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济老师和我的父亲谭元寿合作多年，那时候他们都在老北京京剧团。在老北京京剧团里，当时的头牌是马、谭、张、裘、赵这些老艺术家，老艺术家们挑一个大团，我的父亲、李世济老师在当时还是青年演员，青年演员们挑一个小团，白天青年团演出，晚上头牌演员演出。青年演员们白天演出的票房如果有点亏缺，晚上有老艺术家们的票房再弥补回来，当时老北京京剧团以此作为培养青年演员的策略，这给青年演员们创造了许多实践机会，老北京京剧团当时的人才培养方针策略是很前瞻的，李世济老师和我的父亲都是在这种传帮带的精神下培养起来的，像马连良老先生就带过李世济老师演过《三娘教子》，我的祖父谭富英也带过李世济老师演过《朱痕记》，这种情况在老北京京剧团是非常常见的。

　　我的父亲和李世济老师在他们青年演员那一辈人里，是合作得比较多的。当时青年团演出《梅妃》，我的父亲演唐明皇，李世济老师演梅妃，在《朱痕记》里，我父亲演朱春登，李世济老师演赵锦堂，包括《红鬃烈马》等很多剧目我的父亲和李世济老师都合作过。他们还共同排过一出新戏《刘三姐》，我的父亲演小牛，李世济老师演刘三姐，还有现代戏《杜鹃山》（1964年版）等。我的父亲和李世济老师不但在戏里的合作比较多，在戏外，他们也亲如兄妹，尤其是我的父亲和李世济的先生唐在炘老师，两人从小在一块儿长大，唐先生给我父亲拉过胡琴，所以他们之间的情谊更是如兄弟般亲密。

　　到了我这一代，依然和李世济老师有着密切的接触，我和李世济老师合作过《龙凤呈祥》，我们俩最主要的合作还是在音配像工程中，当时要给我的祖父谭富英和程砚秋先生做音配像。李世济老师主动对我的父亲说：“咱们的年纪大了，还是让孝曾他们来录吧！”就这样，在音配像的时候，我们在台上演出，李世济老师和我的父亲在台下指导。尤其在录《武家坡》这一出戏时，李世济老师和我的父亲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地给我们磨戏，经过这一次的指点，对于这出戏，我们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两三年前，天津京剧院要复排全本京剧《牧羊卷》，李世济老师主动和天津京剧院说：“这出戏非孝曾莫属！因为这出戏原来是谭富英先生带我过，后来我又和谭元寿先生合作了很多年，现在恢复全本《牧羊卷》，由孝曾和吕洋来演，吕洋是和我学过戏的，这里面有传承的意义，也有传帮带的问题！”那时候李世济老师的身体已经很弱了，不能亲到天津去指导，但是她始终惦记着，就这样，吕洋经常跑到北京，或在电话里向李世济老师请教，吕洋再把李世济老师的意见转达给我。

　　李世济老师在艺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几十年来她对程派艺术的贡献，我不必赘述。我想说说李世济老师她在40多岁的时候就到政协来了，又当了将近40年的政协委员。我进入政协后，就和李世济老师在一个小组，两会期间，李世济老师非常认真，很少见她请假。我记得每一次大会在政府工作报告出来之后，她都会主动发言，来表达她的态度和认识。我们也知道，李世济老师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老人。在我的印象里，李世济老师无论在政治上、艺术上还是生活上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作为晚辈，我们不但要学习老一辈艺术家他们在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还应该学习他们在政治上的坚定，在生活上的坚强。李世济老师不幸驾鹤西去，除了缅怀她，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继承和发扬老艺术家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