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这一西方艺术形式从上个世纪传入中国后，经过几代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以其独特的魅力、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品种。近日，李长春同志《博采众长 推陈出新——促进我国交响音乐繁荣发展》的文章在本报刊发后，在音乐界引起强烈反响。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音协名誉主席、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吴祖强先生，他们就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发展中国交响乐事业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编者

“理想之歌”——傅庚辰作品音乐会展示了作者富有民族韵味的交响乐作品

　　努力发展中国交响乐事业

　　傅庚辰（中国音协名誉主席、著名作曲家）

　　我认真地读了《中国艺术报》2011年12月19日发表的李长春同志《博采众长 推陈出新——促进我国交响音乐繁荣发展》的文章。我认为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对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交响乐团的建设，长春同志这篇文章对这个问题谈得很深入、很具体也很实际，比如指挥的形神兼备的问题，指挥一定要形神兼备，这个论点在我的印象中是第一次这样提出，特别是出自一位思想文化战线领导者之口；另外一个是谈到了交响乐队特别是民族乐队乐器的配置问题，甚至包括低音乐器的使用问题。作为一位领导，能深入到乐团考察、研究并且发表精辟的意见，这是很令人鼓舞的一件事。

　　两赴广州，感受交响乐惊人变化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大以来不仅抓了经济建设也抓了文化建设，并一步步踏踏实实地向前推进，十六大、十七大、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特别是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才有今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可喜局面。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说过，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有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认为这个高潮现在出现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可以说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光辉灿烂的里程碑意义，将永载史册，影响非常深远。

　　十六大以来，我国交响乐团建设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拿我最近的感受来说，去年12月25日，广州市委、市政府举办了“理想之歌”我的作品音乐会，我去广州听排练，令我惊讶的是，新的广州交响乐团的团址是在珠江边上一个很美丽的新建筑中，排练厅很宽敞、音响效果也很好，指挥、首席、演员的休息室等各个方面都很好，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设备很先进，使我感到变化很大。因为7年前也就是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广州市也举办了我的作品音乐会，题为“民族之声”，在这次音乐会的排练过程中我也到广州乐团听排练，那时的广州交响乐团在广州市的沙河顶一个破旧的建筑中，排练厅十分拥挤，环境很差。我想能在如今的环境中工作的音乐家应当是很愉快的。广州交响乐团的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在党的领导下，相关部门对文化建设抓得具体深入，出现了新的局面，朝气蓬勃、繁荣向上。

　　交响乐创作民族化是重要课题

　　李长春同志的文章不仅谈到了乐团建设方面，同时还谈到了创作问题，特别是谈到了交响乐创作民族化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他谈到了广东音乐交响化的问题，希望广东音乐能够发扬光大，能够传播到世界更广泛的地区，产生更大的影响，让我们优秀的民族音乐之花开得更加灿烂。另外，他在文章中还举了《梁祝》《黄河》《红旗颂》这样的交响乐作品代表中国传遍世界。因此他明确指出：“中国交响乐要走民族化道路。”我认为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学习外国的现代技法，这个学习本身无可厚非，是需要学的、不能不学，问题是学习之后如何应用？以前不是说过学习马列主义全在应用吗？1942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就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现在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交响乐的创作同样要遵循这样一个方向。这讲的虽然是政治问题、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但道理是一样的，难道我们学习现代技法就不要中国化吗？现代技法如果不中国化、脱离了中国实际能行得通吗？

　　回顾党的历史，上世纪30年代照搬苏联和外国的作战方法和军事理论，结果我们总是失败，毛泽东找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农村包围城市、井冈山的道路通天下，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小平同志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今天的繁荣发展，道理是一样的。社会的发展、经济建设、改革开放都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所以我们才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对音乐创作特别是交响乐创作，道理同样。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出了多少令群众喜欢、为世界公认的交响乐作品？收效甚微。交响乐作曲家孜孜以求，虽然报酬很少，但他们仍在继续努力，这种精神令人敬佩。但由于不恰当地强调了现代技法的作用，只是理论上学习现代技法，没有把它很好地化为中国的、时代的、大众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会阻碍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创作中国的交响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长春同志的文章明确提出“中国交响乐民族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音乐界应认真地贯彻。

　　我们可以引申开：世界上成功的交响乐作品有哪几部是没有调性、没有旋律的？1月3日晚上我听了波兰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出，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就不用说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也有很动听的旋律。现代技法有它的长处，它使和声、配器、乐队的效果更加丰满、丰富，手段更多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手段为我所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音乐本身就是美的旋律，我们音乐的本质就是“美”、就是美育，我们的音乐要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陶冶、给人以欢乐、给人以美的享受，否则就不能称为音乐。如果只是一些没有旋律、没有调性的音响的堆砌，仅是一些嘈杂、刺耳的音响，那是音乐吗？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让人愿意听吗？能让人接受吗？恐怕都不行！那样的创作道路是走不通的。

