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为人民——歌曲背后的故事
傅庚辰
作曲家，黑龙江双城人，1935年11月出生，1948年3月参军，1949年9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音乐工作团、东北文工团、东北人民艺术剧院、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先后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沈阳音乐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索波特世界歌曲节评委，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联合国世界音乐理事会终身荣誉会员、中俄友好协会顾问。国家一级作曲。
主要作品：电影音乐《雷锋》《地道战》《闪闪的红星》《风雨下钟山》；电视音乐《壮士行》《共和国元帅叶剑英》《董必武》《破烂王》；歌剧《阿妈妮送米》《星光啊！星光》（与扈邑合作）；舞剧《战地抢收》；大型歌舞《志愿军战歌》（与白岩、王绍康合作）；管弦乐《欢庆舞曲》《节日舞曲》；小提琴独奏《秧歌舞曲》《青年圆舞曲》《幻想曲》；歌曲《雷锋！我们的战友》《小松树，快长大》《地道战》《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请允许》《中朝友谊之歌》《中俄友谊之歌》《正气歌》《奥运之火》《中国梦》；大型声乐套曲《航天之歌》《小平之歌》《毛泽东之歌》；交响诗《红星颂》；交响组曲《地道战的故事》《雷锋之歌》。
专集：革命家诗词歌曲《大江歌》《傅庚辰歌曲选》《啊！红星：傅庚辰歌曲集》《傅庚辰交响作品选》《傅庚辰作品集》。
文集：《傅庚辰谈音乐》《难忘的五年》。
1994年3月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
我谈话的题目有三句话：第一句话“音乐为人民”。我是搞音乐的，我的工作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作曲是我的本分。第二句话“人生如海、岁月沧桑，朝着人民的方向”。这句话里包含很多内容：我经历过三次战争，经历过一些重大的社会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肃反”、抗美援朝，后来的“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我都经历过。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是我们的根本目标没有变，我们的工作方向没有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所以，人生如海、岁月沧桑，朝着人民的方向。我们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作用是什么？最后体现在哪里？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体现在我们的作品上。所以我的第三句话是“歌曲背后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1948年3月我穿上军装，参加东北音乐工作团。那时的哈尔滨天气很冷，我的床上没有褥子，我睡在草垫子上，我们没有菜金，要自己动手开地种菜，粮食不够吃，每天要吃一顿稀饭，天气虽冷心里热，因为解放战争已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希望。从延安来东北的革命文艺家为我们上政治课、文化课、业务课，给我们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教育我们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音乐工作者。我们翘首新中国的诞生，盼望中国的强大，老百姓永远过上不受侵略、不受压迫、和平幸福的新生活，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当时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攀登文艺创作高峰。几十年的艺术生涯告诉我：音乐的本质是美。我们的音乐要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陶冶，给人以欢乐、给人以美的享受。
一 理想的光芒多灿烂，谈革命家诗词歌曲
陈毅诗歌闪耀着革命者理想信念的灿烂光芒，我被强烈地震撼了，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暗下决心，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它们谱成歌曲，传给后代，让后人记住英雄前辈是怎样走过来的。
二〇〇七年七月九日，庆祝建军八十周年《革命诗篇》傅庚辰作品音乐会在京举行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计划拍摄一部《赣南采茶戏》的音乐歌舞片，派我参加音乐创作。于是我到赣南，一边研究《赣南采茶戏》和江西民歌，一边在革命老区采风、学习革命史。在此我了解到，由于“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身负重伤的陈毅同志被留下来打游击，与中央失去联络，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天当被、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一些人动摇了，一些人叛变了。一天部队下山打土豪，而敌人从四面八方向山上围攻，并放火烧山。身边的警卫员也牺牲了，情况万分危险，他料想：今天是自己最后的归宿了。于是他就坐在一块石头上，拿着一个小铅笔头，在一个纸片上写下了“绝命诗”——《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断头今日意如何？我今天就要死了，有什么想法呢？