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演员，濮存昕算得上圈里的异类，他身上承续着北京人艺老一辈艺术家为人为艺的传统，低调、平和、戏比天大。近年来他逐渐远离曾令他获得巨大声名的电视圈，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姿态在戏剧舞台上演绎着人生百态。
另一方面，濮存昕又有非常高调的一面，自从2000年11月接受卫生部邀请成为第一位“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十一年时间他持续活跃在艾滋病宣传以及救助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公益活动中，并陆续担任“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无偿献血形象大使”等公益代言人，可以说“公益”早已成为濮存昕演艺事业之外最鲜明的标签。当下中国，各类公益活动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既有广大民众参与公益的热情，一些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也面临各种质疑。公益，更加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和理性的思考，所以特别采访濮存昕这位中国公益事业的资深参与者，请他聊聊十余年来公益路上的思考、转变与领悟。
把我生命的几秒钟给你
第一次在公益活动现场见到濮存昕，还是去年7月濮存昕爱心教育基金资助的“北大荒——北京希望之旅夏令营”开营式上。在一间宾馆的会议室，没有主席台，只是整齐地摆着十几排木椅，前面空出一大块儿活动区域。在场内忙碌筹备着的都是年轻时到过北大荒插队的老知青，彼此间很是热络熟悉。置身其中好一会儿，才注意到濮存昕，他头戴棒球帽、穿一件普通的灰色T恤，随意地坐在靠近过道的位置上。除去一双发亮的眼睛，整个人明显卸去了舞台上的光芒，正和身边人聊着家常。这儿就像一场普通的老友聚会，一点儿也没有惯常公益现场的仪式感。
晚7点活动开始，来自黑龙江宝泉岭农场的几十名优秀初高中学生们蹦跳着进入会场。一些活泼的孩子好像早知道会经过濮存昕的座位似的，有直接扑上去拥抱的，也有伸出手掌来个响亮的击掌的，濮存昕瞬间来了精神，满面笑容地一一互动着，这份儿热情与热闹让原本简单的会场顿时有了气氛。
孩子们是当晚绝对的主角，他们坐在最靠前的位置上，轮流上前或表演或参与游戏。3个多小时里濮存昕始终腰杆挺直地坐着，不时地大声叫好鼓掌，即便大多数时间里没人会留意，可绝不敷衍，心神都聚集在孩子们身上。
活动接近尾声，所有孩子几乎是一拥而上要求合影签字，只见濮存昕被一大堆小脑袋挤在中间，一边龙飞凤舞地在笔记本、T恤、背包上签着字，一面还随时照顾着拿着相机的孩子的镜头，“看这里，看这里。”一个孩子叫着，他就努力将脸从身边孩子的包围中探出去，冲着镜头给个大笑脸。和孩子的合影更别提了，有要求配合姿势摆造型的，有两三人合照完了再单独照的，有求必应。
眼看着一个个孩子舒展着小脸儿，心满意足地拿着签名回去了，工作人员又上前商量起随后几天的一些细节安排，等到终于找到空隙和濮存昕提出采访要求，已经接近夜里12点。近距离一观察，刚才还精神满满的濮存昕满眼血丝，明早还要赶到外地演出，只能简短地问上几句，另约时间再谈。当晚他说的这样一段话让笔者印象很是深刻：“我知道不能陪孩子天天玩儿去，今晚上我一定得满足他们，签到最后一个，我才能走。签名是干吗的，写在上面就完事儿了吗？不，签名是人与人交往中的一种心态，请你把你生命中的几秒钟给我，当面签，当面递给人家，只能为他们做这点儿事，就诚心诚意去做。”
不知道在濮存昕出名后，尤其是参与到公益活动之后，这样的合影、签字他重复做过几千次几万次。在这个并没有摄像机镜头关注下，这样一场由他发起，已经持续5年，并不为人熟知的小型公益活动中，他将自己5个多小时的生命热诚地献给了来自“第二故乡”(濮存昕语)的孩子们。
正是基于这个晚上的所见所感，当后来笔者陆续采访卫生部、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及濮存昕爱心教育基金会的相关负责人，能够很自然地理解听到的这些细节。比如他单膝跪地配合受救助儿童表演节目；比如他曾经在一年内参加近一百次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各类活动；再比如当很多人对艾滋病致孤儿童讲周围这么多爱心人士为你们捐钱捐物，你们一定要感谢他们，要学会感恩，而濮存昕却讲：我和你们走到一起，大家都是互相支持，我能做的只是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陪你们走一段路。
“有时也觉得我个人能力太小了，你费这么大劲儿，讲一天、半天儿的，他万一扔到脑后呢。但这事儿都得慢慢地做。”
您投身公益有十多年时间了，算是中国公益事业的先行者吧？
濮：一定要排斥这样的说法，我就是参与者，比我早的有很多。而且公益不是这几年的事，老早就有。不过现在是从整体的社会风尚层面出现了，就是大家伙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了。原来都没能力，早前我还挺穷的呢，我直到27岁才提干，每月才挣三十多块钱工资。在这以前，战士津贴费最高只有十二块钱。