　　从我们国家音乐发展的道路也能看到有些东西是不行的，所以要走交响音乐创作民族化的道路，要创作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交响乐，这是我们音乐界特别是作曲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这与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是一致的。从1992年小平同志的谈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这个思想很明确，而且已经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样的经验应该借鉴到文艺、借鉴到音乐创作中来。我们的交响乐创作要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

　　除了刚刚谈到的现代技法中国化外，音乐语言民族化，长春同志在文章中也讲得非常明确。音乐结构科学化又是什么意思呢？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我们党一直在倡导走科学发展的道路，经济建设，减少能源消耗、绿色环保、和谐，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应把它们运用到文艺领域、运用到音乐领域。脱离了中国实际、脱离了中国群众，就失掉了根基。有些同志说，交响乐不能是大众的，只能是小众的。其实他误解了。交响乐虽然有一定欣赏的范畴和人群，但不能说交响乐只给少数人听，只为少数人存在、服务，如果这样交响乐能存活下去吗？谁来养你呀？我们作者必须要解决与群众之间桥梁的问题，你的作品要让群众接受是需要桥梁的。什么是桥梁？我认为民族音乐语言就是一种桥梁。听众听着熟悉、亲切、爱听，这就达到了目的，作曲家的作品就没有白写。否则，作品被束之高阁。这个问题要想通。可以说，长春同志这篇文章的发表非常及时，会推动中国交响乐事业向前发展。

　　必须改善乐团设施及创作者待遇

　　当然，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繁荣除创作这个基础之外，也存在其他实际问题。十六大以来，各省市都普遍重视了交响乐团的建设，据说目前全国有50多支交响乐团，有的省不止一支。但这些乐团的现状是苦乐不均，参差不齐。前几年，当时经费最充足的是深圳交响乐团，年经费2000万元，那时国交的经费仅有700万元。前年，我到吉林交响乐团听音乐会，他们还在发70%的工资。有些乐团演出一场，演奏家们的收入仅有几十元钱。去年，我去河北参加我们交响乐艺术中心举办的“交响乐音乐周”，河北交响乐团请我去听排练，他们是在一个大厂房的仓库里排练的，还没有自己的排练厅，但仍然很热情专注，精神可嘉。国交目前的经费也仅仅是上千万元，国家一级的交响乐团这点经费显然是不够的，最新的情况是有的乐团的经费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像北交、上交、广交。有些乐团纷纷提高了经费，排练演出的场地越来越好，改善交响乐团业务和生活的环境恐怕也是当前迫切解决的一个课题。去年，北京中国交响音乐季艺术中心交响音乐周巡演，到了河北、甘肃、河南、浙江等地，这个活动还要继续。乐团建设、硬件、乐器等需要改善。

　　此外，作曲家的报酬问题也需改善。现在是报酬比较低，极少数人稿约多一些的好些，大多数人靠工资生活，工资又不高。交响乐创作是一项很艰辛的劳动，现在一些著名歌星动辄出场费就几十万元，影视演员一集就几十万元，但这些劳动与写一部交响乐的劳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要让马儿跑，要让马儿不吃草”，这样马儿是跑不动的，应该给他们一定的条件。颁奖要颁到正地方！需要设立交响乐的创作基金，需要鼓励交响乐的创作者。要建设中国特色的交响乐队伍，发展中国特色的交响乐事业，创作中国特色的交响乐作品，必须改善乐团的工作生活条件，必须改善交响乐创作者的工作生活条件。

　　（本报记者 裴诺采访整理）

为培养青年学子，吴祖强出席“桃李芬芳”交响合唱音乐会

　　中国音协名誉主席、著名作曲家吴祖强谈交响乐创作

　　结合今古 融汇东西

　　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音乐的传统能够大大加速交响音乐民族化的进程，而外国交响乐创作优良的传统则十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这一复杂的音乐表现形式。

　　学习、应用外国现代技法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音乐语言，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中国的现实。

　　记者：尽管交响乐发源于西方，但自上世纪初传入我国以来，我国交响乐作品就以洋为中用、东西合璧的独特音乐风格崭露头角，逐步跨入了世界交响乐殿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交响乐在我国方兴未艾、持续繁荣。您认为我国的交响音乐创作有哪些新趋势？

　　吴祖强：虽然交响乐在我国发展历史并不长，但是西方的作曲家们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应该向外国交响音乐的过去和现在的大量有价值的作品学习。当然，音乐创作也存在继承传统的问题，在我国交响音乐的创作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音乐的传统能够大大加速交响音乐民族化的进程，而外国的交响音乐创作的优良的、进步的传统则十分有助于我国的作曲家更快、更好地掌握这一复杂的音乐表现形式。但是，学习外国有成就的交响音乐文化决不是生硬或简单地因袭和模仿，任何经验都只能作为借鉴。我们的交响音乐创作应从企图表现的内容出发，形成符合于内容要求的构思，然后找到适应于它们的音乐表现手法，才能获得进步。在我们的交响音乐创作中既要强调民族化和适应今天的时代特点，又要大量借鉴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是完全可以统一的矛盾的两个方面。