但是“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就是我死了，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要和我的部下一起跟你反动派干到底。“南国烽烟整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我死了，可你们胜利的捷报就是祭奠我的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我要用我的热血和生命浇灌出胜利的花朵。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陈毅诗歌闪耀着革命者理想信念的灿烂光芒，我被强烈地震撼了，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暗下决心，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它们谱成歌曲，传给后代，让后人记住他们的英雄前辈是怎样走过来的。
陈毅同志的一生有许多光环：共和国元帅、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但我认为他最大的光环是“赣南三年游击战”。那是对一个革命者、对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气节情操最严酷的考验，那不是三天，是三年啊！他还带着伤，非常的困难。所以我看到这首诗，非常感动。
后来，在我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革命家诗词歌曲》。纪念建军80周年举办的傅庚辰作品音乐会的题目就叫《革命诗篇》，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办的傅庚辰作品音乐会的题目叫做《时代之声》，纪念建党90周年举办的傅庚辰作品音乐会的题目叫做《理想之歌》。在建军、国庆、建党三个重大节日，由中国文联、总政宣传部、中国音乐家协会、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这三场音乐会，都是以革命家诗词为主体曲目的。
在《理想之歌》音乐会结束李长春同志离开现场时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你是始终追求理想信念的人，特别是用艺术的形式，追求理想信念，影响了几代人。”之后我们展开了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合肥、长沙、哈尔滨、贵阳等城市的多场演出。
在贵阳的两场演出中，发生了两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第一场演出结束，当我谢幕后从舞台口往下走的时候被一男一女给堵住，他们要求与我合影。女士是贵阳方面的工作人员，她向我介绍那位男士说：“他为了与您合影，演出中场休息时，专门回宾馆换上西装，打好领带。”我问那位男士：“你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一惊，于是问他：“一台这样内容（我指的是革命家诗词）的音乐会你能接受吗？”他说：“我能接受，并且很喜欢。”从他给我的名片上看，他是台湾一个体育组织的负责人，他竟然能接受，并且喜欢革命家诗词，我感到惊讶、也感到高兴，于是与他们合影。第二场演出结束后用夜餐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更让我难以忘怀的事情。这两场音乐会的指挥是一位从澳门请来的青年指挥家，在餐桌上他说：“通过这次排练和演出，我深受这些革命家诗词歌曲的感动，我要留在贵阳，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场的一位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说：“今晚的《理想之歌》音乐会就是我们共产党员的青春之歌。”我听了非常惊讶，一位出生在香港，在英国学习音乐，在澳门工作的青年指挥家竟然因为受到革命家诗词歌曲的影响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见革命家诗词的艺术力量！
1994年11月，应泰国上议院文教委员会邀请，我任团长的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代表团访问泰国，到达曼谷第二天，上午的日程是参观大王宫和议会大厦。从宾馆出发前，我问李顺兴秘书长：“要不要带礼品？”他说：“不用带，我们只是去参观，不会见什么人。”我说：“为以防万一，我带上一盒《大江歌》录音带。”《大江歌》是建党70周年我录制的革命家诗词歌曲盒带，里面有周恩来一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封面用了他的手写体字样。这么一小盒，随手把它装进了上衣口袋。刚到议会大厦休息室，尚未坐稳，泰国上议院文教委主席格叻海军上将一路小跑就冲进来了。他对我说：“傅将军，我们上议院米猜议长要见您。”我一惊，连忙说：“不要吧，计划上也没有这样的安排呀！”实际上我是有点紧张，来之前上面曾嘱咐我，外事无小事，要谨慎。他一个议长突然要见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问什么。所以我说：“不要吧，也没有这样的安排。”格叻说：“我没办法，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已经在会见大厅等您了。”我问李顺兴说：“你看，这怎么办？你是外事专家。”老李说：“议长是国家领导人，他要见你，你不见，不好。”这时一位佩戴上尉军衔的泰国女军官过来问我：“傅将军，您带礼品了吗？”我很无奈地从兜里把那一小盒录音带掏出来说：“我没有准备，只带了这么一小盒录音带。”她说：“不要紧，我拿去包装一下。”说完就跑出去很快又跑回来，把录音带包装成一个彩盒交给我。这个时候，格叻上将又来催促说：“快点吧！傅将军，议长已经站在门口等您了。”原来说在会见厅等我，现在已站在门口，不去不行了。我们代表团五个人跟着他，一转弯就看见米猜·雷楚攀议长和一些议员站在会见厅门口，还有一些带着摄像机和照相机的记者。气氛比较严肃。
