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演百场话剧的“话痴”、公益广告的明星代言人、全国政协委员中的提案大户……他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濮存昕。

　　话剧是天大的事 

　　见到濮存昕，是在人艺一个小房间里。只见一米八大个子的他快步走进屋里，微微一笑坐在椅子上，年逾60岁，仍风度翩翩、沉稳从容。“下午还有话剧排练，采访可能得压缩时间。”濮存昕抱歉地说。

　　认识濮存昕的人，都知道话剧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作为一名“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濮存昕从艺30多年来，主演了《雷雨》《茶馆》《哈姆雷特》等数十部话剧作品，饰演了李白、大将军寇流兰、常四爷等众多角色。他一年演出话剧100多场，被同行称为“话痴”。即便是当年父亲病危抢救时，他也坚持白天守病房，晚上赶回剧场，没耽误一场戏。

　　濮存昕和话剧结缘很早。1953年，他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家庭，父亲苏民是人艺的话剧导演和演员。上世纪7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满腔热血的濮存昕喊着“保家卫国”的口号，自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那时候我们放马、种地、架电线、演样板戏、抢险救灾……”回忆起知青年华，濮存昕手舞足蹈。1977年濮存昕回到北京，顺利考入空政话剧团，当上了文艺兵。上世纪80年代，濮存昕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话剧演员并涉足影视圈。

　　在电视屏幕上，濮存昕因为《英雄无悔》《光荣之旅》《与往事干杯》《闯关东》等电视剧而深受人们喜爱，但最让濮存昕牵挂的，还是那一方小小的话剧舞台。

　　“人艺是个有传统的地儿，演戏要传承前辈们的好传统，再生出一些新东西。直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加上观众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才让我能一年100多场地演下来。”濮存昕说，就像知青割麦子，面对一望无际的田垄，还要继续努力，争取割到头儿。

　　从2003年起，濮存昕担任了人艺副院长。濮存昕谦称自己不是一个管理型人才，但对话剧和剧院的创新，他有着自己的坚持。“人艺的发展要兴文学。”濮存昕说，人艺不是一个娱乐性、商业性的剧院，30多台文学性突出的保留剧目是我们的优势和财富，不能像老熊掰棒子那样演一个扔一个。

　　濮存昕提出，剧院的改革发展，一要完善和设置人才培养和流动机制，调动、激发和呵护真诚；二要设立基金，让资金在有监管的情况下使用合理、为艺术所用。

　　演了大半辈子戏，濮存昕对“戏如人生”也有了更深的体会。“老一辈演员有个说法，好的戏是自己没有使招，别人八仙过海地亮相。别人的戏也是自己的戏，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演员要悟到这个份儿上，才算是摸到演戏最后的门。”在《蔡文姬》《天之骄子》等话剧中，他托着一群年轻后生崭露头角。他说：“舞台的中间是人家站的，舞台的两边是我站的。”

　　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部部叫好叫座的电视剧和话剧作品让濮存昕俊朗、正气的形象深入人心，也给濮存昕带来了明星效应。濮存昕说自己受益于改革开放，目睹了几十年的社会巨变，他始终在寻找报答社会的方式。

　　2000年，濮存昕接拍了卫生部有关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并受邀出任预防艾滋病宣传员。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推动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工作，并身体力行与艾滋病患者接触，走进他们的家庭，呼吁社会关爱艾滋病患者，消除对患者及其家庭的歧视。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在2003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在公共场合推广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宣传广告的提案。有关部门迅速落实，在全国多个机场摆上了公益广告牌。北京、上海等中国多个城市的公交车站也换上了艾滋病防治公益广告。担任预防艾滋病宣传大使多年，濮存昕颇有心得：“预防艾滋病工作分为三块：宣传和教育，实际上是防火；医疗和科研，实际上是救火；关爱和反歧视，实际上是扫尾。现在我们做的是前面和后面的工作，要让艾滋病这个话题成为公开话题，如此才能取得更多改变。”

　　濮存昕致力于公益的脚步和范围，还在不断加大。他先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救助被拐儿童、保护江豚等提案，并担任禁毒义务宣传员、无偿献血义务宣传员、中国红十字总会理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等，还在中国青基会设立“濮存昕爱心公益基金”，帮助贫困的艾滋病家庭以及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

　　对濮存昕的公益行为，有人不解。但在濮存昕看来，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太渺小了，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上，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

　　在艺术和公益之间，濮存昕悟出了很多相同之处，“身为一个演员，要保持柔软、开放的状态；做公益也要秉持一种平等、平易的态度。做公益也是一门艺术，它和艺术的本质都源自对这个世界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