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红色娘子军》、《鱼美人》，相信每一位中国人都不陌生。杜鸣心，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是这些经典名作的创作者、缔造者，其成名作《鱼美人》(与吴祖强合作)、《红色娘子军》(集体创作)在保持和发展民族音乐特色的同时，在吸收外国舞剧音乐创作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被公认为是20世纪中国音乐的经典作品，其中的主要音乐片段改编后成为各大音乐会保留曲目。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杜鸣心先生可谓桃李满天下，门下弟子众多，皆为现今音乐界之巨擘翘楚。在“杜鸣心作品专场音乐会”现场，其学生、作曲家叶小纲、刘索拉亲自为老师助阵，因公外出无法赶回北京的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沛东和错过了音乐会时间的作曲家王黎光则对未参加老师的音乐会备感遗憾。提起当年跟随杜老师学习的情景，这几位著名作曲家都记忆犹新。

　　“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提起杜鸣心老师、提起杜老师当年的循循教导，徐沛东的感激和敬佩发自肺腑，“‘为人师表心如镜’，杜老师对我们学生太上心了：他的钢琴弹得非常好，上课时他总是用钢琴跟我们‘对话’，跟我们‘聊’我们作品的结构；他教课不是在简单地给我们分析大师的音乐作品，而是结合我们创作的实际情况为我们指点迷津；每次看到我们的作品，他不是单纯地在批改学生作业，而是总能用他敏锐的音乐感觉一下捕捉到我们创作的问题，然后为我们精心分析，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怎样做音乐；作为老师，他从不压抑学生的个性。在校期间，有一次杜老师外出采风把我交给了另外一名教授，结果这3个月，我一个音符都没有写出来！”

　　“1963年，8岁的我在上海少年宫学习芭蕾舞，那时我们跳的就是杜老师参与创作的舞剧《鱼美人》中的《珊瑚舞》；1971年，我在农场劳动，《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一段独舞着实打动了我，在音乐中我感受到了吴清华思索、认识、觉悟的过程，更真切地体会到了作曲家创作的魅力。那时我心中就暗下决心——我也一定要写出这样的音乐！1977年，我如愿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当时我心里还有一个愿望：我要成为杜老师的学生！杜老师教课从来都是因材施教，他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特点和条件启发我们，不会让任何一个学生感到不公平。他是一位仁者，是他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美丽、什么是美好、什么是仁爱。”叶小纲真诚地说。

　　“当年我考大学时，其实对中央音乐学院并没有太多概念，而就是冲着杜老师去的。当时中央音乐学院老师挑选学生和学生选择老师的模式就很先进——背靠背双选制。一年级结束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杜老师，但我的心理万分紧张——我的成绩一定进前3名了吗？杜老师不会不选我吧？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硬着头皮敲开了杜老师家的大门……当他告诉我‘我选的就是你’时，我简直太激动了！杜老师无论在创作灵感上还是在生活方式和为人上都给了我很多启发：他的人生虽然历经磨难，但始终保持着一颗年轻、乐观的心；他给学生上课从来都是衣冠整洁、气氛温馨；他不仅笔耕不辍，还愿意聆听学生的建议——在我大学四年级时上作曲课，杜老师弹奏了刚刚写好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彩》的主部主题后问我‘你觉得怎样？’杜老师用他的一言一行教了我们作曲理论，教了我们创作手段，更教了我们如何为人。”王黎光一提起自己的导师便滔滔不绝。

　　杜鸣心和他的学生们（右一：刘索拉，右二：瞿小松，右三：杜鸣心，左二：叶小纲，左三：鲍晋书，左四：李滨扬）

　　多年前，刚入音乐学院被杜老师选中为门下作曲弟子时，听同学们都议论说杜老师是个天才，我因此对作曲小课格外紧张，入学前那种砸着钢琴乱写乐谱的傻大胆激情都吓没了，一个音符都不敢落在纸上，满脑子的想象力只憋出散文来，生怕自己那点儿不成系统的音乐想象力不配和老师探讨。