坐下交谈过后，米猜议长向我们代表团赠送礼品。泰国出鳄鱼，什么鳄鱼皮的钱包、皮带等等，那些礼品做得很漂亮。他送完，轮到我回送，我就指着这个不大的彩盒说：“议长先生，您的礼品很丰富也很华丽，可是我的礼品很简单，就这么一小盒录音带。但是我要向您解释一下，这小盒录音带是我们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同志所作诗词、由我谱曲的十二首诗词歌曲。这些诗词不仅是文学上的精品，同时也是这些革命家理想信念的写照，是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侵略压迫建设新中国的光辉历史足迹。”他听了之后先“哎呀！”一下，然后说：“您的礼品太珍贵、太好了，比我的礼品强多了，我要好好欣赏它，永远珍藏它。”然后他又说：“我对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先生非常尊重。”他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既惊讶又高兴。在当晚的一个盛大酒会上，泰国一位访华时见过我的海军中将举杯过来向我敬酒说：“米猜·雷楚攀议长和您的会见非常成功，泰国电视台已向全国和亚洲都播放了。祝贺您！”我们代表团当然也皆大欢喜，一块石头落了地。上面的三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证明了艺术的真善美何等重要。
二 动乱年月的“红星”，谈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三首歌曲
动乱年月拍摄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和影片里的三首歌曲，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给人们干涸的心田送去了滋润，反映出艺术作品真善美的力量和品格。
（一）关于《红星歌》
1973年10月15日，八一厂领导向我交代任务，让我为已经拍摄了两个多月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拿到剧本发现主题歌的歌词不合适，我提出意见后，剧作家很虚心地进行了修改，我又提出了意见。剧作家说，他们对歌词写作不熟悉，建议请词作家来写。厂领导采纳了剧作家的意见，几经联系找到了沈阳军区的词作家邬大为、魏宝贵两位同志，当时他们正在北京。10月25日我带着剧本去他们住处面谈，他们问我，你对主题歌有什么想法？我说既然影片叫《闪闪的红星》，主题歌是不是可以叫《红星歌》？又短小又点题，也容易记住。关于艺术风格方面我提了三点意见：一，这是一部军事题材的影片，主题歌要有进行曲风格；二，影片的主人公是个小孩子，要有一些儿童歌曲的气质，歌词不要过长，要好唱好记；三，这首歌虽然是现在写的，但让人听来，三十年代也能有这样的歌。这几点意见，两位词作家表示同意，并问我：“什么时候要歌词。”我说：“我已买好29日晚上从北京到上饶的火车票。”他们两位说：“你29日上午来拿歌词。”
29日上午，我如约而至。词作家把歌词拿出来念给我听，我很满意，未提出任何意见。这时我身后一个声音说：“是不是还应该再加上两句。”我回头一看，是词作家王石祥，就是后来写《十五的月亮》那个人。于是两个词作家和我不约而同地问他：“你说加什么？”他说：“现在的歌词已经写得很好，但还应再加上‘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我们三人又不约而同地表示同意加上。主题歌的歌词就这样定下来了，而且解决得很好。我很高兴地向词作家们表示感谢，当晚就和这部影片的摄影师之一，他也是一位三十年代的老电影工作者曹进云同志踏上了开往上饶的火车。一夜的火车和第二天从上饶开往景德镇的七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接着又坐了一小时四十分钟摄制组派到景德镇来购买粮菜的大卡车，终于到达摄制组的驻地鹅湖。一路上的火车、汽车、大卡车，震动、颠簸、喧闹，中间还要下车到路边店小饭铺里吃饭，路上的老乡带着小孩、带着鸡笼子，甚至是蛇笼子上下车的嘈杂好像都不存在，头脑里只有一件事：“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这首主题歌到底写成一首什么样的歌曲？火车、公交车、卡车坐完了，我的主题歌也构思出来了，到了驻地，趴在一间我和两位录音师合住的小屋床上把歌曲写了下来，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歌《红星歌》。
（二）关于《红星照我去战斗》
原电影剧本上还设计了一首儿童歌曲“高山竹子青又青，颗颗红星亮晶晶，流水送得八方去，五洲四海放光明。”我仔细阅读剧本后，感到现有的影片主题歌已被写成了儿童歌曲，如再写一首儿歌势必重复。现有影片五首歌曲中，有两首童声、三首女声，唯独没有男声歌曲。根据影片的风格和故事情节，再写一首抒情的男高音独唱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必须要有适当使用歌曲的位置，不能生按硬套。经过反复阅读剧本，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竹排流水”这场戏，这是个合适的地方：宋大爹划着小竹排，送小冬子去姚湾镇做地下工作。画面上只有秀美风光，没有演员说话，剧作家在这里写下了十八个字的情景描写：“两岸青山，夹着一湾绿水，一叶竹排，顺流而下。”诗情画意，美妙之极。方案想定之后，我在当晚的镜头会上提出加男声独唱的建议，获得李俊导演、蔡继渭摄影师等主创人员的一致同意。我提议由李俊导演来写歌词，李导演说，他白天拍外景，晚上开镜头会，实在是没有时间。他委托我代表他们去请正在摄制组蹲点的八一厂故事片室政委王汝俊同志，他也是《闪闪的红星》创作组的组长，来写这首歌词十分合适。第二天上午我来到王政委屋里，向他说明来意后，他二话没说，直接问：“你说怎么开头？”我脱口而出：“‘小小竹排江中游’吧！”他说：“你明天上午来拿歌词。”
第二天上午我如期拿到了最初的歌词：“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天寒鸟高飞，水冷鱼潜游。……”因为小冬子去姚湾镇是做地下工作，所以“天寒鸟高飞，水冷鱼潜游”。这首歌原来的开始就是这样的，而且这个词跟曲调很顺，很合适，但是后来三改两改，这种说法那种说法，把这两句给改没了，至今我还觉得有些遗憾。
