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铁骊导演是我国“第三代”导演中的杰出代表，与著名导演谢晋并称为南北“两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之间，“两谢”驰骋中国影坛，为中国电影谱写了多少可歌可泣的篇章！谢铁骊是经过战争洗礼的。跟随其长兄到苏北参加新四军，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时，谢铁骊只有15岁。之后，他参加战地抗日剧社，担任新四军三师十旅文工团中队长兼戏剧教员。1949年后进入电影界。谢铁骊称得上是党和人民自己培养起来的导演。

　　谢铁骊的逝世使中国电影界失去了一位从战争年代走来、有巨大艺术成就、令人尊敬的艺术家，也使“第三代”导演几乎归于历史。斯人远去，我们如今纪念他不应仅仅是眼泪与悲痛，最有意义的纪念是要继承他的品格，发挥他的精神，思考他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精神遗产。

　　电影大师谢铁骊的艺术之路

　　□ 章柏青（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谢铁骊生前照

　　“为民请命”的勇气与担当

　　谢铁骊最可宝贵的品格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与艺术的追求那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他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为民请命”的人。“文革”之初，谢铁骊因《早春二月》，在电影界最早接受批判。之后，江青考虑他的导演才能与清白历史，让他拍摄革命样板戏。1970年，谢铁骊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接受“再教育”，工人向他反映很久没有看到新故事片了。当时，谢铁骊已是拍了5部样板戏的导演，工人的话却激起了他的强烈共鸣。他深感样板戏不能永远也不能完全占领银幕，便与成荫、钱江导演一起，给周总理写了报告，反映了工人的要求，提出了拍故事片的建议。报告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在1973年元旦与电影界人士见面会上，周总理批评了7年没有故事片的“大缺陷”，要求在3年之内“把这个空白填上”。谢铁骊深知自己此举会得罪把持电影界的江青，但他说“为了中国电影走上正道，我不怕”。

　　果然，不久他响应周总理号召拍摄的表现女民兵建设、保卫海岛的影片《海霞》便被江青、于会泳一伙以所谓“违反三突出创作原则”的罪名打成“黑线回潮的代表作”，拷贝被封存，还声称要对创作人员加以查处。谢铁骊与《海霞》摄制组面对压力，毫不屈服，并向党中央、毛主席申诉。围绕着《海霞》而展开的政治斗争，谢铁骊前后坚持了一年零八个月，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谢铁骊导演在斗争中显示的坚定信仰与不屈意志，是中国电影人的莫大骄傲。

　　不断创新的探索精神

　　谢铁骊另一品格是艺术上的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1961年，谢铁骊在拍摄完故事片处女作《无名岛》之后导演的《暴风骤雨》中便初显了他艺术创作上的大家风范。《暴风骤雨》原是周立波描绘解放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不仅反映的社会面广阔，且人物众多、事件复杂、情节波澜起伏。谢铁骊采取删繁就简，从大处落笔，集中矛盾，浓缩情节，努力围绕人物性格刻画的艺术手法，使得完成后的影片，整体上具有雄浑的气势，又不乏细腻的笔触。

　　谢铁骊在艺术上真正的成熟之作是1963年导演的《早春二月》。这部影片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真的犹如天外之物。这不仅因为影片的主题与那个年代提倡的阶级斗争主题离得甚远，它展现的是一种温暖的人道主义精神；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更是那个时代唯恐避之不及的苦闷彷徨的知识分子。然而，谢铁骊却用细密、冷静、抒情的镜头语言，真实表述了大革命失败之后这类知识分子理想破灭的必然性，以含而不露的艺术手段预示着光明与未来正朝着他们走来。影片以选材、构思的独创性，人物性格塑造的丰富性与电影语言的别具一格，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永恒的经典。

