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这一西方艺术形式从上个世纪传入中国后，经过几代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以其独特的魅力、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品种。近日，李长春同志《博采众长 推陈出新——促进我国交响音乐繁荣发展》的文章在本报刊发后，在音乐界引起强烈反响。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音协名誉主席、著名作曲家吴祖强，他们就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发展中国交响乐事业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编者 

　　  为培养青年学子，吴祖强出席“桃李芬芳”交响合唱音乐会 

　　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音乐的传统能够大大加速交响音乐民族化的进程，而外国交响乐创作优良的传统则十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这一复杂的音乐表现形式。  

　　学习、应用外国现代技法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音乐语言，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中国的现实。  

　　记者：尽管交响乐发源于西方，但自上世纪初传入我国以来，我国交响乐作品就以洋为中用、东西合璧的独特音乐风格崭露头角，逐步跨入了世界交响乐殿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交响乐在我国方兴未艾、持续繁荣。您认为我国的交响音乐创作有哪些新趋势？  

　　吴祖强：虽然交响乐在我国发展历史并不长，但是西方的作曲家们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应该向外国交响音乐的过去和现在的大量有价值的作品学习。当然，音乐创作也存在继承传统的问题，在我国交响音乐的创作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音乐的传统能够大大加速交响音乐民族化的进程，而外国的交响音乐创作的优良的、进步的传统则十分有助于我国的作曲家更快、更好地掌握这一复杂的音乐表现形式。但是，学习外国有成就的交响音乐文化决不是生硬或简单地因袭和模仿，任何经验都只能作为借鉴。我们的交响音乐创作应从企图表现的内容出发，形成符合于内容要求的构思，然后找到适应于它们的音乐表现手法，才能获得进步。在我们的交响音乐创作中既要强调民族化和适应今天的时代特点，又要大量借鉴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是完全可以统一的矛盾的两个方面。

　　记者：您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又是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呢？  

　　吴祖强：我认为音乐的表现手段和性质的国家界限是最模糊的。这是一种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方法和技巧，是另外一种语言。所以我强调“中西结合”，特别是当我面对俄罗斯丰富的音乐文化遗产，思考“五人团”是如何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这些问题时，发现他们的很多思路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指导性的东西。“中西结合”是我国交响音乐发展道路的一个方面。音乐艺术总是在广泛交流的条件下获得进展的。人们常说“无中生有”，但我认为应该“有中生无”，即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而后又用我们的创作给后人以启发，如此循环，不断在“有”中创生出以前没有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要创造性地汲取西方的交响音乐创作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我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和发挥民族特色，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走好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之路。因此，我将中国的交响音乐创作发展之路概括为“结合今古、融汇东西”。我想今后仍将会继续这条道路。我曾尝试将我国传统的民族乐器琵琶作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结合，《草原小姐妹》正是在这种尝试中结下的果实。此后，创作改编了阿炳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和《听松》。当时主要是想为国内的“洋乐队”增加些具有较浓郁民族色彩和风格的曲目，也想为外国乐队提供一点便于演奏的中国作品。

　　记者：您曾将著名的传统乐曲《二泉映月》《听松》改编为弦乐合奏曲，《江河水》改编为二胡与管弦乐队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改编为琵琶与管弦乐队协奏曲，还通过以民族乐器和交响乐队协奏或合奏的形式，把中国民族民间的音乐构思和交响音乐的手法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能否谈谈您的创作观念？  

　　吴祖强：每次创作时，我既要探索新的构思，同时也要考虑如何继承传统。我认为音乐创作应该是“有中生无”，就是在原有基础上再补充和创新，创造出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就是从“有中生无”这个思路出发来写的，它打开了我在音乐创作上的一条新的道路。那时没有人拿琵琶去和管弦乐队去结合，而且结合得还不错。如果没有这个作品，后面的路可能要走得慢一点。弦乐合奏《二泉映月》是我所有作品中演奏频率最多的作品之一。这个作品创作的灵感来自美国一个作曲家，当时听了他写一个弦乐合奏作品后觉得挺有意思，于是我就在想能不能把《二泉映月》也改编成一个弦乐合奏作品。创作过程中我是用西方的复调手法去与原始的单旋律结合，并努力达到风格上的协调；在和声安排、结构处理、声部关系、高潮的起伏方面，这些都是我赋予不同于原曲的设计。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它之所以能使外国听众产生亲切感，是因为借用了西方的合奏形式。对于中国听众来说，它又不再是一条单旋律，音响比原来更丰富了。这也是“有中生无”的思路，我觉得我大半辈子的音乐创作就是走的这个道路。

　　记者：多年来，您在培养作曲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工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很多学生如今已成为我国作曲界的中坚力量。对于当下和今后的作曲人才培养您有何思考？  

　　吴祖强：我认为一个成功的作曲家，必须经过严格、规范的技术训练，然后在熟知自己民族的音乐语汇后，学会融合、贯通，乃至再创作。现在很多年轻的音乐创作者都在努力追求作品出新，这的确很有必要，也是个好现象。但我想说，曲作者一定要注意“新”是有源和根的，这是年轻人很重要的功课。

　　在如何走民族音乐之路的认识上人们或多或少地存在偏差，也许有的人认为交响音乐作为舶来艺术发展十分成熟，交响乐团应该大量地演奏西方那些经典的作品，于是在发展上偏离了应该坚持方向，丢弃了民族风格；也有的人认为应该坚定地将创作视线和演奏内容放在民族音乐作品上，但在实践过程中又出现了轻视标准，偏离规范的倾向，这些认识如果不加以及时调整，不但会导致中国的交响乐缺乏动人风格，缺少鲜明个性，而且也无法提升我国交响音乐的整体实力。

　　学习外国现代技法、应用外国现代技法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音乐语言，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中国的现实。对外国的现代技法不能生吞活剥、照抄照搬。所以，推动民族交响乐创作，首先要重视其民族性。音乐艺术只要反映时代精神，就会受到听众欢迎。交响乐民族化的过程也是艺术大众化的过程，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在竞争、比较、互相学习中共存，共同提高。作曲要讲究作品的可听性，作曲家在思考选题时，要想到听众和音乐厅及不同场合中的效果，需要分析不同层次的观众，音乐院校要重视对学生这方面的教育。

　　肩负着创造我国社会主义音乐艺术任务的作曲家们，主动地从炽热的生活中吸取各种营养以培育自己高尚的情操，丰富个人的感情园地，并在创作活动中能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这既是避免作品陷入苍白、冷漠，不能引起听者共鸣和激动的困境的保证，也是每个为社会主义音乐事业而努力的我国作曲家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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