拿到歌词当天就写出了曲调，因为这件事从产生想法到查找歌曲的落脚点，到镜头会，再到请王汝俊同志写歌词，颇费心思，情绪很集中，酝酿得比较充分，所以下笔通畅，一挥而就。歌曲唱给导演和摄制组通过后，还没有歌名，大家七嘴八舌：“小小竹排江中游”、“明日红星照江头”等等名目，都不满意，没定下来。时间紧迫，我就不等了，开始写乐队总谱。那时我们的住宿条件很差，在农村人民公社一个所谓的招待所，一座木板房，一上楼梯，楼梯都颤动。我和两位录音师合住一间又暗又冷的小屋，屋子里只有一张小桌子，连我的管弦乐队谱纸都放不下，三个人一间屋，又互相干扰。所以我就借住到马路对面公社卫生院办公室的里屋，说是里外屋，但是门上没有玻璃，外屋说话里屋都听得见。老乡来办事说话吵架听得一清二楚。但是好在我是一个人，屋里又有一张旧桌子，可以放下我的谱纸。我就用旧报纸铺一铺，把头上的灯头罩一下，还有一张旧床可以睡觉，至于钢琴，那就连想都不要想了！我就在这间鹅湖农村的小屋里，夜以继日，甚至通宵达旦地工作。外屋的说话吵架一切充耳不闻，直到写出《红星歌》等七段歌曲的全部乐队总谱。带着这些总谱，11月14日返回北京准备录音。李双江在录音的时候还没有歌名，我在录音棚现场还动员大家帮我们想歌名。后来总政歌舞团合唱队魏梦君同志提出了《红星照我去战斗》这个名字。我认为很好，至此歌名才定了下来。李双江的演唱声情并茂，深获好评。电影一放，《红星照我去战斗》这首歌便插上了翅膀展翅飞翔。
（三）关于《映山红》
就在我从江西回到北京即将交出总谱开始录音的时候，故事片室音乐组开会。我顺手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看见里面有一本《闪闪的红星》剧本第三稿。我顺手翻开，看着看着突然眼前一亮，一首歌词跳入我的眼帘：“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边看边念出了声，在场的巩志伟、李伟才同志马上问我：“这首歌词你怎么没写？”我说：“我不知道啊！给我的剧本第四稿上没有这首歌词，这是第三稿。”他们两位都说这首歌词好，我也认为这首歌词好，它深深地吸引着我，但是当时我很难办，因为给我的第四稿上，在《映山红》的位置上已经有了三首歌词，分别叫《手捧红星盼红军1》《手捧红星盼红军2》《热血迎来红旗飘》。并且我都已经谱好了曲子，导演和摄制组已经通过，而且反映也还比较好。管弦乐队的总谱也写好了，我要是再写《映山红》，这三首歌就都得放弃，前面的劳动都白费了。不通过导演就改变方案行不行？我自己就擅自做主，也不合乎工作程序。从时间上来看，也不容许我再去江西和导演当面讨论，再者我新写的《映山红》就一定能比原来的《手捧红星盼红军》好吗？也没有把握。左思右想进退两难，上下左右衡量对比，引起了强烈的思想斗争！
当时确实比较作难，思想斗争很激烈，到底怎么办？两天，整整斗争了两天，最后下决心：否！把那三首歌全否了，不是一首，是三首，全否了。连颇费心思在那小屋写的总谱也否了！
两天后，想通了，下定决心改写《映山红》，把歌词中的“亲人回”改成“红军来”，仅用两个小时女声独唱《映山红1》就写出来了！接着写混声合唱《映山红2》，再接着写乐队总谱，写出来后，赶紧交付录音，根本就没有征求李俊导演的意见。所以我对李俊同志心存感激，他很信任我，没提出任何让我为难的意见。录音时邓玉华同志情真意切的演唱打动了正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样板戏电影《红灯记》剧组的一些京剧团人员，李双江录他们来听，邓玉华录他们也来听。据八一电影制片厂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你这两首歌大概是要唱出去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他们样板戏的那些人，回去在车上就唱起来了。”
央视主持人朱军同志对我说，一个美国青年报名参加央视的歌唱节目，朱军问他：“你唱什么歌曲？”美国青年说：“我唱《映山红》。”朱军又问他：“你知道《映山红》的歌词是什么意思吗？”美国青年说：“我不管歌词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它的曲调好听，我就唱。”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拍我个人专题节目的时候，也有欧亚非不同肤色人组成的“五洲同唱组合”也演唱过《红星照我去战斗》和《映山红》。
《映山红》本来是一首民歌风的歌曲，是为民族唱法的歌唱家而写的。但是现在是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流行、摇滚都唱，中国人、外国人都唱，流传面越来越广，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
回头看，在那个困难的情况下做出的正确抉择，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写出的《映山红》歌声令我感到欣慰，也证明艺术创作也要实事求是。在我思想斗争激烈，难解难分时，我冷静下来，深入分析“夜半三更盼天明”此情此景下，人物思想感情的分寸。我倒没想别的，什么“健康不健康”，“有没有倾向性”的问题那些都没有想。就是想你根据什么来决定写还是不写？最后依据的是此情此景下人物思想感情的分寸：红军走了，白军来了，母子躲到山间茅棚子里，当儿子看着爸爸留给他的红五星问母亲：“妈妈，我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呀？”母亲怎么回答，她知道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吗？她也说不清。但是她相信红军是一定能回来的，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她对革命胜利、红军回来充满了信心和向往。所以她说：“等到满山的映山红都开了，你爸爸和红军就回来了。”接着，她深情地唱出了“夜半三更盼天明……”头两句是无伴奏的，像说话一样轻轻地唱出来，“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既是回答儿子的问话，也是吐露自己的心声。
动乱年月拍摄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和影片里的三首歌曲，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给人们干涸的心田送去了滋润，反映出艺术作品真善美的力量和品格。
