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的传播向来与政治力相关。20世纪，西方话剧在帝国主义强力叩关下传入我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其一，教会学校与外国租界的话剧演出。其二，留日学生的爱国“新剧”活动。当台湾在1895至1945年间遭受日本殖民时，岛上便有日式新剧的演出活动。抗战胜利后，更有来自祖国的话剧团队到台湾进行商业演出。可惜的是，五四以来的中国话剧传统尚未有机会在台湾扎根，便因为两岸在1949年的分离，造成祖国大陆话剧与台湾地区话剧的不同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分歧，就在于重要剧人大多因为坚守左翼立场留在祖国；随国民党迁移至台湾的剧作家或话剧团队则面临种种战败与适应新环境的挑战——除了与祖国话剧传统断开联结，还得配合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宣传，并且想办法开发新题材或新的表演方式求取票房上的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李曼瑰（1906-1975）浮出水面，成为中国话剧在台湾地区的守护者与推动者。她在1975年于台北逝世后，台湾教育界给予她“戏剧导师”的称号。然而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的变迁，再无人提起她的作品。当前的台湾剧坛即便还留有一些她的记录，如《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李曼瑰》或是《李曼瑰剧存》；但是就迁台剧人的研究来说，总是因为少了中国大陆的“另一半”材料而有所欠缺。这另一半的材料，就是李曼瑰在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前在中国大陆的种种行迹。 

　　作为一个女人、女剧作家、女戏剧教育家、女立法委员――无恋爱记录，终身未婚，亦无子女――先不论她在台湾地区延续中国话剧的功过，她可以说是民国初年中国女子接受新式教育以及妇女参政的一个独特个案。由于两岸的分离，大陆的剧坛可能较少听闻她的芳名。不过以两岸统一的大框架来说，了解渡台文人的流离之难与传承中华文化之苦功，或许是促进两岸包容与和解的一个重要关键。因此，本文希望透过关于李曼瑰个人生命史的书写，探索我国早期女性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与国家动乱的背景之下生存与自我实现的困境。 

台湾的“戏剧导师”李曼瑰（1906-1975）。 

　　李曼瑰，原名李满桂，出生在清末广东台山的一个金商家庭。她的父亲李兆霖19岁皈依基督教，触怒其信奉儒教的祖父而遭逐出家门，离开妻儿，只身到珠江下游的公益埠开设西药房，直到李曼瑰7岁才一家团圆。在这之后，李曼瑰经历了三个主要人生时期：求学期（1913-1940）、抗战胜利回到南京（1940-1949），以及迁台期（1949-1975）。 

　　李曼瑰的求学历程可谓一路顺遂。受到父亲的影响，她自7岁开始就在教会学校读书――先后在如柏女校与汕头淑德女校完成基础教育；接着又在广州荔枝湾路德女校与白鹤洞真光女子中学度过她的青年时光。她在教会学校培养了英语能力以及对西方文学与戏剧的爱好；女学堂则塑造了她允文允武的气质，除了读书写作，她在各项体育竞赛亦不落人后。因为良好的成绩，她在1926年保送燕京大学的中文系，随冰心学写作、与熊佛西学戏剧，开始较为正规的戏剧创作生涯，在这个时期写了《新人道》《路得》《慷慨》《月饷》等几个剧作，多发表在上海《女青年》这本刊物上。学术研究方面，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出版了她的《托尔斯泰研究》（1930），她在燕大的毕业论文《李笠翁十种曲之研究》也在北京的《晨报．剧刊》第46-54期获得连载刊登。 

李曼瑰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 

　　1930年，李曼瑰从燕京大学毕业，到广州培道女子中学（今广州市第七中学）任教。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她写了独幕剧《爱国疯狂》表达对日本的抗议，由唐槐秋导演，在学校演、下乡宣传也演，颇受欢迎，但是参加征文比赛却受到严格的批评。她自觉不足，1933年再入燕京大学中文研究所，一边钻研中国古典戏剧，一边准备出国留学，并且持续写作剧本与论文。她在1934年赴美，入密歇根大学英国文学研究所主修戏剧。1936年在指导教授Kenneth Rowe的鼓励之下，以英文剧本《大观园》（The Grand Garden）以及四篇中国文学批评的小论文――《孔子的文学批评》《王充〈论衡〉》《〈文心雕龙〉研究》《古典学家韩昌黎》――参加哈普沃德奖（Hopwood Award）的征文，没想到竟然得到了剧本与论文双首奖，还获得“中国莎士比亚”这样一个称号。过后，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她协助编纂《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不过她不以此为满足，1937年又赴哥伦比亚大学读博，主修现代戏剧、剧本写作与小说写作，并任职于哥大图书馆，担任《远东杂志》（The Far Eastern Magazine）主编。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李曼瑰放弃博士奖学金，先是与留美同学会在美国各地奔走宣传抗日，最后在1940年返国，到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英语系担任副教授。 

