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舞台上演唱的才旦卓玛（中） 中国文联网 孟祥宁/摄

　　我出生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农奴家。藏族普通老百姓对生日也不重视。我只记得妈妈说过，我是在割麦子的时候出生的，记得那年是藏历的老虎年，大概是1937年吧。后来我去内地上学的时候，在填表时就填上了1937年。组织上要求我把出生月日填上，实在是记不住日子了，就选择了8月1日“建军节”作为自己的生日。

　　我的父亲曾是制作首饰的银匠，在旧西藏，银匠铁匠的社会地位被认为是社会底层。我的家庭是比较穷的，也没地，也没有房，所以过的是农奴的生活。农奴租地主的、西藏贵族的地啊什么这些，我劳动，反正最后收获给他一半，我们自己一半。但是你今年收成很好，得到一半是可以的，今年收成不好，农奴主的还必须要交，因此生活上完全没有保证。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到了我的家乡日喀则，他们的驻地跟我们家很近。刚开始不了解解放军，有人说，解放军又抢东西，抢什么，说给我们老百姓听嘛。后来我们发现解放军从来不给老百姓找麻烦，而且他们住的都是搭的帐篷。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打水有一个井比较远一点，我们从家里带着桶去，打水的地方有很多农田吧，农田冬天不种东西，空闲的，空了以后，他们在那里搭的帐篷，然后就住在那里，吃在那里。以前藏兵来必须要占老百姓的房子。反正到我们这选了这个房子，选了这个地方，你必须要腾出来，而且腾出来以后，他住在这里，他的吃的，都得你们负责，这儿的老百姓负责。所以一对比嘛，发现解放军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从来不给我们找麻烦。

　　当时部队有一个文工团，他们天天又唱又跳，我可羡慕了，我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这样啊。为什么羡慕他们呢？ 主要是他们唱啊，跳啊，我们感觉他们生活没有什么压力，有吃的，有穿的，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部队文工团深深吸引了我，渐渐地，我开始参加由青联组织的一些活动。

　　我那时候参加活动就是唱唱跳跳。唱唱跳跳，还给我们一点吃的东西，吃的都是好的东西，家里没有吃过的。我们家里只能是糌粑啊、喝茶啊这些，他们那里有糖啊、饼干啊，这些东西很多，给我们吃，所以我就想，这样多好啊。他们听了我唱歌以后，就说：你唱得很好嘛，你到我们这来，给你吃的，给你穿的。

　　那个时候我自己想去文工团，但还不敢自己做主。我就这样跟他们说了，我说我想，但是我要先跟家里说，看家里父母同不同意。后来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们跟你们家里说。正在考虑是否加入文工团的时候，1956年，正好有一个由西藏团委组织的赴内地参观的机会，他们组织了一个“西藏青年参观团”去内地，我被选为其中一员。因为有许多藏族青年在一起，家里便同意我去了。1957年初，我就与其他藏族青年一起去内地参观了。

　　参观团在内地参观了一年，我们到了北京、上海、武汉、南京，东北那边，大连啊什么，都去了，参观了十几个省区。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就心里有点怎么说，紧张吧。那个时候我们西藏有反动的宣传嘛，他们说共产党来了以后，就是要把西藏的好多年轻人都带到内地去，还回不去了。到哪里去，我还能不能回得去，就想这些，就有点紧张。到了北京以后，我们第一个地方就是到北京嘛，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都接见我们。我们那个时候在西藏就知道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们都叫朱总司令。因为解放军进来的时候，带着照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都知道，这两个是好人。所以当时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接见的时候，也非常激动的。我们到的地方都和西藏不一样。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天天好得不得了。有吃的，简直是非常幸福。然后我们到东北去以前，给我们每个人做的皮大衣，鞋子帽子什么都做好了，一个一个都很漂亮，知道吗，看看自己，互相看看，大家都高兴得什么似的。