　　上世纪80年代之后，谢铁骊已过天命之年，他艺术探索的步伐仍未终止。1980年拍摄的《今夜星光灿烂》是谢铁骊对战争题材电影的另样探索。谢铁骊打破了多年来革命战争题材影片形成的陈旧模式。比如，凡写战争总是敌我对阵，故事构思总是以一种军事思想为统帅，开头、高潮、结尾，包括人物的设置、情节的展开、敌我力量的冲突，都极其近似，最终都走向对一种战略决策的体现与解释。谢铁骊在《今夜星光灿烂》中无论是主题表述、情节建构、艺术表达都力求出新，于是，我们在影片立意上看到，导演抓住的是过去与现实的交流，当代人对历史的感受与思索；在人物处理上，面对一群刚满18岁的战士，力求将他们的个性写得单纯、透明；影片将写实与诗情结合在一起，犹如一首有着“淡淡抒情风格的散文诗”。这部影片成为中国战争题材影片别样的经典。

　　

　　电影《早春二月》剧照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谢铁骊是对名著改编最多的导演。1989年，他历时5载，将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搬上了银幕。这部长达6部8集的影片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地对《红楼梦》一书的电影改编。电影在体现原著虚实相生、含蓄蕴藉的艺术特征方面，显示了导演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高雅的文化品位。

　　谢铁骊尤对“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情有独钟。除根据柔石小说改编的《早春二月》外，尚有据张天翼小说改编的《包氏父子》，据郁达夫小说改编的《金秋桂花迟》，都是他自己任编剧。在改编、拍摄《金秋桂花迟》时，谢铁骊已是70高龄。他的艺术探索精神依然昂扬激越。他伏案数月，从郁达夫的小说《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薄奠》等作品中提炼故事。郁达夫的小说往往将当年知识分子那种既反抗现实，又颓废消沉的情绪纠结在一起。谢铁骊细心剖析着这种复杂心理，终于完成了一部以人物心理带动情节流淌，反映那个风雨如盤时代的优秀作品，为文学巨匠郁达夫诞辰10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在新时期，谢铁骊还导演了历史题材影片《知音》，现实题材影片《大河奔流》《清水湾，淡水湾》《天网》，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月落玉长河》，根据蒲松龄《聊斋志异》改编的《古墓荒斋》等，均各具特色。

　　作为从战争中走来的电影导演，贯穿谢铁骊一生的是他的学习精神。谢铁骊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抗日，他晚年在回顾自己的人生轨迹时，再三提到学习与思考的重要性。当年在战争的间隙，他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攻读文学名著，尤爱读现当代文学作品。后来，他系统地学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理论。谢铁骊认为，创作者首先要向生活学习。在选定题材拍摄之前要先问一下自己，对这一题材有没有生活体验。他之所以选中柔石的小说拍摄《早春二月》，除了小说本身感人，更是因为他熟悉萧涧秋这类知识分子，“引导我参加革命的哥哥身上就有萧涧秋的影子”。他选中小说《包氏父子》也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与环境同他少年时代接触过的人和环境十分相似，能引起自己的创作冲动。

　　谢铁骊曾经给《电影艺术》杂志写过一篇创作谈，除了强调向生活学习，便是强调向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品的理解，一是作品要真实，二是要抒情、要有意蕴，三是要着眼于大众。但谢铁骊并非是一个恪守传统的导演。如果仔细考察他的所有艺术作品，将发现他作品的社会意识与艺术观念固然与大多数老一辈艺术家一致，但他的影片在艺术风格、艺术手法上却具有诸多现代电影的特点。在创作上，他善于抓住题材特点，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如赋《暴风骤雨》以质朴与凝重，赋《包氏父子》以讽刺与幽默，赋《大河奔流》以深沉与厚实，赋《今夜星光灿烂》以诗与激情，赋《金秋桂花迟》以哀而不伤的情怀……在叙事上，他力求摆脱中国电影用情节讲故事的创作习惯，注重镜头与色彩，渲染情绪与气氛。谢铁骊曾经说，他的美学思想是不拘一格，中外古今，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这是他几十年坚持学习的经验之谈、肺腑之言，也是使他成为我国老一辈艺术家之中，既坚持传统，又坚持革新的佼佼者。

　　　　谢铁骊导演离我们而去了，他为中国电影艺术所呈现的无所畏惧、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探索精神，将永远鼓舞电影人奋发向上，为中国电影业的繁荣拼搏不息。

　　新四军小兵本色不改 屡受磨难矢志不渝——回忆采访谢铁骊导演点滴 

　　□ 本报记者 吴月玲 

　　