三 历史转折中的“星光”,关于歌剧《星光啊星光》的创作和演出
《星光》是一部抒情性的悲剧，既是大悲也是大抒。它是我们国家那段历史大悲剧的一个缩影，是十年动乱的一个局部再现。爱情的抒发、悲情的抒发、亲情的抒发、豪情的抒发就构成了《星光》音乐的风格和基调。
2011年5月23日，《理想之歌》傅庚辰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举行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紧接着12月22日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全会刚刚结束，1979年新年伊始，歌剧《星光啊星光》（下称《星光》）的主要编剧之一所明心拿给我歌剧《星光》的剧本，希望我能为这部歌剧作曲，而且中国歌剧舞剧院已决定排这部戏。
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剧院有向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任务，所以事情比较急。我告诉所明心说：“我看了剧本再说。”当时我的时间很紧，已担任了故事片《挺进中原》和《雪山泪》的作曲，还在柯岩同志诚邀之下答应为她的歌剧《记着啊，请记着》作曲。这是中央歌剧院向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的作品，三部作品压在那里，再加上一部歌剧，我的负担确实太重了！时间这样紧，写不好，还不如不写。但《星光》的故事十分感人，它不仅在艺术上激起我的共鸣，而且它唤起了一个作者应有的社会良心，通过这个作品揭露“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告诉人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绝不能允许它重演！在矛盾的心情下，我把剧本拿给扈邑同志看，扈邑是我在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同班同学，1946年参军的老同志。他历经坎坷，1957年被打成右派，妻子离他而去，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多年后，又复原回老家当工人。可他对音乐痴性不改，一直还在作曲，有时还给我寄来他的新作。“文革”中他的处境可想而知，他的几首作品，被刻意打成“反动歌曲”，号称所谓“三首反动歌曲事件”，在报刊上大加批判。他也从右派被批判成为反革命，被轮番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连行动都很困难。粉碎“四人帮”后，他还在工厂当力工。197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片室有一部影片要我作曲，我借机推荐扈邑同志来代替我，因此他来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我把《星光》剧本拿给他看时，他反映强烈，支持我要接手下来，并表示愿意协助我一起来完成。
《星光》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省公安厅有一份“801”卷宗，上面记载着江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捕的情况，这被“四人帮”及其爪牙说成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于是操纵公安厅造反派查抄，把拒不交出档案的公安厅厅长祝久明打成黑帮，并关进牢房，迫害老厅长夫妇双双致死。厅长的儿媳田茹星是公安厅的档案保管员，因拒不交出“801”卷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厅长的女儿祝蒙蒙因受蒙蔽，与家庭划清界限，生活上又受到造反派头头的欺骗与抛弃，父母双亡，幻想破灭，精神失常，最后投江自尽。厅长的儿子祝光明则携带卷宗出走，坚持与“四人帮”继续斗争。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悲剧故事，它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使我激昂、使我悲愤，使我拿起笔来，对“四人帮”进行诛伐。
《星光》是一部抒情性的悲剧，既是大悲也是大抒。它是我们国家那段历史大悲剧的一个缩影，是十年动乱的一个局部再现。在那场浩劫中，像祝久明这样的家庭何止成千上万，它的悲在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逆转，它的悲在于这段历史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挫折，给千百万家庭造成的巨大灾难，尤其严重的是，它给人们精神上、信仰上造成了巨大创伤，是何其沉重！它的抒在于抒发人民的正义之声、斗争之声、对丑恶诛伐之声；抒发爱情、亲情、同志情、战友情，对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具有坚定信心的斗争豪情。这种爱情的抒发、悲情的抒发、亲情的抒发、豪情的抒发就构成了《星光》音乐的风格和基调。
《星光》故事一开始就是婚礼的场面，气氛热烈一片喜庆。男女主人公祝光明和田茹星喜结良缘、洞房花烛，他们唱着“歌声随着夜风飘扬，新人儿随着歌声跳荡，欢乐的琴弦已拨响，梦中的美景在荡漾”。剧作上的这个安排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喜庆婚礼的欢乐开场与家破人亡的悲剧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它深刻地揭露了这场所谓的“革命”给人们带来的究竟是什么？这部戏有六个人物，五正一反，五个正面人物，死了四个，确实是个悲剧。而在这个悲剧中，最令人悲伤的人物是祝蒙蒙，她是一个幼稚单纯的青年学生，响应号召参加造反，戴上了红袖章，并与造反派头头、她父亲的秘书杨幕林产生了感情。但是她父亲成了“黑帮”以后，她就被剥夺了红袖章，并被杨幕林抛弃。开始她还抱怨父母兄嫂对革命不忠诚，没有交出蓝本本即“801”卷宗。后来父亲死了，她了解了真相。她对使她受骗上当家破人亡的所谓革命造反的信念崩溃了，精神失常了。在第七场中，她披头散发，精神恍惚、步履蹒跚地走上了舞台，口中喃喃自语地唱道：“清冷的月光照地下，月光照地下，照着那一束小白花，小白花呀，它真傻，它以为是阳光照着它……”在这悔恨的喃喃自责中，她走进了大江，结束了自己豆蔻初开的年轻生命。紧接着合唱响起：“大江中溅起一朵浪花，把不幸的姑娘收下，江涛阵阵，咆哮喧哗，为姑娘倾诉着没说完的话。”这撕心裂肺的歌声，怎不催人泪下？
