年来“五唯”评价体系一直作为我国学术评价的标准，它是在西方评价标准的驱动下逐步形成的，以定量评价为标准，严重冲击着我国的办学道路、教育评价体系和学科分类体系，不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周光礼：《破“五唯”立新标：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因此，建立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扎根于本土实践的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破除我国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学科专业边缘化、学术体系不完善、话语解释力不足这三重困境的有力武器，能够及时发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相应的评价指标获得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不断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三大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崔建民、王子豪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进程评价：理论与实践探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1期。]

　　话语体系作为“三大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一方面，话语体系涉及到整个学术体系的建构，决定了学术体系的质量和水平，也体现了学术体系的创新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话语体系关系着人才的培养，在话语权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其课程体系的设置和研究领域的设定必然会存在不均衡性问题，严重阻碍国际人才的培养。没有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就没有生命力,强化话语质量更是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立足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在面向传统、面向时代、面向未来中坚持古为今用，强化问题意识，加强创新驱动。

　　一、不忘本来：坚持古为今用

　　话语体系是基于实践，以特定符号来表达某种观点、思想、理论和知识的概念、术语、语言等，是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借用布尔迪厄所言，“专门化的话语能够从社会空间的结构与社会阶层场域的结构之间所暗藏着的对应中获得其效验”[ 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褚思真、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重点在于“中国特色”。何为中国特色？其内在的基因密码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内核，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依旧保持中国特色的因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更是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另外，在阐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可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何等重要。十几年前，笔者在访谈美籍华裔学者王德威教授时，他曾这样说道：“过去我对于文学跟历史的讨论更集中在20世纪文学和20世纪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相互印证的过程的话，那么过去五年中，我越来越认识到视野应该投向一个更广大的历史语境中。这个历史既是一个生活经验不断累积的历史，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本行——文学史。”[ 李凤亮：《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页。]他强调在谈论中国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时候，不能忘掉历史性，也就不能忘记传统。

　　毫无疑问，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能脱离传统。那么在面对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化时，要继承和弘扬的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费孝通先生提出要“文化自觉”，也就是说对于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能够对其有充分的认识。例如，要识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既不能全面“复旧”，更不能全面“西化”。一方面要继承传统，汲取传统文化的深沉智慧；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对传统的概念、术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避免简单地照搬照抄。换言之，话语体系的建设应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在继承与发展中展现中华文化的永久魅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与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学术命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在学术研究中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虽然学界关于该命题持有不同观点，但从中国文论或者文艺学的发展来说，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与建构必须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优秀成分，注入时代精神，建设符合现实且具有强大阐释力的新文论。另外，中国文论失语症出现的根源也正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忽视，将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二者对立起来。继承传统是中国文论发展的重要源泉，例如现代文论中“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则是对古代文论中儒家“文以载道”思想的继承、延伸与发展。[ 朱立元：《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总的来说，话语体系是国家在国际上取得话语权的根基，继承本国优秀文化是构建话语体系的基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不忘本来，坚持古为今用，将话语继承与话语创新相结合，在吸收借鉴中华文化精髓中实现创新。

　　二、驻足时代：强化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贯穿其发展始终。马克思曾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它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290页。]这一论述充分阐释了问题与时代的关系，认为问题的提出来源于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时代的必然性。[ 苑申成：《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逻辑理路》，《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7期。]这也就是说，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是时代变化与社会实践的产物，其发展要立足时代与实践需要，具有问题意识。坚持问题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更是党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如何解决问题”[ 关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问题”的科学理解和求解》，《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这三个核心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并反复强调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谈及世界观和方法论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六个坚持”，其中第四个就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应以中国为关切，以时代为观照，立足当代现实，坚持问题导向，在时代变化中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来推进话语内容及表达方式的转变和创新。如前所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面向传统，其实面向传统、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它是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著名科学家袁隆平就曾说过，“传统文化不能丢掉的，很多问题可以从传统文化里寻找智慧和答案”。同样，问题是话语体系创新的源头与内在动力。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应全面了解当前我国话语体系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困境，从问题中寻找解决办法。例如，在学术评价体系方面，我国一直受西方话语体系所影响，并且一直依赖于西方标准体系，“五唯”评价体系则是很好的例证。同时，在治理评估体系上，许多的指标体系虽然强调价值中立，但仍然尚未跳出以西方发展模式为标准的治理评价。这种不客观、不公平、不科学的评价严重制约了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印度学者杜赞奇就曾说过：“对于欧美以外地区的解释必须奠基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经验、轨迹当中，不能够简化地、错误地以欧美经验来丈量、解释自身。”[ 杜赞奇：《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页。]这就要求我们应以全球眼光，探索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理论评价体系。其次，坚持问题意识要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立足于中国实践，提炼出中国话语，克服“有实践没概念”的现象。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纵观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是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制胜法宝。我们要加强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概括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模式、新理论，推出能够解决人类问题的新方案、新路径。特别要注重把我们党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学术话语体系[ 靳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红旗文稿》2019年第23期。]，突出话语的大众化特征，打造易于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要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它是对西方价值观的超越，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的全球价值观。最后，要进一步强化学理共识，寻求思想共约。要从实践中深入挖掘目标共识、思想共识、价值共识、表达共识[ 韩庆祥、陈远章：《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光明日报》2017年5月16日。]，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民族复兴”等核心理念，提炼出具有标识性、世界性、大众性且具有学理性的新表述，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学术自信和理论自信。  

　　三、面向未来：致力话语创新

　　创新是理论永葆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动力。加强话语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设中反复强调的重要内容，围绕因何创新、以何为新、何为创新三个基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观点。如总书记所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原创性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同时，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话语体系仍然存在“西强我弱”的现象。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中占主导地位，我国话语体系建设和话语主权捍卫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更是存在话语原创性不足、创新性不够等问题，话语体系构建还无法与中国综合国力、战略全局、国际地位相匹配。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着眼于创新，通过思想创新、内容创新、传播方法创新等实现话语体系新飞跃。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它在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思想引领作用。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面向未来持续丰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内容，激发中国话语的创新潜力。创新总是在吸收借鉴中不断向前发展，也就是说善于借鉴才能善于创新。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与实践经验，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打造出更具有世界性的话语体系。三是不断强化话语体系的传播能力，提高中国话语的影响力。一方面注重话语的大众化和国际化表达，用通俗易懂且贴合西方受众的表达方式来进行国际传播，为强化话语传播工作提供表述支撑，也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例如，在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内容进行传播时，应通过“讲故事、摆事实、举例子”的方式，应用具有穿透力和解释力的话语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实现政治话语的大众化表达。另一方面，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平台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对外传播，特别是注重新技术对于话语传播的作用。Chat GPT作为一项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由于它的训练数据主要来源于西方数据库，其思维运行模式更符合西方受众的喜好[ 郭晓科、刘俊、王瑾：《全球话语竞争下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新思维》，《对外传播》2023年第5期。]。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这些传播工具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借船出海”厚植理论话语，以更具共情性和国际表达性的方式全方位加强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