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夏，延安召开了文艺界的座谈会，毛主席做了极为重要的讲话。我年龄小、资历浅，还没有资格去参加那样的盛会，我们“鲁艺”的许多同志都去参加了。谁也没想到，5月30日那天，一个身着普通制服、两膝打着补丁的中年人，来到了我们“鲁艺”师生集合的院内，他就站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突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顿时惊呆了，原来，他就是我们心中最敬仰的毛主席！他怎么来了？而且是这样朴素，就和我们大家一样。我傻呆呆地望着他膝上的补丁，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毛主席笑吟吟地挥手致意，让大家坐下。他的语调是那样亲切平和，他所讲的内容，深入浅出，而且极其生动，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全场静极了，他话音琅琅地说：“……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到‘大鲁艺’中去……‘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他还用大树和豆芽菜，来比喻提高和普及的关系，说大树是从豆芽菜一般高的树苗苗长起来的，不要瞧不起豆芽菜。

　　那天，我印象极深的还有，毛主席引用柳宗元的《黔之驴》的故事，说明不要高居于群众之上，自以为了不起，“当群众看清你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你就吓唬不了他们”，说这不过是“黔驴之技，技止此耳”。毛主席边说还边做出动作，形容驴踢腿的样子，引来了大家由衷的笑声。就是在这样与大家亲密无间的谈话中，把你的思想点透了、提高了，并把你的感情点燃起来，使你一定要到“大鲁艺”中去。他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亲自送到了“鲁艺”广大师生的心坎儿上。

　　不久，王大化、李波、羊路由、安波、贺敬之、刘炽等首先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到百姓中搞起“新秧歌运动”，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演出队每到一处，漫山遍野坐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黑压压的一大片，欢乐声回荡在山谷四周，响彻在九霄云天，盛况空前。后来，我们非常荣幸地在枣园为毛主席和他居住地的群众，演出了根据当地风俗结合时事编排的“新秧歌”，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1943年12月，“鲁艺”又组成文工团，由张庚同志率领去绥德专区农村等地一边学习、一边演出。根据当地群众斗争生活，我们集体创作了多幕秧歌剧《惯匪周子山》。当时，剧本写出来了，角色分配了，但却排练不出来，艺术效果出不来，大家真泄气了，急坏了导演，苦坏了演员。幸好毛主席的教诲言犹在耳，“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大鲁艺’的老师”，我们的领导和导演张水华、王大化等人决定邀请当年参加这些斗争的农民干部申红友来参加排练。他哪里搞过导演工作呀？怎么会排戏呢？谁知，他竟能那么自如地点拨你，教给你怎样生活在农村地下斗争的规定情境之中。例如听到敲门声，要带着警惕的心情去判断，听出是暗号后，才去开门但也要小心不被敌人发现……他又教给你可以用盛米的斗，来遮住手中的油灯亮光，以免暴露目标……就这样一下子整场戏活了起来。记得《惯匪周子山》带回延安演出时，受到了广大干群的热烈赞赏。这次创作尽管我的角色戏份不多，但是，我认为是自己第一次比较成功地完成了对农村革命妇女形象的塑造。

　　在“鲁艺”去绥德的同时，民众剧团到关中，西北文工团去陇东，青艺、部艺去三边……作家艺术家纷纷沿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定的革命文艺方向，投身到“大鲁艺”中去，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革命文艺事业空前繁荣。以后整个解放战争阶段，大家都是自觉地沿着这个方向，创作出大量生动、活泼，为民众所喜爱并为革命战争服务的优秀作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仅在文学方面就有《白毛女》、《血泪仇》、《红旗歌》、《小二黑结婚》等20余部人民文学丛书出版了，这些作品在五六十年代，甚至到了现在，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我主演的电影，比如《白衣战士》、《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等，之所以大家会记忆深刻，就是因为我们真正深入到每个具体环境和具体人物中，真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生活，才能那么感人至深。

　　因此，我认为，我国文艺战线上不断取得优秀成绩，都是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正确方向分不开的，是毛主席的教导，以及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发扬和不断深化，才使我们文艺事业有了如此繁荣发展的局面。

　　如今的“大鲁艺”就是我们伟大的现实生活，走进“大鲁艺”就是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拜人民群众为师，为人民群众服务。近几年，我也欣喜地看到《唐山大地震》、《钱学森》等一系列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也充分证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是文艺创作的灵魂。

　　尽管70年过去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我至今铭记不忘。因为实践证明，“大鲁艺”——也就是广阔的现实生活，永远是我们文艺创作不枯竭的源泉，广大人民群众是永远值得文艺工作者尊敬的“大鲁艺”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