我因为还有其他几部作品，无力参加乐队的写作，以刘以健同志为主和姚加正、扈邑同志他们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赶写出数量众多的乐队部分，对此剧的顺利上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星光》能够上演，并获得成功，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领导、导演、演员和全体工作人员功不可没。当所明心把剧本送到乔羽同志处，时任业务副院长的乔羽看过剧本，当即表示支持。与院长晏甬同志、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李刚同志看法一致，坚决支持这个戏的投排。后来又定位为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剧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为有胆有识，因为当时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尚未作出结论，距1981年9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正式作出结论还有两年多的时间，能够在这种没有红头文件依据的情况下，投排这样的一部戏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后来出现的一些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
7月份彩排是在中央党校礼堂进行的。在第二场彩排开始前，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同志会见了我们几个编剧和作曲者。他说：“哎呀！同志们，你们的戏在我们中央党校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昨天晚上学员们看过你们的戏后，今天早上的学习讨论会，就不讨论原来的题目了，光讨论你们的戏了，争论得很热烈。”我们问：“争论什么呢？”宋教育长说：“关键是‘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否定。赞成你们这个戏的学员认为‘文化大革命’应当否认，不赞成你们这个戏的学员，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我们又问：“宋教育长您的看法呢？”他说：“我是赞成你们这个戏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否定。”发生在中央党校里的这场争论，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考虑到中央党校学员的社会地位，多是司局级，有的是省部级，这场争论就更具有代表性。
时隔不久，中国歌剧舞剧院召开了一次《星光》座谈会，也出现了上述情况。重点仍然是“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否定的问题。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还是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能全面否定吗？至少要四六开，或者三七开。这种争论甚至还出现在同年10月下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上：在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同志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粉碎‘四人帮’以后，歌剧也有好作品，比如说《星光啊！星光》那就是好作品嘛！”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强烈，一些代表团在讨论中也发生了两种不同意见。在简报上也有了这样的反映：“《星光》到底要怎么看？是好作品还是有问题？难道‘文化大革命’能否定吗？”周扬同志看到简报之后，当晚就去看《星光》的演出。看完后，立即召集各代表团团长开会，他在会上说：“我做报告的时候，还没看过这个戏，报告也不是我一人写的，我是看了会议简报后今晚才来看这个戏的。看了戏之后，我认为我的话不但没有说错，我说得还不够。”《星光》这部戏，彩排审查时，编剧作曲的有关上级领导均未到场。可以理解，因为那时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没有表态，他们也不好表态。记得周扬讲话的当晚，解放军代表团团长、总政文化部部长刘白羽同志就给我打电话要看《星光》，我只能遗憾地告诉白羽同志：“大会只安排了两场，已演完，只有以后再请您看了。”
事隔四年之后我调动工作，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到总政歌舞团任团长。在调动工作的过程中，我的两位领导还善意地对我说：“你写《星光》和《枫》那样的作品干什么？吃力不讨好，别人还对你有意见。在评级会上，人家提出你的创作思想不端正，写了《星光》和《枫》，要不是我们说，你还写了《雷锋》，还写了《地道战》，还写了《闪闪的红星》，你评级就不行了。”我听了只能笑笑，我还能说什么？