　　为了让天才老师知道我也不是傻子，就把自己那一堆业余想象力和激情化为文字交给杜老师，记得一篇散文叫《鸽子》，一篇散文叫《深潭》。我走进小教室，把文章交给杜老师：“老师，这就是我想写的作品，但只有文字没有音符。”杜老师接过我的散文放在钢琴上，看着那些文字如同看着乐谱，手开始在琴上移动，音乐在他手下流出来，鸽子飞舞，潭水深遂，我的散文在他的琴声中有了生命和色彩，如同两张油画。他的手停在最后的和声上，然后轻声地问：“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目瞪口呆，马上厚着脸皮说：“老师，我干脆直接记录您弹的算了！”老师笑了，把手又放在琴上弹起来，我连忙在五线纸上速记，拣老师撒给我的音符，它们像阿里巴巴石窟的宝贝，多得拣不完。老师连续给我上了两堂即兴音乐课，把我误认为纯音乐就是用作曲技巧堆砌出来的僵死概念打破了，杜老师是第一个用他的琴声直译了我的散文，向我展示了音乐和文字的直接关系的人。这两堂即兴作曲课是我后来大批创作即兴音乐的启蒙。杜老师总是慷慨地和他的弟子们以及同行分享自己的天分，无论是随意的即兴音乐点拨，或者是逐个音符的教诲，他对灵感毫无保留。如今越上岁数我越体会到自己的幸运，我的作曲启蒙老师杜鸣心先生不仅是作曲大师和即兴演奏大师，更是一个在寂寞时从无抱怨也没停止过创作的大艺术家。

　　几年前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听杜鸣心从事音乐创作50周年作品音乐会时，那些流畅的交响乐作品让我又看到杜老师坐在钢琴前，边思索边即兴的状态。他不仅可以自由地在钢琴上驾驭乐思，又有深厚的功底来控制把握音乐的发展结构、风格的统一和交响性。只有一个具备完善的音乐逻辑思维和自由思维的音乐家才能创作出真正顺畅的音乐，这种音乐是不受任何时代和流派局限的，它只能是出于一个身体里拥有音乐的人。我听着杜老师的音乐，突然想到莫扎特，两个人几乎同样的真诚无忧，对待音乐有同样的“千”音“散去还复来”的潇洒气魄。

　　杜老师是一位经历了中国内战、革命、政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的人，他这一代人在政治生命中经历和承担了很多的重量，大家说他是幸运儿，因为他早年作为神童被国家保送到苏联去学音乐，回国后他教授的音乐系统是苏联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音乐的美学系统，他经历的音乐历程和所有老一代音乐家一样，创作上是受到很多政治局限的，在他的生命最旺盛时期，这位幸运儿必须要遵照政治方向的旨意来创作大量的政治宣传音乐。因此，从表面看来，他是属于上一代革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作曲家，但他的音乐才能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超越于所有作品的标题之上，他今天向我们展示的这些他各时期的创作，虽然代表了一个时代，但并不是什么泛泛的“时代之音”，而是一个音乐天才存在于这个时代，这时代的人们有幸听到了他的音乐。

　　描述杜先生的音乐不能以时代和流派论称，正如不能把莫扎特简单列入古典主义音乐家群体里一样，古典主义音乐家多如牛毛，莫扎特却只有一个。杜先生亦如是。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一直坚持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风格下创作，能够如此轻松地承载着诸多的政治压力、政治运动、政治风波的人生动荡，又能如此不停地、完全没有任何阴暗心理地去创作诸多优美音乐的作曲家，怕是只有杜先生。他的作品没有被时代的颠簸破坏，他的音乐美学没有被时代的动荡而扭曲，在大型的音乐结构中，他能保持没有一个乐句是不顺畅和生硬的，没有一个音响是扭曲的，没有一个音响是他自己不明白的，所有的声音都在一种坚持的童心下喷涌出来，是不必借助文学语言而独立存在的活生生的音符。

　　杜老师常常在大量充满生机的音响中夹进一段非常优美孤独的旋律。那旋律优美得近乎忧伤但不是伤感，我体验到的是作曲家不可告人的孤独感。那种孤独感中没有抱怨，没有造作，没有伤感，而是杜老师人生感受的一个缩影，他悄悄地把它放在音乐故事的一个结构里，乍听是在说故事，但其实没有一个故事主人公配得上那种优美的孤独，只有作曲家本人的心声。杜先生不是一个多言善表的人，人们看到的他、听到的他，是他平和安静的性格和他作品的社会功能性及大众的欢呼，大家不会把他的音乐焦点放在他那些悄悄的心声中，也许他自己也不把这些短暂的忧伤当回事，他让它们飘来，但绝不大肆渲染，而把它们控制在整个作品的交织结构中。他控制音乐和音乐感情的天分不是刻苦就能练出来的，那是他天性中的一部分，也不是能学来的。但我这个“多愁善感”的学生，在听到他那些温柔漫长的优美旋律时，想起老师一生如何为他的音乐而坚持、如何静静地坐在琴旁弹出这些孤独的自语来，竟非常不酷的泪流满面，要不是因为周围都是观众，我会大哭一场。音乐的真理就是真诚，这是杜老师音乐的金石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