　　去内地参观前没参加文工团嘛，回来以后就参加了文工团。为什么呢，我从内地回来后，我家里一看，我父母一看，他们说，我小孩都变样了，原来穿的旧粗氆氇衣，换上了鲜艳的毛料新藏袍，人养得又白又胖。父母说，小孩都变了，共产党这个人可能会是好人。后来我也跟他们说嘛，人家内地人怎么过生活的，人家农民都是自己种自己拿走。后来我妈妈又说，这个共产党肯定是个好人。后来我去参加什么活动，她说你去吧，爸爸也说你去吧，就这样，我参加了文工团。

　　那是1958年，我21岁。到了文工团，我目不识丁，困难重重。领导便送我到陕西咸阳，进入设在那里的西藏公学学习文化。在那里的半年，我们开始学那个bpmf，学汉语拼音，还学藏文。

　　在西藏公学学习半年之后，机遇再次降临到我的面前。为了培养西藏音乐人才，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了民族班。1958年的一天，上海音乐学院来咸阳西藏公学招生，我报了名，竟然被录取了。当时学校来招生，我们好多人都考试嘛。老师就听我们文工团的人介绍，有一个女孩嗓子很好的，叫才旦卓玛，你们可以听一听。我凭的就是这个嗓子，其他什么也没有。

　　1958年底，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刚开始，语言不通，我是汉字认一点点“你我他”之类的，藏文稍微会一点点。气候、水土、饮食都让我感到不适应。刚开始我经常偷偷哭泣，也产生过回家的念头。但学校对藏族学生非常照顾，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渐渐地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刚开始学习时，我闹过很多笑话。老师上乐理课，在上面写着简谱，看老师写的“123”，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后来问旁边一个从青海来的藏族同学，老师写的“123”是什么意思？同学说那就是简谱。

　　幸运的是，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遇上了几位好老师，最重要的一位就是王品素老师。第一次上课，王品素老师把我领到了音乐教室听唱片，我听着那些花腔女高音，听得入迷，禁不住模仿起来，老师惊讶极了，因为她竟然在钢琴上找不到我的高音区。老师当即决定不让我走传统路数，让我尽量保留藏族民歌的演唱特点，指导我通过科学方法把自然状态发挥到极致。现在想来，老师做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丢失自己的嗓音特质。

　　我们藏族歌曲的最大特点，是既高亢嘹亮，又悠远婉转，这也许是辽阔的草原环境对藏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吧。但是，以往在藏歌演唱中高亢嘹亮往往失之单薄、甚至刺耳，悠远婉转常常显得纤弱，较好地弥补这一缺陷的一个演唱技巧，是源远流长的藏戏唱腔中的“震谷”。所谓“震谷”，是藏戏唱腔的特殊装饰颤音技巧，不经过特殊的长时期的训练，是不容易掌握的。王老师对“震谷”作了深入研究，充分肯定了它在藏族歌唱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针对它发声中存在的弊病，精选多首典型的藏族民歌作练习曲，指导我用气息支持歌唱，使喉头和声带活动自如。经过反复练习，我逐渐感到气息畅通，声音灵活。第一个试验就这样获得了成功。王教授为我制订出一个又一个更高、更科学的教学计划，经过长期艰苦训练，我练就了一副优美圆润、洪亮委婉、具有浓郁藏族韵味的好嗓子。

　　我最早的成名曲《翻身农奴把歌唱》，是1959年为一部纪录片所唱的主题曲。这个歌是这样的，他们北京新影制片厂拍了一个大型的纪录片《今日西藏》，纪录片里都是反映西藏的，从西藏的过去到民主改革，这个里头要用这样一个歌，他们写了一个歌，他们希望最好能够由藏族同志来唱这个歌，后来他们知道我在上海学习嘛，电影制片厂就跟学校联系，能不能叫我唱，后来王品素老师说可以。老师跟我说了以后，我跟老师说，老师我不会唱那个，汉语那么多。老师说没事，我给你一句一句教，一定会教好的。老师就开始教我。就是这样的，然后会了以后，就到北京，在当时那个新影厂吧，在他们那里录了音。