这里我想简单地讲两句“四次文代会”。四次文代会开幕时，我在现场听小平同志讲：“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另外，四次文代会又发生了文艺方向的争论。我们以前一直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四次文代会就出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二为”的提法，当时有些同志想不通，说“我们不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不提为政治服务，那为什么服务？我们以前不是一直是提‘为工农兵服务’吗？难道还要为其他什么人服务吗？”争论得很厉害。为此我去请教乔木同志，他跟我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召开的，那是战争年代，提为工农兵服务可以。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光提为工农兵服务就不妥了，人民大众不光是工农兵。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所以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话是我提出来的，但是是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政治局通过了，就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央的意见。我们是通过夏衍同志在文代会上讲出去的。”这个事给我印象很深。
四次文代会前后，《星光》在天桥剧场连演许多场，场场爆满，观众络绎不绝，反响十分强烈。我们作者每天到剧场，观察听取演出的反映，在剧场休息室接触各方面人士，广泛听取意见。许多观众都很激动，尤其是一些老同志，他们大多在十年浩劫中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黑帮、黑线人物，甚至反革命，横遭摧残家破人亡，因此一边看戏一边流泪，甚至失声痛哭，有些文艺界的前辈和领导对《星光》也给予热情的支持。记得当时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同志看完演出后上台表示祝贺，他说：“不是说粉碎‘四人帮’以后，音乐界没有作品吗？今天看了你们的戏，这不就有了吗？”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同志，在演出中场休息时，向我和所明心要曲谱和剧本，说要推荐给上海歌剧院。后来他对我说，开始上海歌剧院担心，怕卖不出票赔钱。我对他们说，赔钱市委给你们补。结果一个月连演29场，场场满。不但没有赔钱，还赚了钱。陈沂同志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整版的长文来评论这个戏。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六部委组成的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创作演出办公室等单位，纷纷召开了《星光》的座谈会，给予好评，许多报刊都给予了热情的报道。《光明日报》发表了头版头条，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创作演出评奖中《星光》被评为创作和演出双一等奖。
难忘1979年还因为这一年是我几十年创作生涯中，最激动、最紧张、最热烈、最多产的一年，除了歌剧《星光》之外，还有歌剧《记着啊，请记着》，电影《挺进中原》《雪山泪》和之后的电影《梅花精》《走在战争前面》，以及一批歌曲。为了更有效地工作，我住到了空军指挥学院招待所，实际上那时我是同时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歌剧院两个剧院和八一厂、峨影厂、珠影厂三个电影制片厂作曲。因为忙，我平时晚上不回家，只在星期六晚饭前回家，星期一早饭后再回来，但是这样一来，每周就有一天多不能集中精力工作。因此就改为每周二晚上回家，周三早上回来，但时间还是不够分配，索性后来就不回家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星光》开始彩排之后，才有所改变。记得开始写作《星光》时，有84段唱，正式演出时，改为55段，初稿我们只用了26天就写出来了。音乐就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从心底奔流出来。
1995年，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等单位举办我的作品音乐会。由于音乐会的曲目多，时间又有限，有些同志建议不上《星光》的曲目，而我下决心宁肯拿下其他一些作品，甚至是获得全国一等奖的作品，也要上《星光》。后来上了《星光》第七场，并重新制作服装、布景、灯光、道具，增加了舞蹈，仍由万山红主演，因为《星光》是我音乐生活中难忘的一幕，也是我们国家拨乱反正那段历史中文艺舞台上一朵耀眼的浪花。
四 向生活的海洋里要灵感，要激情，要艺术的真善美
为人民作曲是我的本分。我们的音乐要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伟大的中国梦！不要盲目跟风，不要盲目照搬，不要脱离实际，实事求是是我们的生命线。雅俗共赏，为更多的人们所喜爱更有利于艺术的生存与发展。
1964年，我写电影《雷锋》音乐。一开始写的主题歌叫《高岩之松》，立意很明显，把雷锋比喻为高高的岩石上长出的一棵松树，不怕风吹雨打，不怕冰雪日晒而傲然屹立，象征着他的意志顽强，立场坚定。词作家给我看歌词时，我认为形象鲜明、立意突出，感觉很好，很顺利地谱好曲子，我们词曲双方都很满意。但是，当我拿着这首歌到雷锋班去生活，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五次与雷锋指导员高士祥访谈，两次与雷锋战友乔安山谈话，与雷锋班一起开班会，到雷锋当过少先队校外辅导员的抚顺市望花区希望小学去采访校长、老师，到雷锋劳动过的鞍钢工厂参观，特别是参观雷锋事迹陈列室看到的破袜子、节约箱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等一系列的采风生活，使我对雷锋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雷锋不同于董存瑞、黄继光他们在战争中献出生命，雷锋是成长于和平年代，他的模范事迹发生于一点一滴的和平生活当中。他那高尚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行为发生在长年坚持的和平环境中，他是伟大寓于平凡。有了这个认识的转变，原来的主题歌《高岩之松》就不能用了！而词作者又无暇修改，他说：“你熟悉生活，自己写吧！”于是，我平生头一次写歌词。朝思暮想、魂牵梦绕，最终写成了《雷锋，我们的战友》，塑造了一个真实的雷锋形象，受到广泛欢迎。
