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摄影从这里起步
——忆“文革”后中国摄影家协会重建
陈昌谦：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第三次“摄代会”
1979年11月4日至11日，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30年摄影事业的发展和挫折，修改了《中国摄影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并决定将“中国摄影学会”更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这次大会起到了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作用，明确了新时期摄影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奋斗目标，为开创摄影事业新局面创造了条件，标志着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工作和中国摄影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国摄协副主席并兼任秘书长的陈昌谦对记者说。
与中国文联及其所属的其他全国性文艺家协会一样，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及各地分会停止了工作：机构停止运转，刊物停刊，人员下放到干校劳动。直到1978年5月，中国文联在北京召开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恢复中国文联活动，恢复或逐步恢复所属各协会（学会）的活动。同年7月，恢复中国摄影学会筹备组也正式成立，主要工作是揭批“四人帮”的罪行，肃清他们在摄影领域的流毒和影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调动广大摄影工作者的积极性，开展摄影创作、理论研究和干部培训等各种活动，为开创摄影事业新局面创造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年8月，时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的陈昌谦调到了中国摄影学会，参与了筹备组的工作。
“恢复中国摄影学会筹备组的中心任务就是筹备召开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使得学会和摄影界的工作彻底摆脱‘文革’的干扰，走上正轨。”陈昌谦说。在他的印象中，作为十年动乱后摄影界的第一次大聚会，那次的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得隆重而热烈。当时正值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致祝词，总结了过去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时期繁荣文艺的方针、政策。陈昌谦清楚地记得祝词里的一句话：“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这是对“文革”期间诸如正面中心人物要“红、光、亮”，斗争对象要“远、小、黑”，“在家想画面，现场当导演，群众当演员，我来按快门”等僵化教条、摆拍造假的摄影创作风气的有力驳正，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摄影工作者解放思想、探索创新。“这次大会上，共有12位代表作了口头或书面发言。大家热烈地讨论了摄影艺术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气氛非常活跃。”陈昌谦回忆说。
新时期的中国摄影其实早在1976年就已发端。当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群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到4月5日清明节时达到高潮，这就是史称的“四五”运动。当时，一批年轻人冲破重重阻力，拿起相机记录了这场伟大的运动。“对这场运动中的摄影行为、参与的摄影人和他们的作品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成为恢复中国摄影学会筹备组的一项重要工作。”陈昌谦说。1978年11月，“四五”运动正式平反。已于1974年复刊的《中国摄影》编辑部立刻召开了“四五”运动摄影座谈会。紧接着，12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总理为人民，人民为总理》摄影展览。陈昌谦回忆说，这个展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周总理生平和他同群众在一起的照片，第二部分是表现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罪行的各种镜头。其中后面一部分参展照片近200幅，是从2500多幅照片中挑选出来的，作者包括工人、战士、干部、学生、教师、科学家和文艺、新闻工作者。这个展览展出的照片，生动凝重，感人肺腑，受到首都群众的热烈欢迎。陈昌谦说，这都是文联系统较早反映“四五”运动的事件，很有影响。1979年3月，中国文联和恢复中国摄影学会筹备组又联合举办了“四五”运动优秀摄影作品评选活动和授奖大会，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阳翰笙亲自为获奖作者颁奖。这是对中国摄影人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的充分肯定和极大鼓励。
在恢复重建中国摄影学会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就是《大众摄影》的复刊，因为它的发展历程与时代和摄影的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一本普及型的摄影杂志，《大众摄影》于1958年创刊后，深受广大摄影家尤其是摄影爱好者的喜爱。1960年，因为国家经济困难，杂志响应中央号召休刊。“文革”以后，国门打开，一度中断的摄影国际交流活动日益增多。比如，1978年8月，加拿大摄影艺术展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1979年7月，我国首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举办的“亚洲妇女”摄影竞赛，我国摄影家魏秀金的《在苹果园里》获一等奖；等等。中国摄影人在“请进来”、“走出去”中，眼界大开，摄影激情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文革”以后，经过“四五”运动摄影活动等，打破了摄影创作中过多的“清规戒律”，人们思想解放，能拍摄的题材大大扩展，加之当时人们开始重视业余文化活动，爱好摄影的人多了起来，迫切需要一本普及型的刊物来帮助他们学习摄影。有鉴于此，恢复中国摄影学会筹备组将《大众摄影》复刊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陈昌谦。他回忆说，当时，他担任主编，集中了学会中除《中国摄影》编辑部以外的所有采编人员，并从外单位调来了一批精兵强将，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1979年7月10日，《大众摄影》顺利出版了复刊后的第一期，主要对象依然是广大摄影爱好者。考虑到刚刚复刊，稿件不是很充足，1979年刚复刊时为双月刊，1980年第一期起才恢复为月刊。复刊后内容比较丰富，文字方面有摄影评论、国内外摄影家介绍、摄影史料、摄影界动态以及拍摄技术、技巧，照相机、感光材料的介绍等；照片方面有佳作欣赏、外国摄影家作品、照相馆橱窗以及摄影爱好者园地等。同时，复刊后杂志的封面设计和装帧也费了一番心思，请了丁聪、邵柏林、张君一等专家商量，取得了一致意见：封面刊名改用美术字，封面照片用特写。“杂志出版后，果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80年代头几年，我们的发行量就达到了30多万册。可见当时人们对摄影的热情之高。有了这么好的基础，新时期以来的摄影取得长足的发展进步也就不难理解了。”陈昌谦说。