我是碰到一好时候，中国的传媒是改革开放最突出的行业之一，发展最快、社会成效也好。到了上世纪90年代忽然间拍个电视剧我就出名了，从那时候开始，广告来了。坦白地说，广告就是你把形象给人家了，人家一下就给你这么多钱。你是有能力做事情，舒舒坦坦做点儿事情，也特别自然。
忽然而至的名利肯定也扰乱了您的生活，参与公益是不是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平衡一下？
濮：对，突然间生活状况大大好转，可以买房了，换一辆好车，之前就一辆二手的小破车，演了《英雄无悔》之后才买了辆切诺基吉普。你自己的生活解决之后才有能力顾及他人。我之前还有怨气呢。记得有一次参加企业活动，有一记者就说：哎，你是不是因为拍广告成暴发户了？听起来就很别扭，当时我有点儿不平，就问：您住单元房么？我还没住单元房呢？我蹲在公共厕所里人家跟我一个演员聊天，你说我跟人家发这种牢骚。
我接受《面对面》栏目采访时，王志曾眼对眼直瞪着我问，你做公益有什么目的(笑)，这种疑惑是很正常的。
我还碰到什么事呢？90年代中期开始拍广告，当时有一些批评，质疑不少明星都参与的某钙片广告，说明星集体缺钙，也包括我。当时还收到了观众的信件，夹着一个广告单，旁边写了批语：“不要脸！哈巴狗！人家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是很激烈的语言，第一次面对这么直接的批评，而且不讲一点情面，心里一直怦怦怦怦跳。
无论如何，这种事情会促使你去想，你是一个先富裕起来的也好，占得先机也好，你怎么才能够做得恰如其分。如王志所说，你是不是有个人目的呀？这肯定有一点。所以一切都是综合的、立体的。
2000年卫生部找我做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很自然就答应下来去做。
采访卫生部那边听说，之前找过好几位明星，都不愿意，甚至有人一听艾滋病就啪地撂电话了。
濮：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的。人家让你做个宣传，宣传就宣传呗，那时候没想到接下来这么多事儿。商业广告你能拍，让你拍点儿宣传广告，拍就拍呗。
在资料里看到，您第一次和艾滋病人合拍宣传片，这位艾滋病患者还在发着高烧，他手上还有流脓结的疤。您注意到了么，当时有含糊么？
濮：当时他已经高烧很长时间了，医生说40多天了，热度一直退不下去，还是在重病期间。别的病人都不愿意出镜，他说：“我拍，我妈我爸也不让我拍，但我愿意拍。”多好一孩子！才22岁。
那时候我已经掌握相关知识了，正常接触不会传染，而且我手哪儿也没有破损。有人说最好还是别握手了，握就握呗，他手背上有疤，手心又没有。
您拍完公益片后，接着又参加培训团，下到新疆云南等二十多个省市去宣讲。卫生部的王新伦在工作笔记中记录，2001年到2002年间，您参加的各类活动达100多次，完全是没有报酬的。为什么一叫你就去？
濮：那时候也没现在这么多事儿，剧院里戏没有那么多，就是拍戏也能倒出空档来。当时主要是参与政府培训，基本是省地一级，共青团、财政部、司法部门全都来听。我负责讲“社会参与”的必要性，前面有人讲国际形势，有人讲艾滋病病理，讲国家政策，我最后煽动下大家情绪，就是鼓励社会参与。我看重的是你所能达到的推动力，因为针对的是各级政府的主管部门，把科学的理念传播出去，这非常重要。
有时也觉得我个人能力太小了，你费这么大劲儿，讲一天、半天儿的，他万一扔到脑后呢。但这事儿都得慢慢地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这么多年，这种局面的改变就是一次一次的事儿。有时候你自己想，有什么用啊，弄个大集会，大伙儿喊喊口号，发发宣传品，然后就偃旗息鼓了。但你就得捏起拳头来，就得喊这口号，就得对社会有冲击力，影响到媒体，反正得弄出点儿动静。艾滋病宣传没有动静怎么行呢，你就去参加活动好啦，谁叫都去。
采访时听青基会的工作人员讲过一段儿你们深入到河南艾滋病村的经历，一路上所见真是触目惊心，您有什么感受？包括当地那种封闭的、力图隐瞒的做法？
濮：当时是一大批艾滋病人开始进入死亡期了，感染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免疫力下降，病毒性的疾病就来了。现在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上来了，就不用救济，我们的扶持重点也从小学慢慢过渡到中学，再到大学。
就是正视目前这种形式，有些地方过去还捂着盖着，也不让记者去，你防什么呀？重点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已经失去最早的机会了，整个社会集体负这个责任，就得大声疾呼，主管部门要负起这个责任。
当时想推进这个事情非常困难，那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儿无力感？觉得自己想做事儿，但是很难。
濮：我的角度不一样，因为我不是个体志愿者，我基本是在和政府合作。还有一个呢，作为政协委员，通过政协这个渠道做点事，我还得过优秀提案奖。提案是关于加强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几点建议。我建议在交通枢纽，把艾滋病当成公开话题去大规模宣传。这效果就不一样，从政协提案，所接受部门一下子就到达很高层，这方面的批示就管用。机场就能够登广告了，宣传语是：防治艾滋病人人有责。以前艾滋病算是禁忌话题，只要是一登广告，就变成公开话题了，全社会各方面就能合起力来做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