　　电影《海霞》剧照

　　到谢老家采访过几次，每一次给他打电话，我都有点忐忑，不知道谢老是否会接受采访，毕竟谢老时任中国影协主席，还是有名的大导演。可每一次，他都爽快地答应，还详细地告诉我是坐单号还是双号电梯。

　　谢老从小参加革命，所以直到他成为导演，革命者的气质都从来没有变过。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是长他16岁的哥哥谢冰岩，长兄如父，他对哥哥是又敬又爱。当时，我还采访了93岁的谢冰岩老先生。两位谢老先生回忆起年轻时的事，如数家珍。

　　经受革命战火的洗礼

　　谢铁骊在7岁还没有上小学前，只有小名。因为属牛，家人都叫他牛弟。到该上正式学校的年纪，谢家父母也为起名而烦恼，干脆让哥哥帮起名字。其时，谢冰岩组织“淮阴暴动”暴露后被捕，被判以无期徒刑关押在淮阴监狱。谢铁骊去给哥哥送饭时，告诉哥哥自己开春后入学，需要一个学名。受过十年私塾教育并在监狱中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谢冰岩，为弟弟起了个既带有儒家“齐家平天下”思想又有激进革命理想的名字“铁骊”：“铁”意为铁骨铮铮，表明即使进了监狱，也要和国民党斗争到底；“骊”是《诗经》中提到的，一种黑色的能走远道的小马驹。谢冰岩希望弟弟能像孔子一样游说四方，闯荡全国，宣传革命思想。

　　按哥哥的说法，谢铁骊是个精力过剩的小孩。在乡下外婆家，他曾经把陀螺甩到屋顶上，陀螺掉下来又砸到自己的额头；放鞭炮，放到右耳听力出了问题；在哥哥关押的监狱里玩耍，踢毽子。他闲不下来。1937年日军轰炸淮阴城，谢铁骊的家和学校都被夷为平地。失学后的他参加了儿童团救亡的宣传活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等活报剧，慰问伤兵。

　　1941年谢铁骊从淮海干校毕业后，分到淮海剧社当演员。根据地不断扩大，淮海剧社先后吸收北方部队的战旗剧社、华中鲁豫剧社的同志，规模越来越大，谢铁骊也从普通演员成长为文工团的中队长，由演员到能编能演。抗日战争胜利后，剧社隶属的第三师要向东北挺进，但骨干要留下重组文工团，这样谢铁骊又当了五年文工团团长。他们在解放军进城后，计划演出话剧《李闯王》，这部话剧需要二三百人撑起来，在谢铁骊的统筹安排下，仅用40多人，就把这出戏演得十分热闹。看戏的战士们都以为文工团有好几百人。一听到只有40多人时，大家纷纷夸他们是以一当十。

　　1945年后，战争的扫尾工作如掩埋尸体也由文工团担任。惨不忍睹的尸首，开始会令谢铁骊害怕，“可一想到烈士与自己有着共同的阶级感情，一想到身为文工团团长的我不能退缩，就什么也不怕了”。谢铁骊说，最初同志的尸体用棺材装殓，后来用门板。淮海战役打响后，找不到木材了，只有用布。战斗越来越激烈，每个烈士布的用量也从一匹、一匹半往下降，因为牺牲的人太多了。谢铁骊遇到最惊险的事是淮海战役后期打下上海，国民党第51军军长王秉钺被俘，作为俘管大队队长的谢铁骊乘坐原51军军部司机开的吉普车将王秉钺押送到第9兵团司令部，司机当时还给已经成为俘虏的王秉钺敬礼。二十岁出头的谢铁骊一点没觉得害怕，只带了一名警卫员和一把枪。他说：“要是司机和王秉钺联手的话，两个人一把枪，我们很难制得住他们。”

　　

　　谢铁骊在电影《红楼梦》中指导刘晓庆表演

　　宠辱不惊的“小诸葛”

　　战火的洗礼，锻造了谢铁骊宠辱不惊的性格。他改编导演的《早春二月》在“文革”前就被打成了“大毒草”，虽然当时不免郁闷，但是他后来回想起来，也未必是件坏事。“因为成了受批判的‘黑标本’，所以《早春二月》的上映反倒非常广泛，而且没有进行修改。”