　　记者：您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又是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呢？

　　吴祖强：我认为音乐的表现手段和性质的国家界限是最模糊的。这是一种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方法和技巧，是另外一种语言。所以我强调“中西结合”，特别是当我面对俄罗斯丰富的音乐文化遗产，思考“五人团”是如何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这些问题时，发现他们的很多思路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指导性的东西。“中西结合”是我国交响音乐发展道路的一个方面。音乐艺术总是在广泛交流的条件下获得进展的。人们常说“无中生有”，但我认为应该“有中生无”，即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而后又用我们的创作给后人以启发，如此循环，不断在“有”中创生出以前没有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要创造性地汲取西方的交响音乐创作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我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和发挥民族特色，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走好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之路。因此，我将中国的交响音乐创作发展之路概括为“结合今古、融汇东西”。我想今后仍将会继续这条道路。我曾尝试将我国传统的民族乐器琵琶作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结合，《草原小姐妹》正是在这种尝试中结下的果实。此后，创作改编了阿炳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和《听松》。当时主要是想为国内的“洋乐队”增加些具有较浓郁民族色彩和风格的曲目，也想为外国乐队提供一点便于演奏的中国作品。

　　记者：您曾将著名的传统乐曲《二泉映月》《听松》改编为弦乐合奏曲，《江河水》改编为二胡与管弦乐队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改编为琵琶与管弦乐队协奏曲，还通过以民族乐器和交响乐队协奏或合奏的形式，把中国民族民间的音乐构思和交响音乐的手法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能否谈谈您的创作观念？

　　吴祖强：每次创作时，我既要探索新的构思，同时也要考虑如何继承传统。我认为音乐创作应该是“有中生无”，就是在原有基础上再补充和创新，创造出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就是从“有中生无”这个思路出发来写的，它打开了我在音乐创作上的一条新的道路。那时没有人拿琵琶去和管弦乐队去结合，而且结合得还不错。如果没有这个作品，后面的路可能要走得慢一点。弦乐合奏《二泉映月》是我所有作品中演奏频率最多的作品之一。这个作品创作的灵感来自美国一个作曲家，当时听了他写一个弦乐合奏作品后觉得挺有意思，于是我就在想能不能把《二泉映月》也改编成一个弦乐合奏作品。创作过程中我是用西方的复调手法去与原始的单旋律结合，并努力达到风格上的协调；在和声安排、结构处理、声部关系、高潮的起伏方面，这些都是我赋予不同于原曲的设计。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它之所以能使外国听众产生亲切感，是因为借用了西方的合奏形式。对于中国听众来说，它又不再是一条单旋律，音响比原来更丰富了。这也是“有中生无”的思路，我觉得我大半辈子的音乐创作就是走的这个道路。

　　记者：多年来，您在培养作曲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工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很多学生如今已成为我国作曲界的中坚力量。对于当下和今后的作曲人才培养您有何思考？

　　吴祖强：我认为一个成功的作曲家，必须经过严格、规范的技术训练，然后在熟知自己民族的音乐语汇后，学会融合、贯通，乃至再创作。现在很多年轻的音乐创作者都在努力追求作品出新，这的确很有必要，也是个好现象。但我想说，曲作者一定要注意“新”是有源和根的，这是年轻人很重要的功课。

　　在如何走民族音乐之路的认识上人们或多或少地存在偏差，也许有的人认为交响音乐作为舶来艺术发展十分成熟，交响乐团应该大量地演奏西方那些经典的作品，于是在发展上偏离了应该坚持方向，丢弃了民族风格；也有的人认为应该坚定地将创作视线和演奏内容放在民族音乐作品上，但在实践过程中又出现了轻视标准，偏离规范的倾向，这些认识如果不加以及时调整，不但会导致中国的交响乐缺乏动人风格，缺少鲜明个性，而且也无法提升我国交响音乐的整体实力。

　　学习外国现代技法、应用外国现代技法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音乐语言，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中国的现实。对外国的现代技法不能生吞活剥、照抄照搬。所以，推动民族交响乐创作，首先要重视其民族性。音乐艺术只要反映时代精神，就会受到听众欢迎。交响乐民族化的过程也是艺术大众化的过程，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在竞争、比较、互相学习中共存，共同提高。作曲要讲究作品的可听性，作曲家在思考选题时，要想到听众和音乐厅及不同场合中的效果，需要分析不同层次的观众，音乐院校要重视对学生这方面的教育。

　　肩负着创造我国社会主义音乐艺术任务的作曲家们，主动地从炽热的生活中吸取各种营养以培育自己高尚的情操，丰富个人的感情园地，并在创作活动中能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这既是避免作品陷入苍白、冷漠，不能引起听者共鸣和激动的困境的保证，也是每个为社会主义音乐事业而努力的我国作曲家的职责。（董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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