1965年，写电影《地道战》主题歌。开始时在北京写了几稿，节奏平铺、曲调平淡，唱起来乏味。为此，我到地道战的发祥地——河北省清苑县冉庄采风，与河北民间艺人大贵子、小贵子一起走村串户搜集河北民间音乐。与摄制组一道生活，遍访地道战遗址，采访当年打过地道战的老民兵、老英雄，实地察看地道，看那些坑洞子洞口、锅灶洞口、驴槽子洞口、庄稼地洞口，参观农村的地道战展览室，看那些农民自造的红缨枪、大刀片、土地雷、土手榴弹……我深入实地，在低矮的原始地道里钻看摸爬，地道战那机动灵活、神出鬼没的情景跃然心中。
一天清早，我随摄制组拍外景，一边走一边还在想主题歌的曲调，当队伍走出村边，眼看就进庄稼地了！突然，“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的词曲蹦出心中，我掉头就往回跑，回到住处，趴在老乡家的土炕上，立即把主题歌写了下来。这就是每到抗战胜利纪念日时往往会唱起的歌曲《地道战》。
2004年，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为纪念这位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翟泰丰同志作词、我作曲写出了大型声乐套曲《小平之歌》。其中的第三段《小路》是《小平之歌》的核心。这里所说的“小路”就是大家通常说的“邓小平小道”。
为写这部作品，我曾两次到这条小道上行走，察看。第一次是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之后，我参加中央军委学习组沿着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路线学习后，单独到南昌望城岗南昌陆军学院小平同志“文革”中被软禁的地方采访，到“邓小平小道”上反复行走。第二次是2004年6月我为了写大型声乐套曲《小平之歌》又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再度反复行走。当我在这条小道上行走的时候，我就在想：小平同志从1969年10月到1973年3月这三年多，一千多次地在这条小路上行走，在他的住处和他每天去劳动的南昌机械厂之间，在静静的田野上行走，他不能不想事情吧！不能不想问题吧！他思考什么呢？当然，他会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党籍都被停止了，孩子也残废了，工资也减发了，今后的前途和命运如何？但我想，面对动乱的“文革”岁月，他更多地会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旦有机会出来工作将怎样治理国家？所以，这三年多的一千多次小道上的行走是他改变党的工作重心的思想酝酿，是改革开放的思想酝酿，也是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思想酝酿。所以，《小路》这首歌是《小平之歌》的核心，太重要了！没有它，《小平之歌》我也可以不写。纪念建军80周年军旅音乐周《傅庚辰作品音乐会》中场时，在休息室里我向几位到场的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对《小路》的上述想法，他们也表示同意。
1981年傅庚辰到总后工程兵某部教唱电影《雷锋》主题歌 丁建伟 摄
总结创作心得，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两个吃透”、“三句话”、“四个字”。
“两个吃透”是说，在写作时要有两个吃透。一是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它究竟要表现什么？二是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对已明确的主题思想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艺术样式去表现。
明确前者不是很难，尤其是声乐作品一看歌词就能知道。明确后者却不那么容易，同样的题材，可以有多种艺术形式来表现。而“吃透”就是要求作者在诸多可能中选择出最恰当的样式，从而取得最佳的效果，很好地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会很难，但要坚持住，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而不能“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第一个“吃透”关系到作品的方向，第二个“吃透”关系到作品的成败。
当今世界，文化思潮纷纭复杂，艺术流派多种多样，音乐的现代派技法良莠不齐，我们既要借鉴又不能照抄照搬。一个时期以来，在学习现代技法上发生了误解，走过弯路，有了经验教训。我主张讲三句话：“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技法是手段，语言是桥梁，结构是载体，三者有机统一，创作出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音乐高峰作品。
“四个字”是“雅俗共赏”。能真正做到“雅俗共赏”也不容易，这是一个艺术创作的高境界，也是一个艺术创作的服务对象问题。不可否认，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各有所好，但不宜提倡某种艺术门类或一些作品就是为“小众”服务的，只有“小众”才能接受。不能路越走越窄，更不能走进“死胡同”。雅俗共赏，为更多的人们所喜爱更有利于艺术的生存与发展。
不要盲目跟风，不要盲目照搬，不要脱离实际，实事求是是我们的生命线。
2013年11月4日，央视《光荣绽放》栏目举办了“中国十大作曲家声乐作品音乐会”，主持人要我上台说几句话。我说了：为人民作曲是我的本分。我们的音乐要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伟大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