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一语中的，这是当前文艺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就交响乐创作来说，我以为，我国并不缺乏人才。从上个世纪50年代“留苏”，到改革开放以后“留美、英、法、德、俄”等国的留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历历在目。我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更是大有人在，他们都受到过系统的专业技术训练，并学习了外国的现代技法，在技术上不存在障碍，可以说“老中青”三代俱在。这些音乐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交响乐事业，为此付出辛勤劳动。仅第一届“金钟奖”参评的交响乐作品就有121部，评出了金奖《土楼回响》。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13年，又有几百部作品问世。但是，在新中国成立50年、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等庆祝演出时竟很难选出“高峰”作品，而不得不还是演奏“老三篇”：《梁祝》《黄河》《红旗颂》。同时，欧美等世界多国也呼吁要求演奏中国作品。但是，能拿得出去的作品的确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为什么是这样呢？正如某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新作品音乐会邀请外国专家出席，结果外国专家评论说：“你们这些作品的写作技巧一点也不比外国差，但听不出来是中国人写的。”著名指挥家陈燮阳同志对我说：“现在有些作品乐团不愿意演，指挥不愿意指，听众不愿意听。尤其是音乐院校学生写的一些作品，指挥都无法下拍子。有的著名歌曲改编的曲子，听众竟以为是乐队演错了，甚至发生排练时乐手与作者吵架的现象……”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和惊醒吗！当然，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王宁写的交响乐《人文颂》已在法国、美国和我们的台湾上演，受到好评。

　　我以为在创作思想上要提倡现代技法中国化。现代技法要学，但不能“生吞活剥，照搬照抄”，要结合中国的创作实际。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邓小平理论，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因为他既大胆提倡、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又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期毛主席就提出过“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国情的系列讲话，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音乐创作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要把外国的现代技法化解为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作品才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

　　音乐语言民族化。旋律是音乐的灵魂，古今中外流传至今的优秀作品无一例外地都有美好的旋律。而这些美好的旋律都与作品反映的国家民族相联系，来自于本民族的民族、民间音乐语言。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音乐是世界语言。”但这不排除音乐要具有国家、民族的色彩和风格，如果这些具有国家民族色彩的音乐语言都在作品中消失了，全世界的音乐都一个样，那将多么乏味，也就不能称其为世界了。正因为如此，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才以其鲜明的民族风格，美好的中国旋律传遍了世界。要重视旋律的写作，要重视音乐语言的民族化。

　　音乐结构科学化。结构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作者当他的创作进展到一定程度，能否更上一层楼，驾驭曲式的能力将是重大考验。恰当的体裁结构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表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体裁结构是为内容服务的，要根据作品的内容来取舍，结构的存在和运用有其内在的规律。交响乐里常见的奏鸣曲式之所以沿用至今，就是由于音乐发展的规律，矛盾冲突、对立统一的需要。音乐结构科学化，是要遵循音乐发展的自身规律，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提供恰当的形式、完美的表达。

　　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是中国音乐作品从“高原”走上“高峰”的必经之路。

　　我们热烈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怀抱理想信念，脚踏祖国热土，朝向美好未来，勤奋耕耘，精益求精，为人民充满激情地创作出无愧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