　　抗日战争把她卷入新的人生阶段，她只得暂时搁下戏剧创作，投入政治工作。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相似的美国留学与基督教背景，李曼瑰很快就被宋美龄发现，邀请她加入国民党，并且在1941年担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除了主编《妇女新运》（月刊、半月刊、周刊），她也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与妇运有关的文章，如《论良母――女子是人类的天然教师》（1941）、《现代欧美的几位女作家――赛珍珠的写作生活》（1942）、《创造妇女的新史实》（1943），阐明女子在战时的任务，并且鼓励女性必须担负起创造／创作的责任，才能创造一个男女平等且能共同合作的未来。在1943年，她被选为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会监察，又针对妇女参政这一主题撰文，写下诸如《妇女需要党政训练》（1943）、《从妇女的立场憧憬宪政时代》（1943）等文章。在这个时期，她仍旧勉力出版了剧作《天问》（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讲述一名女画家才华过人却屡遭困顿，为女性的艺术天分说项，但是这样的剧本在重庆抗战戏剧的“刚性”题材之中似乎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李曼瑰被选为三青团的监察委员，是合影中唯一一位女性，1947年。 

　　抗战胜利后，她开始从战时的妇女运动回归到戏剧教育与戏剧创作，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今中央戏剧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政治大学担任教职。1948年，她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然而没多久国共内战再起，国民党节节败退，她在1949年携家人迁居台湾。 

　　到了台湾，她反而在戏剧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首先，由于国民党话剧人才的稀缺，她不得不挑起大梁。其次，以其“万年立委”的身份，她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利与行政资源可以指导台湾地区的戏剧发展。她从1950年开始便担负起各项振兴话剧的任务，在诸如“中国文艺奖金委员会”“中国文艺协会”“中央话剧运动辅导委员会”“小剧场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 “中国戏剧艺术中心”等单位担任核心成员，除了负责话剧稿件的审查，还要推行戏剧运动与戏剧教育。她先后主持过新世界剧运与小剧场运动（包括世界剧运、青年剧运、宗教剧运与儿童剧运），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今日台湾戏剧的基础。在教育方面，她在中国文化大学创立了戏剧电影研究所（1962）与戏剧系（1964），并且在政工干校、政治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戏剧，自1950年代直至她过世的1975年为止都不遗余力地为台湾地区的话剧续命。 

李曼瑰与其剧作《楚汉风云》的演员合影，1963年。 

　　由于她的政治地位，李曼瑰在戏剧上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除了创作不断，搬演亦不成问题。1950年以后她完成了《皇天后土》（1950）、《光武中兴两部曲》（1953）、《时代插曲》（1954）、《戏中戏》（1957）、《冤家路窄》（1957）、《维新桥》（1957）、《尽瘁流芳》（1959）、《楚汉风云》（1963）、《国父传》（1965）、《淡水河畔》（1967）、《瑶池仙梦》（1973）等剧本。但也是因为这样的地位，她必须以自身作为榜样，在自己的写作之中注入国民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使得她的部分创作在今日看来比较缺乏流传后世的价值。此外，由于她在妇运上的投入以及基督教的信仰，她的现代剧，如《女画家》，经常描述有才能与美德的女子由于受到男性主导的社会压抑，而无法获得爱情、只能死去的故事。这些女性在各个方面都高人一等，反而与真实的女性情况（无论是在抗战时的中国大陆或1949年之后的台湾地区）有所脱节，而显得过于空洞。这些作品比较像是某种剧作家的自我观照与自我期许，但是对于抗战时期或国民党统治下的女性解放来说并无太大启发作用。 

　　李曼瑰的经历是我国早期妇女教育与妇女运动里头一个特别的篇章。在教育与学习上，她勇往直前、好学不倦，即便在今日都足以作为典范。她的爱国情操让她愿意放下热爱的戏剧创作，投身政坛，从事妇女运动，只可惜在男性主导的抗战戏剧中没有她的位置。到了台湾，虽然画风突转，她获得了巨大的机会来从事戏剧事业，但是在人才匮乏的情况之下，她一人身兼数种任务，包括审查、创作、教育与戏剧运动，可以说是分身乏术，亦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最后，她在戏剧中耗尽生命，孤独终老于这个离家千里之外的小岛，日渐被遗忘。 

　　本文仅以李曼瑰的生命记述，简单地回顾并纪念这一位在中西与两岸之间迷航的女剧人，期盼能以之为镜，反思在中西文化势力交融与对抗、两岸亲缘分离与和合的过程中，女性艺术家与学者的特殊任务与自我实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