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梅

传世女印人及所涉艺术批评探析

　　纵观整个中国艺术史，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留名后世的女性少之又少。齐白石老人曾经感叹过：“从来技艺之精神，本属士夫，未闻女子而能及。即马湘兰之画兰、管夫人之画竹，一见知是女子所为，想见闺阁欲驾士夫未易耳。”这段话是他为其女弟子刘淑度印集所题，刘淑度印风与其师有相近之处，以至于有人怀疑她曾为齐白石捉刀。但有人指出“……，我父亲晚年还带我去刘淑度家。……，但由于她是女子，她的腕力难以为齐翁代劳。” 

　　“腕力”二字，深可玩味，具体还得从刘淑度印风谈起。刘淑度印作之精彩，除公认的苍劲老辣，更在于她对小印的把握，她的很多印大不超过1cm，无论朱白，无不安排妥帖，用刀无猛厉之势，却多有举重若轻之态，很多笔画用刀轻轻划出，无需腕力，唯求精雅，白文如此，朱文更是精雕细琢。她大印老辣，小印尤佳，贺孔才曾评之“瘦劲通神、雍容闲雅”“老秀绝俗、稳健大方”，其中“雍容闲雅、老秀绝俗”恐怕是她别于其师齐白石的特征。而此种特征，我们倒不妨将之理解为“腕力难以为齐翁代劳”的正面诠释。有趣的是，齐白石评价刘淑度作品的精妙之处，在于“门人刘淑度之刻印、初学古人，得汉法，常以印拓呈余，篆法刀工无儿女气，取古人之长，舍师法之短，殊为闺阁特出也。余为点定此拓本后，因记数语归之” 。怎样看待这个评价？我们不妨来看看历史上几位女印人的艺术人生。

　　最早以女篆刻家身份载入史册的是明末清初的韩约素，韩约素为梁袤之侍姬，其史迹见《印人传》。梁袤篆刻以何震为宗，治印面目较多，印艺高超，著有《印隽》。韩约素摹印别具慧心，颇得梁氏之传。据周亮工《印人传》记载，她自认腕弱，不喜大章，有求之者，均婉却之：“百八珠尚嫌压腕，儿家讵胜此耶？无已，有家公在。”可见，她非常清楚自己作为女性的生理特征。《印人传》曾评曰：“得钿阁小小章，觉它巨锓，徒障人双眸耳”。周亮工此处非常敏锐地抓到韩约素作为一个女性，善用其女性之精细之功，完胜“巨锓”，这是一个相当公允的评价，完全没有以男性为主导的先入为主，正因如此，周亮工认为有必要为韩约素立传，他曾经感叹道：“与钿阁同时者，王修微、杨宛叔、柳如是皆以诗称，然实倚所归名流巨公以取声。闻钿阁弱女子耳，仅工图章，所归又老寒士，无足为重，而得钿阁小小图章者，至今尚宝如散金碎璧，则钿阁亦竟以此传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传人如此哉！”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周亮工纯粹是站在艺术的角度，赞叹韩约素篆刻如“散金碎璧”之美。然而，也正是从这句话里，不难看出其时女子为艺之尴尬，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王修微、杨宛叔、柳如是之所以为人所称道，“实倚所归名流巨公以取声”，而独有韩约素不以其夫而得以留名。周氏这段话大可玩味，且不说他对柳如是等人评价是否公允，但却尖锐地点出在古代社会，女性对男性依附之深！

　　翻拣中国印学史，男印人灿若群星，女印人屈指可数，再细看这些女性，不仅令人扼腕唏嘘。清代女印人杨瑞云系古印鉴赏家汪启淑之妾，汪启淑是当时著名藏书家，撰《续印人传》一书；《续印人传》中收录的另一位女印人金素绢为汪启淑侍婢；清代女印人施酒入《再续印人传》，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吴昌硕之妻；近代宋君方为著名篆刻家寿石工之妻；近代著名女印人谈月色系蔡哲夫之妾，治印深受其夫影响；女篆刻家赵林受其父赵古泥的影响，开创了自己印风的新局面。以上种种，不难看出，她们都有相近的社会身份，或为人妇，或因父传，总之，在这些女印人的后面，都不尴不尬地立着一个男人的身影。 

　　现代史家冼玉清指出古时妇女留名需有三个条件：“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相通。其三，为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这真是一句惊人又无比心酸的话，与其说这句话点出中国传统古代社会女性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不如说它直接反映出女性在社会史上的地位！ 

　　行文至此，再回到刘淑度。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刘淑度终身未婚，似乎并未依附男人而立世，然而，“白石门人”这个名号，既给她带来莫大的荣誉，但也不能不说是种巨大的压力。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其一，对刘淑度印作的评价，是不是一定要在前面罩上老师的名字，才能体现出水平之高？其二，在评价她印作水平高下时，是不是一定要强调其“无儿女气”，才表明她脱离性别之藩篱，达到了艺术的高度？ 

　　首先，从某种程度来说，笔者认为“腕力难以为齐翁代劳”实为刘淑度之幸，不然，如果一味与其老师相类，无非就是再多一个代笔人而已，在艺术史上又有多大意义呢？其次，优美与崇高，本属于美学的两个不同范畴。二者没有孰高孰低可言，只是各自不同风格所现。笔力雄健是一种美，刺绣精工未必就差，无儿女气所体现的刚健雄强，是美的一种；然而，有儿女气，精雕细琢，秀雅清正也是美的另一种体现，但如果观者是站在性别的角度，或者即便是从艺术出发，只推崇高之美为胜，那么女性艺术所呈现出来的柔美、工雅就自然不入其法眼。艺术归于本质，反映人的生命形态，是作为“人”的问题，与性别究竟有多少干系呢？女性可以“无儿女气”，男性亦可有如赵文敏、梅兰芳等柔美之极致。 

　　“迅翁遗印始知刘，法度借山亦自优。百石一编心力在，操觚钿阁个中尤。” 这是今人王家葵在《近代印坛点将录》中对刘淑度的评价，“迅翁遗印始知刘”，即便是在今天，人们对刘淑度的了解，一是通过齐白石，二是通过她为鲁迅所治的两方印。女性之为艺，虽已较旧时有了更大的空间，女性之欲留名，虽已较古代有了更大的可能，但也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当代女性虽不再需要以“人夫”“父女”“子母”“女弟”而传世，但什么时候“刺绣”可以与“板斧”相颉颃，艺术才可能真正摆脱以性别为主导的先入为主，纯粹地以艺术说话，这仍是当代艺术批评需当重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