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岁末，惊闻资华筠先生驾鹤西去，我内心万分悲痛。近年来一直关注着先生的病情，每去看望她老人家，总是被她的乐观与坚毅所感动。资华筠先生是我国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舞蹈理论家，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拓者和有力的推动者，她的离开，是舞蹈界、“非遗”界乃至文化界的重大损失。
第一次听到“资华筠”这个名字，是43年前的事，那时我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按理说，我这个出生在西北偏远地区的普通孩子在那个时候是无法有这样的见闻的。在青藏高原黄河岸边的乡村里，我如何能够知晓一位跳《飞天》《孔雀舞》的舞蹈家的名字呢？而神奇的命运将我领进了舞蹈的园地——1971年11月，12岁的我被招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舞蹈专业学习，后留校任教。在京6年多的学习与任教期间，我不断听到老师和同学们念叨一些我国著名舞蹈家的名字以及他（她）们的故事，这其中就有资华筠老师。这些舞蹈家动人的舞蹈艺术生活，对于我这个撒拉族学生而言，真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对于他们，我内心充满着好奇和向往。
第一次见到资老师，是23年前的事。那是1991年的夏季，在甘肃兰州，举办了一次西北地区“舞蹈生态学培训班”。我作为青海艺术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参加了培训班。资老师作为主讲人之一主持此次培训班，为学员们系统地讲授了舞蹈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等，并结合具体的舞蹈实践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当时我刚将主要精力从多年的舞蹈表演、创作活动转向舞蹈理论研究工作，对于如何将舞蹈理论研究与舞蹈创作实践相结合充满困惑。多年的舞蹈实践经历，让我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茫之感。而培训课上资老师第一次以“舞蹈生态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我启蒙，让我从文化角度去思考舞蹈、认识舞蹈，感受舞蹈的博大精深，这给我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也与我内心一直寻找的东西相契合。我茅塞顿开。在我由舞台生涯转向学术研究的人生关口，这次授课给了我切实的帮助，引领着我步入了舞蹈研究的学术之路。
之后，我尝试着运用舞蹈生态学方法，以舞蹈的外部形态为切入点，把握舞蹈的动律、节奏、风格，研究舞蹈地理环境、历史源流、风俗习惯等生态因素对舞蹈的内在作用，并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一文受邀参加由资老师担任主席的“舞蹈94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舞蹈节国际舞蹈会议”。这次会议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学术活动，和资老师有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在这次会议上我了解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一些情况，知道那儿有由资老师领导的一支能够与世界对话的舞蹈研究团队，研究院还有一批全国知名的舞蹈研究学者，有专门培养舞蹈研究的硕士、博士的研究生部。
也就是这一年的9月，为了报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舞蹈学硕士，我走进了赫赫有名的恭王府，开始了自己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进修生活。3年后，我毕业并留院供职于资老师领导的舞蹈研究所。多年的学习生活，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资老师，聆听她的教诲。舞蹈生态学成为我舞蹈研究重要的理论指导。我的硕士论文《西北地区撒拉族、回族、维吾尔族婚俗民间舞蹈比较研究》正是在借鉴舞蹈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上完成的。
随着对资老师研究领域了解的深入，我愈发感觉到她2012年汇集毕生研究心得出版的《舞蹈生态学》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书，但分量厚重。这部著作让我国的舞蹈这个长期以来偏重于实践的艺术学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本体化、理论化的概念、范畴，有了能够较为准确描述与深入剖析的方法。为了这一理论的完善、发展和传播，资老师孜孜不倦、执着进取。正是由于资老师的这一学术历程，她在长期的科研、教学、组织和传播过程中，十分谙熟舞蹈的情况，能从全局出发，思考舞蹈独立的学科体系性质，不断从总体上对舞蹈学科加以设计。这些使资老师逐渐成为中国舞蹈学当之无愧的领军者和引路人。
2001年11月，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至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管理处工作。工作岗位的转换，也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对资老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亲身感受着资老师作为一代名师所具有的大家风范和学术涵养。艺术研究院每年都要组织一些大型的国际、国内学术性会议，资老师常是重要的嘉宾之一。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有时她还会克服身体的不适带病出席会议。在众多的大型会议上，资老师的发言逻辑缜密，如剥春笋，一层层剥下去，越剥越细；叙述不讲空话，论证必有依据，从来不引僻以炫耀，所说的都是常见的书籍；别人视而不见，她却偏能注意；表面上听并不艰深玄奥，却能在平淡中见神奇，最后得出结论能让人觉得豁然开朗、心悦诚服。
近十年来，资老师积极投身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抢救工作，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这是一项关系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的大事。她在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方面显示出了独特而敏锐的思考，先后提出了一些崭新的理念，为加强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如“精神植被”“优质基因”“文化围城”等理念。她一再呼吁要“抢救濒危性文化遗产”，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问题提出了理念，并结合舞蹈的特性阐释具体方法。
随着我们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开展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的工作，她倡导以生态学的视野、理念引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她从学理层面廓清了被混淆的“原生态”概念，提出严格意义的原生态文化应具有“三自然”，即：自然形态——不刻意加工；自然生态——未脱离其生成、发展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自然传衍——以一种与民俗、民风相伴的特定的生活与表达感情的方式代代相传。此外，她的“关于设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化部急需增设主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司局建制”以及“加快‘非遗’立法进程”等构想和建议，都受到了高层的关注。她对探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机制、方法等多有著述，为切实有效地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虽然“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在稳步推进，有序开展，但资老师总是说，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爱之深而虑之远”，“对祖先的创造要怀有敬畏之心，对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要永葆珍惜之情，对所有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献身的人要赋予战友的崇敬，这样才能使这项工作葆有不竭的动力和强大的凝聚力，永远延续下去”。
她就是这么做的。在与资老师数十年的交往当中，我深知资老师十分喜爱青海玉树地区藏族牧民那彩袖飞舞、风驰电掣般的民间舞蹈，一直希望有机会到玉树亲眼看看藏族牧民们的舞蹈和生活，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心愿终未能实现。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特大地震，资老师得知刚参加过当年“全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演”（资老师担任艺术顾问）的玉树土风歌舞团三名藏族民间艺人在地震中遇难的消息，万分悲痛，打电话给我，要拿出6000元人民币捐给三位艺人的家属，请我亲手转交。当这些遇难的藏族艺人遗属得知捐款主人是远在首都的一位年过七旬的著名舞蹈家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连连说“尕真切！尕真切！”（藏语“谢谢”。）
从初识到从师再到共事，至今，我仍不时回想，假如没有那次兰州的培训经历，没有这么多年资老师的悉心教导，我的一生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今天会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未知数。人的机缘很是神奇，并不知道一生中会遇见什么样的老师和朋友，但是，只要你遇见一位好老师，你就一定会受益无穷！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