　　后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这样的，很有意思，它不是我首唱的。差不多1962年，这个歌任桂珍老师唱了，我一听这个歌这么好，特别是我对这个歌词，感受非常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是我自己想说的话。我就跟王老师说，我想唱这个歌，老师一笑，她说你怎么想到唱这个歌？我说这个歌，我很喜欢。她说喜欢什么？我说喜欢这个歌词，我说歌词它表达出我对党的感情，我想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里头表达了出来。我说“旧社会鞭子抽我身”，虽然我的身上没有，但是我亲眼看到我们好多藏族的农民们，身上有这个，我都看到了。然后就是“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我说我自己的路子有点像这样走过来的，我说共产党来了以后，看到共产党派来的那些解放军，他们的行动，他们对我们的爱、感情，我都想表达出来。后来老师说那行吧，上课不可能，你下去先练一练看看，然后下次上课的时候，我听一听。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连汉语都说不利落的我为什么要唱一首汉族创作的歌曲，但是老师懂得我的心思。王品素老师费了不少周折给我找到了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我抠汉语歌词，还请到了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来听我的演唱。结果朱践耳和王品素老师一样被打动了。到了给学院汇报演出时，我的演唱一鸣惊人。后来，在1963年举行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我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结果反响很好。我刚开始唱的时候，自己有点控制不住了，我眼泪都出来了。这个歌唱完了以后，上海广播电台，那个时候没有电视，都是广播电台录音的，录音了以后全国都放，而且放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很感动。这首歌，我从学生时代一直唱到现在，唱了将近50年，始终没有放弃过，因为我自己想说的话，在这首歌中都能够说出来。

　　1963年，国家筹备庆祝国庆15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当时我正在参加一个大型歌舞演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看了，很喜欢我的演唱。周总理说，《东方红》的演出最好有各民族的演员，在各地的一定要调回来。于是，被选中的我作为从西藏走出来的第一代歌手来到了北京。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与观众见面。我在《东方红》中演唱了《百万农奴站起来》。演出结束后，毛主席接见演员代表，我就坐在他老人家的身后。当时，周总理看到了我，就介绍给主席，告诉主席我就是刚才唱《百万农奴站起来》的藏族姑娘。主席回过身，微笑着向我问好，然后把手伸向了我，我一下子握住了主席的大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主席的手特别大、特别温暖、特别有力量。主席握着我的手教导我要好好唱歌，要为西藏人民多作贡献，我当时兴奋得眼泪不停地流，根本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所有的演员都争相和我握手，他们认定我的手上还有主席传递的温度。

　　参加《东方红》的演出后，1965年，28岁的我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我没有去北京或者留在上海，而是回到西藏，是周总理对我说的一些话使我作出了这一决定，我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演完《东方红》后，亲自抓《东方红》制作的周总理在上海和我见了面。总理说，你现在毕业了，怎么样？我没吭声。总理说，你还是回去吧，回西藏吧，因为西藏需要更多的你们这样的干部回去做工作，你也是不例外的。他说，你是搞歌唱的，藏族歌唱家，歌唱演员，你回去了以后，可以更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你是唱藏族民歌的，唱好藏族的民族歌曲，你不能离开你自己的土壤。我说行，我说我回去。我知道来内地，生活条件和其他方面都比较好，我也懂得有些人完全是出于爱护我、关心我。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想离开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壤。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歌唱演员，就更加应该在自己的家乡扎根，这样会更好一点为家乡人民服务，为全国人民服务。那时我就想，一定要为西藏、为人民歌唱一辈子。

　　回到西藏之后，我进入了西藏歌舞团。几十年里，我几乎走遍了西藏的每个角落。那时候在西藏也是天天在下乡，尽量在村里头发挥得更好，我们什么农田、牧区都去过了，我觉得非常愉快，而且我觉得自己能够得到我们广大的藏族同胞认可，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池雨花/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