袁毅平：将《自然·社会·人》展览写入工作报告
袁毅平是一名老摄影人，也是一名老中国摄影学会人。1958年从人民日报社调到中国摄影学会后，他参与筹办了《大众摄影》杂志。到1966年“文革”前夕，担任《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主持杂志的日常工作。“文革”开始后，他被打成“黑干将”，下放到了文化部“五七”干校。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准备举行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袁毅平又从干校回到了北京，参与展览的筹备工作。1974年，《中国摄影》杂志复刊，他重新开始在杂志工作。直到1978年7月，恢复中国摄影学会筹备组成立，袁毅平又作为筹备组成员投入了学会恢复重建工作。
当时的恢复中国摄影学会筹备组组长徐肖冰和副组长孙振、高帆此前都不在学会工作。因为袁毅平对学会情况比较熟悉，又一直担任学会杂志的编辑工作，理论水平相对较高，徐肖冰就请他牵头组织起草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起草小组包括我、朱家实、邓历耕、陈之平、邹若闲、葛新德、丁遵新几个人，他们都是摄影界的名人。起草工作从1979年3月初开始，办公室设在北京西直门外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袁毅平回忆到。当时正处在大变动时代，对于“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的摄影活动，都需要重新审视、评价。为了回顾有关资料，起草小组把历届国展的图片资料，历年的《中国摄影》、《大众摄影》杂志，理论著述，领导讲话以及国内外的大型画册等，搬了几大箱到办公室，以备查阅。同时为了听取各方面意见，起草小组先后召集了四五次座谈会，当时在京的摄影界前辈和名家几乎都请到了。起草工作开始后，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发表，林默涵、周扬有关文艺工作的报告传达，中国文联和恢复中国摄影学会筹备组为“四五”运动摄影获奖者颁奖……这些新讲话、新情况都不断向起草小组提出新的信息和理论课题，大家就摄影的特性、摄影艺术的真实性、风格流派的演变、继承与借鉴、艺术民主与百花齐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许多看法当时也难以统一。因此，工作报告不得不反复讨论修改。起草小组的工作原预计为一个月，结果不得不一再拖延。“大家完成了各自的分工部分后，由我定稿，最终在5月份完成了起草任务。”
这段时期，让袁毅平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将《自然·社会·人》展览的举办写进了工作报告。
1979年4月，由部分“四五”运动摄影者自发组织的青年摄影艺术团体“四月影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自然·社会·人》第一回展，引起巨大反响。这个展览的参展作品题材以社会生活为主，形式多样，风格清新隽永，生动活泼，一扫“四人帮”时期照片的概念化、公式化习气。这次影展是对“四人帮”多年散布的“题材决定论”观点的批判，对克服摄影题材狭窄、形式单调、手法雷同和促进摄影艺术本体回归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看来，“四月影会”和《自然·社会·人》展览对新时期摄影艺术发展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当时，处于那个思想解放最初期的敏感时期，社会各界对《自然·社会·人》展览的看法却有很大分歧。本着对年轻人的爱护，恢复中国摄影学会筹备组整体上对“四月影会”和《自然·社会·人》展览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袁毅平记得，《自然·社会·人》第一回展举行的时候，“四月影会”曾邀请筹备组领导去看参展作品。当时，徐肖冰、陈昌谦和他都去了，对其中的一些作品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由于《自然·社会·人》展览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它成为谈“文革”后摄影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要不要体现？怎么体现？工作报告起草小组也连续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的看法是年轻人思想比较活跃，对于他们的行动，一是要支持，二是要引导。”袁毅平说。正是基于此，在工作报告的“展览与成就”部分，袁毅平将《自然·社会·人》展览列了进去。
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袁毅平清楚地记得，当徐肖冰在会上做工作报告，在“文革”后举办的重要展览部分提到《自然·社会·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尤其是年轻人更是激动万分。关于《自然·社会·人》的争论，至此终于有了一个来自组织上的肯定声音。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袁毅平被任命为了中国摄协副秘书长。
在此之后，袁毅平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筹建中国摄协的第一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是一次摄影理论活动的小规模预习和演练，也进一步加强了袁毅平对摄影理论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当时，摄影人的文化水平整体比较低，摄影的理论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作为一名编辑，袁毅平对此深有体会，做杂志时往往找照片容易，找稿子就比较难。于是当时就有人称摄影人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没文化的队伍”，这让他很受刺激。第三次“摄代会”后，袁毅平立刻牵头组建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开展理论评论工作，筹办理论年会。1980年初，协会开始征集论文，得到了摄影界的积极响应。征集到的论文的内容相当广泛，作者的面也很广。此次征文共收到100多位作者的118篇论文，从中遴选出了54篇编成了《1980年摄影理论年会论文稿》，会前印发与会代表以供讨论。1980年12月，第一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在北京正式召开。由于过去没有像这样集中交流的机会，所以大家都把蕴积于心的一些关于摄影的理论思考和观点倾泻而出。那次大会讨论相当热烈，大家围绕摄影艺术的特性和功能、新闻摄影与艺术摄影的关系这两个中心议题踊跃发言，十几天过去了，还觉得意犹未尽。袁毅平回忆说：“那次会议影响很大，其后全国各地都开展了类似活动，摄影的理论评论工作于是得以快速发展起来，这对扭转摄影界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新时期摄影艺术健康、持续的发展。”
（原《大众摄影》杂志主编佟树珩为本文提供了部分史料，谨此致谢。）
1979年11月召开的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场 刘建华/摄
参加《自然·社会·人》展览的部分作者合影