　　“文革”中，谢铁骊被定为“黑帮干部”，时常遭到红卫兵们的拷问：“你自己老实招供，有几项罪名？”谢铁骊没好气地对他们说：“我拍了‘大毒草’《早春二月》，这还不够吗？”《早春二月》带来的不幸算是他人生中较大的挫折了，但这也难以在他心中留下什么痕迹。因为他总是想起哥哥的入狱经历。5岁时，他和家人被架在东屋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的房间被查抄了。7岁时，他常到监狱给哥哥送饭。顶着满头虱子的哥哥自如地干着自己的事，犯人做馒头时，谢铁骊还吃过专门为他做的小兔子馒头。哥哥对待生死的态度已经印刻入他幼小的心灵。

　　共产党员的本色体现在谢铁骊对待矛盾的态度一直是实事求是，遇事不爱发牢骚，做事细致周到，在北影厂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小诸葛”。虽然在“文革”中，谢铁骊导演了几部样板戏电影，但也经历了残酷风雨的吹打。1975年拍摄完成的彩色故事片《海霞》，先是被冠上违反“三突出”的帽子，再后来被定为“文艺黑线回潮”，在邓小平同志的帮助下，《海霞》得以上映，但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谢铁骊也受到牵连，被专案审查。期间，谢铁骊的青光眼病两次发作。20个月，谢铁骊一直在受批判和审查，他甚至做好了被送去北大荒劳教的心理准备。

　　谢铁骊说，因为拍了几部样板戏电影，而且这几部电影都是在江青的领导下进行拍摄的，江青对他的才华还是认可的。于是就有人劝他给江青写个悔过书，认个错，兴许会放他一马。谢铁骊说自己坚持不写，“因为我没有错，本来是艺术问题，却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

　　谢铁骊说每次填写履历表的时候，在学历那一栏，总是写上小学文化水平。他1945年才第一次看电影，能成长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导演，大家都说这与他的勤奋无不关系。1950年，谢铁骊在表演艺术研究所任教员，可是之前他并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这就促使他更加努力地充实自己。他看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书，现看现学现卖。他当时的月收入是42元，大半都用来买书了，如《契诃夫小说选集》《鲁迅全集》，不久家里的书就摆满了四个书架。谢铁骊的爱人王遐在中影工作，他们住的就是中影的宿舍，看国外的参考片很方便。他看参考片，一般看三遍，第一遍看故事内容，第二遍看电影的结构，第三遍看人物和节奏。从国外的优秀影片中，谢铁骊默默地学习探索着。

　　谢铁骊对待电影一丝不苟，《早春二月》被誉为中国最优美的电影，江南风光功不可没，光是为选一家茶馆拍外景，他们就花了两个星期。谢铁骊到了苏州的许多茶馆看景都不满意，最后他看上了一家快塌的茶馆，因为那儿在二层有茶座，窗外就是大运河。他们专门请市政部门加固维修后使用，最后这个景在电影中只出现了四五个镜头。为了影片开头一分钟左右的一段评弹，谢铁骊请了苏州评弹团的所有演员到驻地，请他们现场演唱。谢铁骊再三斟酌，选了一位女演员唱祁调，带有幽怨的情感，影片中的这段评弹一下就能把观众带回到那个时代。

　　不能不提的是谢铁骊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红楼梦》。拍《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制，对导演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挑战。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拍片子不用加班、不用熬夜，而且在三年时间里完成了6部8集的量。谢铁骊说，拍内景戏，他一般都控制在每天8小时的工作量，在棚里拍到上午11点半，吃完午饭后，下午1点半准时进棚，中间还可以休息一下，到下午6点结束，而且一般都可以提早结束。晚上，剧组各部门可以准备第二天的工作。关键是他作为导演，要在头天晚上把第二天的工作考虑好，第二天一上班就把摄影、照明等主创集合在一起，把当天要拍摄的镜头讨论一下，大家心中有底，工作起来效率特别高。谢铁骊在为《红楼梦》选演员的时候，特意选了不少戏曲演员，他说：“这些演员习惯穿着古装，表演也会比较自如。但他们得改掉戏曲中程式化的一面，保留三分舞台上的东西，其余七分就要像在生活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